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后的一天下午，政协礼堂金厅，一场激烈的讨论正在进行———
“中国正在建设的核电站技术上并不成熟，应该对核电站实行总量控制”，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说。“核电是清洁能源，中国应该更多使用清洁能源”，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则持相反观点。“交锋，绝对是交锋！”何祚庥说起中国将新建核电站的计划便激动起来，觉得自己像在“舌战群儒”。
争到激烈处，会议主持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不得不在“反核派”和“挺核派”间维持下纪律：“我们是只交锋，不争吵。”
自去年10月起至今，这样的座谈会已经办了六次，称“双周协商座谈会”(以下简称“双谈”)。时隔48年，“双谈”这一在“文革”开始后淡出的“参政议政”重要渠道又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每双周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亲自主持，党内外“内行人”就一主题讨论交锋，并将记录递交决策者。政治学者认为重启这种形式的“双谈”是中共十八大后积极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信号，对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构的意义不可小觑。
“可以打断，可以质疑，不准念稿”
重庆力帆集团质量中心成品检验部组长邹先荣在2013年11月收到了一份“双谈”参会通知，他此前没听说过“双周协商座谈会”这个说法，但还是根据座谈会主题“维护职工切身利益”准备了一篇发言稿，主要讲工友们在城市里安家却无法落户，孩子上学得交赞助费的事。
开会那天走进会场，邹先荣发现参会者只有20人上下。与他一起参会的都是“职工利益问题”的“关键人物”：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力密集大型国企老总、民企老板、劳动力问题学者、法律工作者、一线工人以及政策制定实施部门，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各个环节的人都到了。”
会议主持人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在此之前，全国政协一把手需要亲自主持的会议多为政协的程序性会议，如每年一次的全体会议，全会闭幕期间的常委会会议、主席会议等，最密集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月主持一次。而自从“双谈”重启后，俞正声每两周就要在政协礼堂中主持一场座谈。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一把手亲自上阵，对“双谈”的重视可见一斑。
据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峰向南都记者回忆，筹备期间俞正声曾就“双谈”指示，只考虑对相关专题有研究有思考，熟悉情况的人，每次十几个人，让大家充分发言。“俞正声的原话是‘只要参加座谈会，就要有机会发言’。”刘峰说。
有别于往常领导指示和一个接一个念稿的“官样程序”会议，俞正声在“双谈”一开始便切入主题道：这场会是交流讨论，不念稿，可以打断别人，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高级律师施杰也在这天的会场上，多年关注职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他在发言时提出应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为职工权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作用。他的发言很快引来质疑：工会对于职工保护不能太苛求，劳资双方都应受益———一位在座的私营企业主立即表示。
双方立场不同意见相左，施杰向南都记者表示“有质疑挺正常”，何况“俞正声主席也参与了质疑讨论呢”。据他回忆，在场一位国有企业老总表示要切实保证职工权益，俞正声接过话茬说，如果你们能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规范劳务派遣，就是对职工权益很好的保障了。
坐在一旁的邹先荣发现这会开得热烈，大家都插话，还有人边听边记，“水平高啊，问题抓得准”，邹先荣也找机会把自己准备的发言说了，“参加的人少，每个人都能发上言。”
“讨论是有，要是能辩论起来那当然就更好了。”施杰还有点意犹未尽。
重拾政协委员日常活动积极性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施杰一直是位积极的建言献策、参政议政者，每次两会前，他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专心准备提案。在当选委员六年来，他的提案和建议涉及网络、纪检监察、金融等多个领域，其中最著名的是最终写入法律的“醉驾入刑”的提案。
“政协委员的一般理解就是开全会的时候才有建言献策、发出声音的机会”，施杰感觉。
实际上，在全会上(或闭会期间)递交提案只是我国政协数个参政议政的协商平台之一。据刘峰介绍，目前除提案办理协商外，协商方式还包括三种：界别协商、对口协商和专题协商。其中，界别协商在政协内部进行，对口协商则在特定界别和对口政府部门之间进行。
无疑，专题协商拥有能够召集最广泛相关人员参加的优势。
南都记者据公开资料统计，除去政协各个专门委员会内部的专题座谈外，以全国政协名义举办的“专题协商会近年来”屈指可数。自2005年第一次举办，至今10年来一共11次，平均每年仅一次。
由于目前界别协商和对口协商两种方式并没有日常化的安排，通常只在每年的全体会议期间体现出来。因此上述数据或意味着，如果一位政协委员想参政议政，只能通过每年一次的全体会议和同样每年一次的专题协商会实现现场参与。
“双谈”的重启则打破了这一不尽如人意的政协参政议政现状，不仅专题协商这一协商平台被激活，政协参政议政的协商次数也在过去几个月内激增。
在2013年9月18日举行的全国政协第六次主席会议上，主席团审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办法(试行)，这意味着“双谈”这一形式的制度化与日常化。
施杰认为，双谈把委员日常活动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发挥出了常态化的“智库”作用。刘峰则进一步指出，政协可称为一种“超级智库”，它的协商与普通智库不同，因为它本身其实是一种政治制度，它的成员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制度上和平台上有保障，“提出的提案是必须要回复的。”刘峰认为政协的作用一旦激发不可小觑。
“我有意见直说，不讲就是我的不对”
施杰所期待的“辩论”发生在了今年1月举行的第六场“双谈”上。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和公司总经理孙丹萍就在这场以“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为主题的会议现场。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国内再次掀起关于“核电”发展的讨论。维持住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究竟该如何看待与解决能源问题？“挺核派”、“反核派”对此各执一词，但讨论多在一两个行业或同一观点人士内部进行。
查看已举行的六场“双谈”主题，除国内一直“争论不休”的核电发展问题外，还包括目前国内头等重要的“宏观经济形势”；尚存争议的“建筑产业化”；民众极关心的“城市大气污染”等等。
1月14日下午，全国政协第十一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2014年双周协商座谈会安排。据悉，“双谈”每年年度的计划安排由全国政协主席办公会议讨论后，都需经报请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主题选择则都紧扣“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课题、研究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要求。
就“双谈”的历史来看，这一开创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被中止于“文革”的参政议政形式历来都与“党和国家重大关键课题”相联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全国政协的“双谈”制度为如何创立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建言献策；据统计，“双谈”从1950年4月至1966年7月共举行了114次，“文革”开始后停止活动。但随后“双谈”在民主党派内部与社科院等智囊机构留存下来，据参加过相关会议的人士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民主党派内的“双谈”讨论的是我国国民经济关系比例失调、古巴革命、反帝反修形势；80年代谈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美苏三国纵横关系、教育现状和高考得失；90年代初则谈大学毕业生外流利弊、反腐倡廉等。而在那场关于“两个凡是”的大讨论中，中国社科院组织的“双谈”则承担了大力推动思想解放的重要作用。
回顾上述历史，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改革往往首先需要一场思想上的解放，需要相关方共识的建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为什么难啃？何祚庥认为，希望改成什么样子，什么样是好的，什么样是坏的，大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所以要讨论。“政协既然找到我了，我有意见我直说，我不讲，这就是我的不对。”
加强政协参政议政力度的先锋
由于主要准备的是关于清洁能源的发言，会上则集中讨论核电，孙丹萍没有发言，她将自己写好的书面讲话稿交给了政协办公厅后启程返回广东。但她却对这场会议印象很深刻，“这次会和以前的政协会议很不一样。”
一直以来，政协都饱受“只能提建议、拍巴掌，没有实权”的舆论争议。2012年底十八大报告对于民主协商的论述则似乎透露出中共就此寻求改变的迹象———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协商民主”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全会报告中。此后，于2013年底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单辟一章对此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述。
报告中称，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
这些文件语言很快引起全国政协系统从上至下一次悄无声息的变化。据内部人士透露，全国政协常委会计划增加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国计民生，加强参政议政力度，以改变此前大部分常委会被程序化内容占据的情况。
而“双谈”的重启则是这场变化中的“先锋”，据介绍，除将“双谈”日常化、规律化外，政协主办单位还将保证每次“双谈”参加人员中党外人士占七成，党内占三成；相关实权部门也必须到场，以保证打通政协与政府实权部委、党内与党外的沟通渠道，结束政协“自说自话”的局面。
据与会者回忆，俞正声多次在“双谈”上表示，我们的讨论并不是要出一个结果一个决策，只是希望为你们相关部门开阔思路、了解民情，提供建议。孙丹萍告诉南都记者，每次会议结束，各方意见会形成一个书面报告，递交相关决策部门。
这意味着，一次“双谈”将在提前提交计划报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主持会议；相关部委与职能部门参会讨论以及最终将会议记录递交决策部门四个环节以期影响国家大政方针。
据公开报道称，以“推进建筑产业化”和“加强汽车尾气治理，减少城市大气污染”为议题的两次“双谈”的相关建议已被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纳。
“多少是会有影响的”，施杰分析，至少能让相关部委的领导更清楚来自各方的声音，帮助分析问题理清的本质，这是“协商”的题中之义。 南都记者娜迪娅 见习记者吴斌 陈磊 发自北京
发表于 2014-2-17 21: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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