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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市”继续强势 曾有人总结过，中国官场上曾有几个地方较易升职，一是任团委书记；二是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李鸿忠和黄丽满都曾任此职并得到晋升，三就是任苏州市委书记，作为经济实力在江苏排名第一的苏州市，十年间贡献了多位正部级高官，如王珉、陈德铭、梁保华、杨晓堂等。 不过对于苏州现象，王珉在升迁为吉林省省长时曾公开反对，他认为“只能说是一种巧合”。而他评述为何苏州主官频调外省时说，“发达地区已经走过了一些落后地区即将要走的路，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提前经历了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再到落后地方去工作，就可以把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发展理念带到落后地方去，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 和苏州类似，襄阳作为湖北排名三甲的经济强市，自2002年起，主政过该地的多名官员仕途走向也十分引人瞩目，这里面包括了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湖北省副省长田承忠，武汉市长唐良智，他们均是在卸任襄阳市委书记后立即晋升为副省级。 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分析，襄阳官员的持续走强和湖北“一主两副”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一主”是武汉，“两副”分别是GDP上2000亿的襄阳和宜昌，三者组成“三驾马车”来带动全省发展。 当然，经济强市本身就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出任这类城市主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坐拥这类城市，主政官员容易出政绩，其经济基础也提供了主官们发挥自己执政思路的空间。 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蒋巨峰、李强、邵占维和陈德荣这前后4任市委书记也都晋升为省部级干部，最高职位分别是四川省省长、浙江省省长、杭州市市长和浙江省委常委。 在县一级来看，排在全国百强县前列的地方领导也常常被人高看一线。比如，昆山的连续6任市委书记都被提拔为正厅及以上干部，其中包括3个副省级。“你别看我们昆山是个县级市，主要领导只要调出去，一般都是个正厅级实职。”昆山一名干部曾这样总结。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建国初期，我国的干部多是“打天下”型的，从地域来源上看，以革命老区为主；利用计划体制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时期，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出来的干部被派往全国“传播火种”；而到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东部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发展经验受到高度关注。 边疆地区受重视 东部干部受重视，但国家并没有忽视西部。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培养选拔优秀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发挥好援藏干部的作用。 胡锦涛过去在视察宁夏时也说过，对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官员“格外关注”，对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官员“多加留意”，对埋头苦干、打下基础工作的官员“不能亏待”。 西藏是中国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如2004年底调任西藏党委书记的杨传堂，在履新不足一年后就因身体原因离任。 凤凰周刊曾撰文称，官员有了在西藏工作的履历，在上升通道中的含金量往往会大幅提升。本刊梳理过往五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简历，其中已产生了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如继任胡锦涛后的陈奎元，后任社科院党组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郭金龙如今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之后的杨传堂，现任交通部部长；杨传堂之后的张庆黎，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此外，曾任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书记的胡春华在雪域高原工作长达20多年，现已进入中央政治局。胡春华于北大毕业后，谢绝了北京不少单位的优厚待遇，主动要求到西藏工作，显示了过人的胆识和毅力。由于才能出众，到西藏仅4年，他就被提拔为正处级官员。 同样，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的张学忠后来先后担任过人事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等职；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的田聪明后来担任了广电总局局长、新华社社长等职。 在新疆，“三个不吃亏”（不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让干事的人吃亏，不让老实人吃亏）也被作为选贤任能的导向。去年年底，张春贤对如何选贤任能提出要求，第一个就提到选人要突出政治坚强，提拔奖励在反分裂斗争中敢于站出来豁出去的干部。同时，也强调了着重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年轻干部。 另外，本刊在去年还报道过，革命老区主政官员的仕途大部分均被看好，如江西在过去18年里的省委书记中就走出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孟建柱）和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陕西前两任省委书记李建国和赵乐际也均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不过，并不是说只要有革命老区的主政经历就一定能得到提拔，其实在任何地方为官，都只有通过实干和最终成效才能脱颖而出。 （本文统计资料来源于新华网人事频道、凤凰网政要资料库等） (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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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5 19: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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