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协调公共政策 在上述的座谈会上,习近平认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要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 这其中,基础设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是主要方向。最终实现的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不过,回顾区域发展历史,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概念,早年已有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京津冀的区域合作,早期以经济技术协作为主要内容。上世纪70年代,在中心城市发展规律和中央计划指令下,直接导致了京津城市周围生产要素的集中,结果是,河北错失一些本来按经济规律和城市功能应投入的资金和项目。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区域合作主要围绕区域自然资源展开,并且是在指令性计划的行政强制手段下进行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 改革开放后,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地方割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得到高层认可。80年代,京津冀晋蒙五省市成立第一个区域经济联合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 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研究员马海龙认为,这样的合作在当时促进物资协作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轨,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减弱,市场主导的区域合作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区域合作长期陷入低潮。 随后,围绕京津冀的概念层出不穷,但是“一省、两市、三个行政区”的格局尚未发生改变,多年来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上,始终各自为政,未能有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甚至有学者提出,要想破局,需要突破行政区划,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5月28日,北京市政协委员、经济学者马光远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京津冀要想真正一体化,需要调整行政区划。最大也是最合理的调整是取消京津直辖市地位,三省市合并设立直隶省。 对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樊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设立直隶省无助于解决三地当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不是不作为,而是要在“行政”与“市场”之间把握好度,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推进一体化。 马光远对《第一财经日报》回应说,设立直隶省的可行性不大。当时只是举此极端例子而已。因为当前京津冀一体化所面临的最大现实障碍源于行政体制。三地间的公共政策差距太大。比如,养老、医疗、交通、教育等。 
市场定位论 作为中国早期行政区划,直隶省意指京师之地。明朝永乐初年,分设南北直隶,分别指南京、北京地区。清朝初年,南直隶改称江南省,北直隶改称直隶省,辖境依旧。区域包括,京津二市,冀省大部和鲁豫的小部分地区。 “保定”之名起自元朝,寓意“保卫大都,安定天下”。最初出现城镇时,保定即是作为战备城市出现。清朝,保定为直隶省会,是直隶总督驻地。1949年,河北建省。省会却几经变迁,1968年定为石家庄。 其中,1958年2月,天津划归河北。此前,天津是中央直辖市。随后,河北省会迁往天津。1967年1月,天津恢复直辖市。前一年,河北省会返迁保定。1968年,开始迁往石家庄。 随着环境变迁,尽管政策反复,但是京津冀地缘接近的现实没有改变。多年来,政治地位的不对等,行政区划的独立,再加上始终不能找到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自然无法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更遑论“自觉”。 长期以来,北京集中各种资源,远超城市可承载能力,造成严重的“大城市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阶段。这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难得机遇。在外需下滑的态势下,依靠内生动力实现经济转型增长,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担历史责任。 马光远对本报记者说,对于京津冀来说,不需要再采用行政式手段进行规划,因为凡是规划出来的东西,最终的效果都不一定好。还是应该选择让市场对其进行定位。“只要将三地的公共政策进行统一,那么北京的优势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明显了。” 在他看来,这样的障碍是人为制造的。要想突破这种障碍,需要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这也是将这一战略提升到国家层面进行考虑的原因。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在研究报告中提到,新一届政府再次将区域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京津冀经济圈的政治战略比较明显,首先解决的是首都的安全和环境问题。 在政治、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京津冀一体化再次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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