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初识：理解六十年前的老师林汉达

开来明道

民主初识：理解六十年前的老师林汉达

发布时间：2014-05-04　　来源：《山西民进》2013年第3期

　　我的母校之江大学原先在杭州钱塘江畔，抗战爆发后迁徙内地，有一部分教师避难到上海，在“孤岛”上继续办学。太平洋战起，日本侵略军开进租界，学校只好停办。一年多以后，这部分教师又同来自苏州的原东吴大学教师再次办学，改称华东大学，弦歌不辍，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各自恢复原校名，所以我1947年是作为之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的。之江大学是一百多年前由美国基督教教会创办的。美国教会先后在中国创办了许多有名的大学，例如北京的燕京、协和，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陵，苏州的东吴，杭州的之江，成都的华西，广州的岭声等等。除大学外，还办了许多中学和女中。英国、洼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教会，也先后在中国创立了一些学校，不过没有美国教会多。

　　这些学校和他们创办的医院等慈善机构，从1949年后统统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精神侵略，目的是收买中国老百姓的心，并且培育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奴才走狗。是否如此，自然需要实践来检验。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在教会大学求学四年，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的影响，相反，倒是接受了不少现代自由、平等、博爱，尤其是民主的思想观念，而这些主要的是我们的系主任林汉达先生启蒙教诲之功。林汉达师于十年浩劫中的1972年逝世，至今忽忽已有四十多年。我只在上海沦陷后期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即1943年秋至1946年秋，从师受业，聆听训诲三年。但他的音容笑貌，直到如今依稀还在眼前，他的精神风范，更是终身难忘。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二是对教育改革的实践。

　　中国古代大学者韩愈的名篇《师说》开宗明义便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韩愈将“传道”列为教师任务的第一条，放在“受业”之上，认为传授真理是做人的根本。若是“道不正”，授再多的业又有何用?身处日本侵略者兽蹄践踏下的上海，我们这些在抗日战争年代进入中学读书的青少年，一心只想到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当亡国奴。虽然知道“五四”时代思想界先驱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为长夜漫漫的中国高悬两盏明灯，但是离当时的上海似乎遥远而渺茫。什么叫民主，并不清楚。因此，汉达师在教学中对我们灌输民主观念，就非常有吸引力。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总统林肯一百多年前年提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他将这三条的原文“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整整齐齐写在黑板上，也深深嵌入我们的头脑里。讲了林肯，又讲罗斯福总统近些年倡导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可更是闻所未闻了。这些内容，同他讲授的教育概论课程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一再明确地说，这些推动现代文明的观念，正是现代教育的根本。没有民主政治作基础，就谈不上现代教育。离开这个基础，花再多力气和心血，也还是离不开孔夫子传下来的传统教育，绝对培养不出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才。

　　记得当年汉达师讲述林肯三大民主原则之后，还发了一通感慨。他说：这三大原则非常美好，但中国现在根本行不通，中国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大官僚的统治，驾凌在老百姓头上，还有帝国主义当“太上皇”，就好像现在的上海。三十多年来，我们中国号称民国，英文应该称People’s Republic，可是老百姓连基本人权——生存的权利都说不上，还谈得上什么别的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更谈得上什么民主！我们老百姓管得了这个国家，管得了政府吗？他这番话，对我们很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尽管我们那时对民主政治只具有极其肤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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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日寇战败投降，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汹涌高涨，势不可挡，中国国内形势也进入新的时期。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做点民主姿态，装装门面，表示要适应世界潮流，邀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去重庆，重开国共和平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发布停战令。这些虽然都是对国际国内装装样子，也毕竟有一点民主气氛，尤其是上海这样有关国际观瞻的大城市。上海人民首先是知识界人士、学生和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发起下，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和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

　　1945年12月，汉达师同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鏊、许广平、郑振铎等几位老先生共同发起组织一个政治团体，名称就是中国民主促进会，表明了他们以促进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为己任。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进步的教授学者文化人，常有机会在上海各种集会上用各种题目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中国的前途，特别是呼吁民主政治，要求言论、集会自由，马叙伦、沈钧儒、郭沫若、史良、林汉达、邓初民等几位先生，隔几天便会出现在学生、工人、教师的集会上。我们在学校里不大见到汉达师，但常看到他出现在群众集会的讲台上。他演讲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宁波口音的普通话，特别让上海听众感到亲切。在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难师生的大会上，他说：“于再先生虽然死了，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心里。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力量，民主的新中国必定成功!”在天蟾舞台庆祝助学运动成功的大会上，他说：“助学运动给我们的教训，一是是非自有公论，二是团结才有力量，三是民主必定成功，四是自由必须争取。”在中山公园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他希望妇女“不做寄生虫，不做磕头虫，不做软骨虫。要团结，要做老虎，要学狮子吼”。在上海北火车站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他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那时人们的心理是去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汉达先生将民主、政治、主人和公仆的关系讲得如此简单明白而又如此精辟透彻，当天另外几位演讲者恐怕都没有想到。那几位被誉为“民主斗士”因而受到人们敬佩的先进人士，不计个人安危，慷慨陈词，大声疾呼，正是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表明，必须用自己坚强的行动，向独裁的政府去争取包括言论自由、集会游行自由在内最起码的公民权利。民主，靠乞取、靠恩赐是永远得不到的。

　　汉达先生对中国旧教育改革的决心，我们从入学第一天就感受到了。他将自己的代表性论著《向传统教育挑战》一书发给大家。他并没有宣布作为必读课本，而是启发我们思考。他说这是他个人一贯的主张，但也欢迎同学们讨论、批评，并且愿意同大家辩论。这样，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我们对大学教授那种俨然不可冒犯的印象，同他亲近起来。教育系同学有不少本人就是中小学教师，很快就被汉达师的新鲜教育观点所吸引，认识到旧教育制度中观念陈腐、思想僵化、束缚儿童少年天性、限制自由发展的种种弊端，面前突然展开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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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达师改革教育的实践可以举出两件实例：

　　第二年有一个学期的国文课，没有教授讲课，而是组织同学分组讨论世界书局新近出版的一二十部话剧剧本。我当时自命为进步的文艺青年，对汉达师的举措虽然感到新鲜有趣，私下里却不理解：为何不讨论三十年代左翼新文学或者苏联十月革命初期作品，却来读那些带有洋味儿的喜剧？不少同学却都很有兴趣，讨论时气氛热烈。汉达师有时也坐在我们中间，以平等的态度随意发言。前些年我偶然读到杨绛先生为她当年两个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重新出版而写的后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读到这几句，我忽然想起当年在教室里讨论那批喜剧时的情景，大家高高兴兴，似乎完全(至少是暂时)忘却了教室外的黯淡岁月，也就体会到汉达师当年用心良苦了。

　　有一个学期汉达师为我们教育系开了一门“新文字”课程，请一位北京来的齐铁恨先生讲授拉丁文字。上第一课时，他陪齐先生走进教室，讲了一番中国文字改革的前途和开这门课的意义(他本人那些年已经用拉丁化新文字编写了一些启蒙读物的历史故事)。齐先生一口京片子，身穿蓝布长袍，足蹬平底布鞋，很有京派学者风度。他费了许多工夫，才使我们这些“王黄不分”的江浙籍学生弄清Z、C、S和Zh、Ch、Sh的区别。他还编了口诀，训练我们熟悉“国语”的准备发音，要大家反复念“十个四、四个十、十个十四、四个四十、十个四十四”。今天，小学一年级学生就开始学汉语拼音，而六十年前在大学文科课程中讲授拉丁化新文字，别说在沦陷区的上海，即使大后方甚至陕甘宁边区，可能也是极为罕见的。今天回想起来，更加敬佩汉达师这位教育革命家和革命教育家的创见和胆识。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拉丁化新化字是革命的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很有可能招来缧绁之灾以至杀头之祸的。

　　1946年下半年起，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政府对民主人士和进步群众的迫害日益加深，汉达师不得不离开上海，辗转远去东北解放区。三年后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在中央教育部工作，1957年不幸遭逢“丁酉之难”。但他并未沉沦，尽管身处逆境，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字的改革和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1972年病逝。哲人其萎，典范长存。我们现在正在逐步完善民主法治，也正是深深感受教育改革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多么重要，缅怀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的汉达师，更加感慨无际。

　　（本文作者系著名作家、《人民日报》原文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