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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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进的成立及早期斗争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北火车站召开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在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举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原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民进的创始人，大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土，其中大部分是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部分是工商界人士。早在抗日战争前，他们就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呼吁团结御敌，一致抗日。抗战期间，他们留居上海，在敌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里，坚持进行不屈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目睹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极为愤慨。于是又积极投身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民进的基本队伍，是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的。一部分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     抗战胜利后不久，柯灵、唐张等办了一个政治刊物《周报》。接着，郑振铎、徐伯昕、蒋天佐、罗稷南等创办了另一个政治性刊物《民主》。当时，马叙伦、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人经常在这两份杂志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鼓吹民主和平。尤其是马叙伦，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在广大群众中很有影响。他们还经常在原联华银行旧址(现西藏南路二十六号)聚会座谈，共商国是。抗战期间，王绍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集会，商谈抗日救国之道，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又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鸿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每星期一次在上海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后来，经谢仁冰介绍，马叙伦与王绍鏊相识，双方加强了联系，经常一起在广和居楼上聚谈，并在《周报》、《民主》等刊物上，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联合作战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经过协商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一个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并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参加民进第一次会员大会(即成立大会)签到的有二十六人，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惟华、胡月城。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首先报告了发起该组织的原因和经过，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大会还作出了四项重要决议：一、一致通过本次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二、一致通过本会简章；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三人，并决定在理事会未成立之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接着，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民进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等十一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三人为候补理事；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     《对于时局的宣言》是民进成立后发表的第一个文件，它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针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宣言》义正辞严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并提出了八点政治主张：     1．我们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     2．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     3．立即无条件的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     4．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     5．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     6．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     7．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     8．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     一月四日，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选任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听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在组织机构上进行了完善和充实。     当时，全国人民一致关注的政治大事是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社会上有些人对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幻想通过这次会议能解决战后中国国内存在的一切问题，尤其是停止内战、国民党还政于民、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重大的原则问题。民进理事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态度。一月十一日，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提出七项具体建议，1．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2．政治协商会议代行正式最高权力机构职权；3．原有国民大会代表应宣布无效，重行选举；4．修改五五宪草；5．绝对保障人民一切自由；6．各党党费应由各党自行负担；7．发展民主化的经济。     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团体、人士的坚决斗争下，蒋介石被迫在会上作出给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合法平等等四项诺言，并签订了几个有利于民主和平的决议，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民进领导人又立即发表文章，指出“会议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目前“民主基础人权的自由还是不曾兑现，特务还是不断地表示他们工作的紧张，我们不能不怀疑到国民党还有什么法宝作最后挣扎”，民主运动的责任“不但不曾解除，而且加重了”。事实证明，国民党对政协会议没有诚意。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政协决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当局就制造了“较场口惨案”。三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公开叫嚣要破坏和撕毁政协决议，充分暴露了它全面反对政协决议的真面目。针对这种严重情况，民进领导人连续发表了《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期内》、《当前一个严重问题》等文章，深刻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政协决议，要使全国人民“再流一次政治血”的阴谋。     在围绕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同时，民进还积极参加上海各界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间，民进领导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先后参加和主持了上海各界群众在玉佛寺举行的“一二·一”昆明惨案中遇难的于再烈士公祭大会，上海大中学生声援南京临时大学被捕同学大会，上海大中学生联合会在天蟾舞台举行的捐募助学金大会，上海临时大学学生联欢会等活动，他们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严厉抨击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暴行，坚决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     三月十八日；江苏南通发生国民党军警屠杀要求和平的群众的惨案。民进立即参加由上海各界团体组成的“南通惨案后援会”，并发表宣言。民进领导人还多次举行南通惨案报告会，马叙伦在一次报告会上指出，在当今社会上，争取民主就要准备付出血的代价，“我今天在这里讲话，就准备会后出不了大门”。     三月下旬，国民党当局伪装民主，宣布进行有条件限制的上海市参议会议员选举。民进发表了《反对不合民主的上海市参议会宣言》，一些领导人还分别发表了《反对不民主的上海市参议会》、《不要包办的市参议会》、《我们要求民主的选举》等文章，坚决反对不合民主、不代表民意的市参议会选举。     四月二十五日，为抗议物价飞涨，学生失学，教员失业，上海“小教联”、“中教研究会”等发动生活斗争，组织中小学教师一千五百人到教育局请愿。民进领导人分别发表文章，积极支持中小学教师争取生活权利的斗争。     这一系列的斗争，不仅用自己的行动向群众表明了民进的政治立场，而且也把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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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欢庆光复，企盼和平和安定，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图为上海人民欢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受尽日本帝国主义八年侵略战争苦难的煎熬，迫切希望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民主国家，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使人民休养生息，国家真正富强。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即公开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抗战胜利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并不准备实现人民的愿望，为了能继续剥削、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他们企图把中国建成一个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为此，他们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积极准备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内战、独裁、卖国三位一体，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既定方针，这是与人民愿望背道而驰的。     当时，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蒋介石为了在舆论上欺骗人民，他玩弄和谈阴谋，接连“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为了揭穿蒋介石的阴谋，教育广大群众，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四十三天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表面上接受实行民主政治、党派平等、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等原则，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但蒋介石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同年十月十三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下和平的伪装，向国民党各部队发出内战的密令，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发动大规模内战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坚决击退国民党军队进犯的同时，一个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群众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蓬勃兴起。重庆、昆明等地各党派、各界群众分别成立反内战联合会或举行反内战集会。是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及武装特务血腥镇压昆明学生运动，造成了打死四人、伤数十人的“一二·一”惨案。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战期间，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被蹂躏了八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到上海“劫收”，不仅给上海人民在经济上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还在政治上受到新的歧视和压迫。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投降后第三天，蒋介石就密令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要他防止“市民滋肇事端”，“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完全把人民当作敌人对待。国民党当局还无理地剥夺人民的言论、新闻、出版等基本自由权利。当时，美国士兵横行霸道，美式吉普横冲直撞，美国军舰耀武扬威，美国飞机隆隆轰鸣，美国商品倾销市场。我民族的尊严被践踏了，国家的主权被分割了。上海人民深切地认识到，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是使上海四百万同胞和全中国人民重新陷入苦难深渊的根本原因，也是使国家陷于分裂、动乱的根本原因。他们奋起投入到反内战、反独裁、反对美帝国主干涉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代表人民正义呼声的进步报刊如《周报》、《民主》、《文萃》、《文汇报》等，冲破当局的封禁，先后创刊发行，文化教育界的进步民主人士大量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弊政，揭露他们发动内战、镇压群众的罪行，鼓励群众起来斗争。     斗争的实践使各界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认识到，为了更有力地向敌人进行斗争，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结成团体。于是，各行各业的工人成立了工会，学生成立了“上海大中学生联谊会”，教师组织了“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界、文化界也都成立了各种联谊会、联合会。这些团体组织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上海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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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二三”反内战大会和下关惨案

为了推动上海各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包括民进在内的上海五十二个社会团体(后来发展到六十八个)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举行大会，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会议选举理事二十九人，其中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陈巳生、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等十人是民进会员。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后，民进就积极通过和配合这个联合组织，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后，互相协同，共商对策。如共同反对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实行的“警员警管区制”；一起发动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一百六十四人联名上书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对华政策，停止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等。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联合在上海南海花园饭店招待由重庆来沪的民主人士。大家认为，目前局势紧急，“非立即停止内战实不足以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决定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并推举马夷初(即马叙伦)等九人负责筹备。还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还都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也应由重庆东移。上海爱国民主力量基础雄厚，以后全国的民主力量应以上海为基地，“然后向全国各地推进，共策于成”。当时，蒋介石根本无视人民的呼声，反而发出“三个月可击破共军”，“六个月内可完全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反革命叫嚣。在这样的形势下，民进提议反内战大会还应推派代表赴南京，直接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六月十六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理事会，具体讨论赴京代表人选。经过充分协商、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由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胡厥文九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共十一人，组成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任团长，罗叔章、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并决定于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反内战大会，欢送赴京代表，会后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     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对这次反内战运动非常重视，指定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张执一为秘密总指挥，工委负责人张祺、学委负责人吴学谦、职委负责人陆志仁等负责不同方面的具体领导。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组织和发动下，六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实际参加大会的有三百多个团体单位、十万余群众。民进负责人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严景耀、葛志成、曹鸿翥以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陶行知、叶圣陶、田汉、吴晗、沙千里等也都前来参加大会。大会主席团由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人组成，王绍鏊、蒉延芳、雷洁琼、陈立复、陈震中、陶行知等相继讲话，林汉达在讲话中说，九位代表(实际到场的为八名)不仅是上海人民的代表，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因为现在全中国人民没有一个愿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今天九位代表去，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大会最后通过了四项决议：一、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二、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三、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甚至全体步行晋京；四、通电美国政府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十时四十五分，群众簇拥着蒉延芳、雷洁琼等进入站内(马叙伦等因年事已高，故提前进了车厢)，十一时，载着上海人民呼吁和平赴京请愿代表的列车徐徐起动了。     列车开出后，大会主席团和各界知名人士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沙千里、叶圣陶、严景耀、吴晗、田汉、葛成、曹鸿翥等和十万群众立即开始了反内战大游行。游行队伍先上海市政府进发，而后到达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游行胜利结束。     这次规模空前的反内战大游行，表明了上海人民新的巨大觉醒。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参与了这次游行的筹划和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     上海人民请愿代表乘坐的列车开出后，代表们就受到了暗藏在列车上的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列车经过苏州、常州时，一小撮特务有意上车来纠缠。到达镇江时，忽有几个身穿蓝色纺绸衫、脸色红润的人上前，指名要找马叙伦。他们自称是“苏北难民代表”，马叙伦下车“抚慰”“苏北难民”，并要代表团答应到南京后不向“政府”请愿，而向“共产党请愿”，否则他们就卧轨，不准列车开行。代表团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方面和他们说理，一方面发动全车旅客和他们斗争。晚上七时，列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这时，早已等在这里的大批暴徒，又冒充“苏北难民”，有计划有目标地将代表分隔包围起来。他们把马叙伦及跟在后面保护他的雷洁琼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和前来接代表团的中国民主同盟工作人员叶笃义等拥入候车室，那里进行围攻达五小时之久。最后行凶施暴，大打出手，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阎宝航、高集、浦熙修、叶笃义等都身受重伤。这就是发生在国民党首都南京的、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     当马叙伦等代表在下关车站被围困殴打时，冯玉祥、李济深等曾几次打电话给国民党军政当局，要求制止暴行，营救代表出险，但均告无效。另外，据南京的记者揭露，早在两天前，国民党中宣部就明令各报不许登载上海人民代表来京的消息。这一切都确凿地证明，下关惨案是国民党当局蓄谋已久、一手策划的。     马叙伦等被殴打的消息传出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当看到受伤代表都躺在医院的长凳和临时担架上时，周恩来又立刻亲自和院方交涉，经过再三力争，才争得五张三等病房的床位。邓颖超得知受伤代表还未吃晚饭，便立即派人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地取来牛奶饼干。随后，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黄炎培等也都到医院慰问马叙伦等受伤代表。当周恩来等离开医院时，天已快亮了。     下关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一面向受伤代表表示亲切慰问，一面纷纷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全国很快形成了一股声援上海人民代表、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罪行的浪潮。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就在国、共、美三方会议(即军调三人小组)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六点要求：一、严惩肇事凶犯；二、追究治安机关之责任并予惩处；三、撤销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四、人民团体和个人有请愿申诉之权利；五、受伤代表之医药费及各人之损失由政府支付赔偿；六、保证上海来京代表的自由及安全。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还给马叙伦等八位上海人民团体的代表写了慰问信。不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从延安打电报给马叙伦等，电报中说：“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延安的陆定一、周扬、丁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等也都发来函电。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南京惨案》的社论，陕甘宁边区、晋绥解放区和张家口等地各群众团体纷纷举行集会，一致声讨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电慰和声援马叙伦等受伤代表。     在上海，一个声势浩大的抗议当局暴行、声援人民代表的群众运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都发表宣言，向南京军警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严惩凶手、惩办玩忽责任之治安当局，医治受伤代表，切实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并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上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知名人士也都纷纷在报上发表文章。更多的市民群众和学生除了愤怒的抗议外，还自愿为受伤代表捐献，形成了一个“和平献金”的高潮。此外，北平、天津、重庆、汉口、昆明、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嘉兴等各地的团体和群众，也纷纷写信慰问受伤代表，对国民党当局制造“下关惨案”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     “六·二三”下关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撕下了蒋介石政府和平谈判的伪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坚持内战、残暴镇压人民革命行动的反动面目。它也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从根本上打破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认识到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投入到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中去，内战才有可能制止；同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正如马叙伦对周恩来说的：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六·二三”以后，国统区的反蒋统一战线更加广泛，民进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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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战斗

1946年1月13日，马叙伦置生死于度外，参加在玉佛寺举行的公祭于再烈士大会。右起四人依次为马叙伦，柳亚子，林汉达，沙千里。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和策动下，作好全面内战的充分准备后，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全面内战爆发了。同时，蒋介石集团也进一步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独裁统治。七月间，他们派出特务暗杀了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八月至十月，禁封了《民主》、《周报》等一大批进步刊物。十一月，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全面出卖国家主权的“新二十一条”——《中美商约》。他们还疯狂地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在经济上，他们滥发纸币，制造通货膨胀，残酷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国统区广大群众挣扎在暗无天日的苦难之中。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他的胜利，把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所作的一切和平努力，当作软弱的表现，把人民解放军为避开优势敌人的攻击，主动放弃一些城市的战略战术，看成是军事上的失败，因而利令智昏，得意忘形，以为从此可以为所欲为，中国就是他的天下了。就在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悍然决定召开由他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想以此来使他的统治“合法”化。     但是，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的美梦很快就被迅速发展的形势打得粉碎。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在进行战略撤退的同时，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七十—万，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且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战场还向国民党军队发起战略反攻。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六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歼敌四十一万。至此，蒋介石被迫从进攻转为防守，军事优势变成了劣势。在国统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空前激烈的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开展了广泛的轰轰烈烈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中国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正如毛泽东主席在当时深刻指出的那样：“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主席还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就是国民党统治区内各阶层广大群众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     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积极参加了第二条战线上的战斗。     “六·二三”下关惨案和全面内战的爆发，给全体民进成员以极大的教育，它使大家认识到，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和平，是要强盗放下屠刀，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办不到。马叙伦在《人民自己来解放吧》一文中指出：“政府这样地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除了和他们奋斗争取，不会得到自由的。”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在昆明相继暗杀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噩耗传到上海后，民进立即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全国争取和平运动大会联合召开监理事联席紧急会议，发表宣言，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流血惨案的严重罪行。宣言中说，“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至今没有实现，人民自由的至今毫无保障，执政的国民党决不能推诿责任。尤其从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来不断发生反政协、反和平、反民主的暴行惨案，以事实否定了自己所宣布的诺言，破坏了自己所同意的协议，无异在人民面前宣布自己政治信用的破产。”“杀害争取和平民主的人士，就是杀害和平民主。没有和平民主，全国人民便只有死亡和做奴隶。”宣言要求政府立即实行下列诸事：一、全面停战，恢复和平；二、履行四项诺言，切实保障人民自由；三、执行政协五项协议及整军方案，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召开民主的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四、取消一切特务组织；五、由各党派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彻查较场口事件以来一切暴行惨案的真相，严办祸首和凶手，并惩办负责的治安当局；六、优恤一切死者，赔偿一切伤者的医药费及其他损失；七、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月十七日，在商量祭悼李、闻烈士的一次会议上，马叙伦提议：李公朴不应国葬，因为他反对这个不民主的国家，也不应同盟葬，因为他不仅仅是属于同盟的，而应举行人民葬，因为他是为人民而死的。同时在《从李闻案谈到暗杀政策》一文中愤怒指出：用暗杀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国民党日薄西山的象征。”他还说“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送还他一颗原子弹。”在上海，各界群众和团体在静安寺举行公祭李、闻二烈士大会时，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亲自参加公祭，马叙伦、王绍鏊等民进领导人也都前往吊唁。马叙伦在《努力达到他的志愿》一文中说：“李公朴先生已经发出了太阳的光明，在照着我们前进。我们只有达到他的志愿，才是对他的安慰”。正是在这一精神激励下，全体民进成员以“预备死”的大无畏气概，同蒋介石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八月和十月，《周报》、《民主》相继被反动当局查禁，民进领导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并联合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尖锐地指出：“人民的口是终归封锁不住的，文化是终归虐杀不了的。”呼吁“全体人民一致起来争取人民所应有的自由权利。”     蒋介石为了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由他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了伪“宪法”。这完全是反和平、反民主、反政协决议的，是完全非法的。民进与民主建国会、工商协会、妇女节制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九三学社等十一个人民团体在上海发表《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严正指出：“这次片面召开的‘国大’，其代表或为十年前一党所选出，或为最近一党所指定，即非基于今日自由普选而产生，又非根据政协整个的政治妥协而成立，根本不能代表今日的民意，当然不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所承认。……这一宪法的产生基础及基本精神，彻头彻尾是反民主的、反政协的，其根本目的又在于利用这一所谓‘民主宪法’作为战争的武器，借以伪装民主，对付异党，扩大战争，重苦人民。”民进坚决反对伪国大，否认伪宪法，表现了它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和为争取全国真正和平民主的坚强决心。     在这一年里，民进还对蒋介石集团无耻出卖国家主权，沦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罪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蒋介石发动内战，必须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而美帝想扩张侵略势力，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也需要傀儡政权。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美帝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军事物资，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作为交换，它又向国民党政府索取各种主权。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当局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全面和彻底出卖中国主权的《中美商约》，使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部都向美帝开放，而且美国人在中国享有比中国人更多的优惠特权。当时，民进领导人连续发表文章，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无耻卖国行径，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指出：“中国的内战，已证明美国是实际参加的”。对美蒋勾结，一面发动内战，一面掠夺我主权的罪恶行径，认为。这是从前清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被侵略史上最重要最惨酷的一页”，“这种国家道德丧尽有忝文明的行为，十足表现了资本帝国主义狰狞的面目”“中国的‘炎黄子孙’只有绝对的反对，”有民进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发表了对于《中美商约》的声明，坚决反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指出，“中国人民可以从这个条约的签订得一新的教训：在民主政府没有实现之前，国家独立和人民利益是毫无保障的”，“只有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由人民自己掌握了国家大权，才能废除这个新的不平等条约。”     蒋介石集团为了加剧对国统区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在伪《中央日报》上公布了一个诡称是在延安搜获、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中共绝密文件《中共地下斗争总路线纲领》，并发表所谓政治观察家评论，公开诬蔑说“素以独立、和平、合法自诩之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系循中共意旨而行”，“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公开发出了有计划地迫害和平民主战土的信号。七月四日，国民党当局悍然颁布《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把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统统作为是共产党的“叛乱”，直接出动宪兵、警察、军队进行血腥镇压。接着国民党又训令各级组织，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实行对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其余中下层人士则不必客气，只要发现，不问其情由如何，“一律格杀勿论”。针对国民党的无耻诬蔑，民进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致张院长(岳军)公开信》，无情揭露了反动当局的奸计，严正指出：本会为民主运动之团体，目的在“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决不惧诬蔑之加，亦决不因恐吓压迫而阻挠。“本会等以人民之立场而要求民主，争取民主，凡不直政府之为而致抨击，何谓叛国？国固吾人之所有也，吾人正不直夫政府所为之将复亡吾国而亟起自图以救之也。吾人尚未以叛之名加诸政府，而政府乃以叛之名加诸人民，颠乎否？名之不正甚矣！此是非之所以不明也，然而人固知中宣部之所谓叛者，谓叛国民党耳！”《公开信》还警告国民党政府：“纵尽民主运动之团体而禁止之，尽民主运动人士而戮杀之，果足以必揭竿斩木者不起乎止？如其禁止杀戮而有效也，则秦始皇、路易十四之往事为伪迹，而历史之范则将不足信！”正气凛然地表明了民进誓为争取民主，不惧威胁恐吓乃至迫害的坚强意志。     这时，国内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而蒋介石连续损兵折将，由优势变为劣势，面临全面崩溃的境地。但是蒋介石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各地血腥镇压群众的事件层出不穷，对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白色恐怖，民进早已有所准备。一九四六年八月，民进理事会就提出：鉴于近来环境日险，召集全体大会已不易，故决定以后活动分小组进行，以缩小目标，隐蔽力量。一九四七年二月，马叙伦又重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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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1月14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22日，民进在香港发表《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8项条件，表示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 1949年2月25日，马叙伦、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在林伯渠等陪同下，由沈阳抵达北平，在车站受到各界人士欢迎。 1949年3月25日 ，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进入北平，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迎接。右起第一人为马叙伦。     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反击，一年多时间里，在军事上歼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一百五十万多，收复和解放了一百六十四座城市，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预示了蒋介石集团的全面覆没已为期不远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为了进一步孤立反动集团，团结一切人民革命力量以争取和迎接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在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发布的口号里，向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共的“五一”号召一发表，民进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五月五日，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农工、致公、救国会、民促(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党派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积极响应，民进还单独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正在中国反动派的‘国大’活剧演完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二十三条，把实现中国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全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本会“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民进的这一宣言，充分表现了它在经过两年多的实际斗争后更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愿望和决心。     从此，民进在准备筹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七月三十一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地、具体地提出了民进的各项政治主张。文件首先提出，民进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一、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二、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三、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并临时性的)。同时，民进提出了自己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共分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等九部分。在总则中，民进提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政治指标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肃清封建残余，抵抗帝国主义奴役，铲除官僚资本，促进人民革命之彻底成功与各阶级联合政权之完满实现，联合政府的名称拟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并明确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在其他各章中，民进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与后来一九四九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其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     为了及早筹建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保护下，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民进马叙伦、王绍整、许广平等也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分别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月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     当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求和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并根据广大人民的根本要求，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基础之后，一月二十二日，民进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宣言》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企图阻止革命力量的向前发展，挽救他将被灭亡的命运”，“相信全国人民也一致地支持这些条件，并要请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一致联合起来，坚决、迅速实现这全部条件”。这篇宣言还公开宣布：为了实现国内永久和平，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决不使我们阵营里有一个反动分子可以立脚，和提出一个中间路线或是相象中间路线的口号和主张。”接着，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发表告本会同志书，提醒各地会员要警惕反动派拉拢民主人士的阴谋。指出：“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画界，绝无调和之可能”。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入关。林伯渠带了一封周恩来同志给马叙伦、许广平的亲笔信，信中说：“彝老、景宋两先生：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周恩来二月二十四日。”寥寥数语，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进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重视。     四月，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胜利渡江，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及早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也加紧进行。五月中旬，毛泽东主席邀请马叙伦，商谈有关政协筹备、经济建设及外交、贸易等问题。不久，周恩来、林伯渠同志邀请民进在平理事座谈，讨论有关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前途问题。     经过多次讨论协商，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郑振锋、周建人、雷洁琼、葛志成分别代表文化界人士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会议之后又分各个筹备小组，马叙伦参加第一小组，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王绍鏊、郑振铎、葛志成参加第二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周建人、许广平参加第三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林汉达、雷洁琼参加第四小组，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马叙伦、郑振铎还参加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马叙伦并为该小组组长。     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隆重开幕。中国民主促进会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了全体会议。民进会员郑振铎作为全国文联代表，赵朴初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葛志成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也参加了大会。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庄严指出：这次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次会议代表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意志，产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许多民进会员担任了政府的重要职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壮大，民进的任务和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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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5月，民进中央理事雷洁琼（左一）代表民进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朝鲜前线慰问。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O年四月，民进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我会第一次会员大会通过的会章中，曾规定过“本会至国民代表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弃”，因此，大会首先讨论了本会应否继续存在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本会应继续存在并加强工作之决议》。信《决议》明确指出：“为了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了提高自己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奉献，本会不但不应该结束，而且还要更加努力，设法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内容，加强自己的工作。”大会修改了会章，通过了《关于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的决议》、《关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习中共<加强与非党群众及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巩固扩大民主统一战线的决议》等六个重要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①。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马叙伦为民进中央主席，王绍鏊为副主席，许广平为秘书长。民进总部还成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文教部等工作部门并推定了负责人。至此，民进的组织机构逐步趋于完善。     一代大会以后，我会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土改、镇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这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国内外敌人，活跃国家政治生活，恢复国民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思想战线上，开展了批判唯心主义的学习运动。我会积极推动会员，遵照党的要求，努力学习，做好工作，投入运动，使大家经受锻炼，得到进步，在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服务中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我会中央常务理事会增选周建人为副主席。     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是年八月，民进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讨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党和政府以及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马叙伦为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林汉达为副主席。翌年一月，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杨东莼为秘书长。大会以后，我会按照“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建立了一些新的地方组织，吸收了一批新会员，扩大了组织，进一步发挥了作用。     一九五七年，当时社会上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因而在反右派斗争中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下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其中也有不少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民进在反右斗争中也同样受了扩大化的影响，伤害了一些同志。(民进所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现已全部得到了改正)       一九五八年底，民进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议程是检查、总结过去的工作，确定今后的方针任务，并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在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马叙伦为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杨东莼为副主席，徐伯昕为秘书长。三代大会提出了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此后，民进各级组织重视结合会员的业务实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纷纷举行服务与改造的经验交流会，并在基层中推广“依靠党委，结合中心，深入细致地抓思想，积极主动地做工作”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时，民进会员积极投入技术革命，教育革命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少的贡献。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知识界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大有进步。同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旧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工作，近来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不但真诚地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而且开始深入群众，定期下乡下厂，参加劳动，取得了同劳动人民在一起生活和劳动的新经验，提高了自己的觉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使民进会员受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一九六○年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暂时困难。七月，民进举行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运用“神仙会”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国内外形势和总路线的自我教育。会后，从中央到基层，逐级开了“神仙会”，大抓形势教育，这对帮助会员战胜三年暂时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九六一年内，我会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中央和地方组织的领导同志面向基层，深入实际，接近群众，了解情况，推动会务工作深入开展。     一九六二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统战工作提出了：“调整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充分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出现了迎接民主高潮和专业高潮的新形势。在这一新形势的鼓舞下，我会在协助党调整文教政策、鼓励会员发扬民主、巩固和总结基层工作经验、建立规章制度、联络社会人士、举办分界分科谈心会、专业报告会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九六二年底；民进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把认真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作为我会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三个主义“的思想教育持续进行了三年。在这个期间，民进组织还积极推动会员分批到农村参观学习和参加“四清”运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培养工农感情，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上，迈进了—大步。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市红卫兵到民进中央机关进行查封，迫使交出印章，并自即日起停止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许广平因病去世。一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副主席王绍鏊因病去世。同年五月四日，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因患脑软化症，久治无效去世。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副主席车向忱，因遭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而含冤去世。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常委、第四届中央副主席林汉达也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全国有大批会员受到迫害，中央常委许崇清，中委李平心、陈麟瑞等都被迫害至死。民进中央机关干部除极少数留京外，大部分同志都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不少地方组织机构被砸烂，档案丢失，干部四散，房屋被占。从中央到地方被迫中断工作达十—年之久，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① 民进在解放前开过五次会员大会，产生过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解放后，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是第三届中央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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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的里程碑——四代大会的召开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粉碎“四人帮”后，统一战线迎来了春天，民主党派获得了新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民进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为周建人、杨东莼、叶圣陶、徐伯昕，翌年七月，又增加赵朴初、葛志成共六人。民进又开始恢复活动。这是百废待兴的年代。当时，党在指导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生产活动都在徘徊、摸索中前进。在这关键时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工作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经过拨乱反正，我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国人民解放了思想，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因病去世。     在这新的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民进的历史地位，怎样调动广大会员为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这就成了民进组织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经过充分酝酿、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一九七九年十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代大会是在距三代大会二十一年之后召开的。二十一年来，我们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十年动乱，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岗位，为党和人民默默地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会员喜迎新生。随着党的政策逐步落实，一大批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改正。他们更是精神振奋，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我会涌现了一大批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显著成绩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工作者，还有不少同志出席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     在四代大会上，民进中央代主席周建人致开幕词。徐伯昕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二十一年来，除了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工作十一年外，我会各级组织都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曾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在工作中也存在着其他缺点和错误。但从主流看，我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报告阐述了我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各民主党派的性质，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我会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我们的方针任务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充分调动全体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加快实现四个代化，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最大的力量，并在社会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为了实现上述方针任务，要求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努力做好七项工作：第一，调动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努力为社会主义文教建设服务；第二，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渠道作用；第三，组织和推动会员努力学习，解放思想，继续改造世界观；第四，扩大团结面，密切联系会外知识分子，加强对退休会员的工；第五，广泛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第六，积极参加国际友好活动；第七，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整顿和恢复基层组织，改进工作方法，培养和提高专职干部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     大会在听取了雷洁琼关于修改会章的说明后，讨论并通过了新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对我会的性质、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建人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徐伯昕、赵朴初、吴贻芳、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当选为副主席，葛志成为秘书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会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是在我们国家进入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的大会，是动员广大会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积极作出贡献的誓师大会。大会提出的我会在今后几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通过的会章和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为我们在新时期的腾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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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辟新的工作领域

1983年3月，民进中央在京召开全国工作座谈会。讨论进一步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的问题，并就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交换意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民进四代大会明确了我会的性质，制定了我会在新时期的工作方针任务，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会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大家以极其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到建设四化的洪流中去，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四代大会后不久，全会就涌现了一大批在四化建设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先进人物以及对四化建设有积极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为了交流广大会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大家进一步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一九八○年十二月，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会上，有近百名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科研和医卫工作的会员交流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会议从各地报送的几百篇材料中，选择了二十二篇有典型意义的作为大会交流并编印成册，发给各地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会议还专辟了陈列室，展出了近年来我会会员撰写的学术论文、著作、科研成果以及先进事迹图片等展品一百八十多件。通过交流，进一步推动了广大会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中共十二大提出要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更使我会全体会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几年来，我会在发挥优势、面向社会，开辟新的工作领域中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献计献策。     我会绝大多数会员是文化教育工作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在文教战线上作出更大的成绩，是发挥我会优势的重要方面。一九八O年三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订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我会中央和各地方组织立即推动和组织会员为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问题献计献策，仅四个多月时间里，共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会二百三十余次，提出建议二千一百多条，写出书面材料三百四十余份．会中央根据这些材料和建议，编写了九十三期简报，随时送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及有关方面。之后，经过进一步综合整理，提出了《对中小学和师范教育的建议》和《关于会员对教育计划、教育体制建议的综合报告》两个文件，于同年十月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接着，我会又会同全国政协教育组、中国教育工会，对上海育才中学和上海市郊县的农村教育进行了专题调查，提出了调查报告和若干建议。     一九八一年，我会又发动出版界会员对文化出版工作献计献策。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浙江、广西、江苏、广东等地积极开展了这一活动。会中央还会同全国政协文化组、国家出版局等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对出版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综合研究了各方面的材料后，会中央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向党中央提出了《对出版工作的建议》。     献计献策活动，调动了会员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从事文艺、医卫、科技等工作的会员，也都结合本身业务，提出有益的建设性的意见，许多地方组织还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存在问题，开展双献活动。现在这项活动已经不仅在教育、文化出版、医卫、科技等部门，而且还推广到城市建设、文物保管等各个方面，深入到基层，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二)办学、智力支边和咨询服务。     我会各地方组织响应中共中央“广开学路，多方办学”的号召发挥我会优势，推动成员为四化建设培育人才，从一九八O年起，纷纷开办多种形式的各级各类学校和补习班，特别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全国政协召开各民主党派办学座谈会，肯定了民主党派办学方向以后，发展更为迅速。到一九八四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会有八十个地方和基层组织开办了一百八十四所学校，在校学员六万二千余人，加上已结业的学员五万五千余人，累计为社会培训了十一万七千多人。这些学校主要有三种类型：1，培养提高中小学师资的进修班；2，培养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补习学校、专科学校或大学；3，帮助历届高考落选而又有志继续深造的中学毕业生，进行系统学习或单科学习的补习班。这些学校一不要国家投资，二不占人员编制，聘请的教师教学经验丰富，认真负责，一般都有较高的教育质量，受到群众的欢迎。     发挥民进优势的另一内容是组织专家、学者、特级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到各地，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智力交流和智力支边活动。一九八一年六月，会中央首次组织了五位优秀教师到延安、西安、兰州、银川、石嘴山等地讲学并进行教育、教学经验交流。之后，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地方组织也相继开展了这一活动。一九八三年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的民主党派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服务的挂钩会议上，我会承担了七十个支边项目，十多个地方组织推选了二百多位会员去内蒙、新疆、甘肃、宁夏、云南、贵州、吉林等十三个省市、三十多个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各种讲座二百多场，开设中小学和幼儿师资培训班、医卫人员培训班等六十多个。不少地方组织还在本省市内进行支边、支郊、支农。一九八四年，全会参加智力交流和支边活动的人员达三百一十八人次。深入到全国四十七个地、市、县、区，完成讲学、经验交流和培训项目五十四项，培训师资及各类业务骨干四千四百多人，参加听讲的近四万人次。     开展咨询工作也是我会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少地方组织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咨询服务活动。如浙江民进组织医卫界会员举办妇幼保健咨询服务站，深入基层，面向群众，宣传妇幼卫生、计划生育、老年保健等常识，北京市民进组织以退休老教师为主的教育服务中心，为广大学生和教师提供有关教学方面的各种服务，都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三)积极开展“三胞”(即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工作。     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几年来，我会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及时传达和学习有关对台和“三胞”工作的方针政策，了解会员与“三胞”的社会关系，帮助他们进行联络，组织会员撰写宣传稿件，协助会员接待回大陆访问的亲友，鼓励出国的会员在外介绍祖国大好形势等方面，都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近年来，“三胞”回大陆观光的日益增多，我会会员都热情接待了“三胞”中的亲友，介绍了祖国的巨大变化和亲人的幸福生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有些人萌生了回国定居的念头，各地还组织了一批有影响的稿件，如《访陈布雷的女儿陈绣》、《吴贻芳北京会弟子》、《在史学征途上永不停步的人——记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天挺》等，经新闻单位采用后，在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地方还根据当地特点，写乡情、送乡音、拍摄风景，印成传单，空飘过海，增强台胞的故国之思。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迅速发展，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陆续建成四个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开辟新的经济开发区。这就为我会的“三胞”工作，增加了为“开放引进出力”的新课题。从一九八四年起，有的地方组织已开始协助会员利用与国外亲友的关系引进资金、引进智力，与专家和技术人员沟通信息，吸引国外低息资金，准备向特区或开放城市企业投放。     (四)举办专业讲座，提高会员业务水平。     结合会员的本职工作，举办各种业务讲座和专题报告，以提高会员及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使之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更大的成绩，这是我会在新时期开展的又一重要工作。会中央为了帮助广大中小学教师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一九八四年举办了“三个面向系列座谈会”，一九八五年又举办了“教育心理学讲座”及“幼儿园教学专题讲座”，传播现代教育信息，介绍教育科学理论，探讨教育改革方向，为了密切同文化出版界会员和群众的联系，还举办了“文化双周讲座”，内容包括文学艺术、编辑出版、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各地方组织也普遍开展了这一活动，举办了有关教育、文史、出版、科技、医卫等方面的讲座和报告会，北京市民进组织会员到少年教养所为失足青少年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受到会内外同志的欢迎。会中央编印的《文教学习资料》印数日益增多；录制有关教育改革、现代科技、文化出版等报告录音磁带，发行到全国二十八个省市的数百个县教育部门，更大范围地满足了教育工作者的需要。     民进中央还创办了流通图书馆，服务范围面向全国，帮助会员和联系的单位、个人借阅书刊，邮购图书，提供教学参考资料，为老教师总结教学经验著书立说，为各地办学提供方便条件。     此外，我会文艺界会员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苏州市民进组织书画界访问团到滇桂前线劳军，画家向扣林山英雄战士赠送《九骏图》；哈尔滨、长春、北京、广西、贵州等地为募集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举行义演，天津、南京等地组织文艺小分队到郊县为农村教师和部队战士进行慰问演出等等，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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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

1981年，在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茶话会上，邓小平、周建人互致问候。     一九八一年底，胡耀邦同志提出，民主党派要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以后又指出，党外人士对国家大事要“知情出力”。这一系列的指示，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充分信任和长期合作共事的真诚愿望，而且对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也是巨大的鼓励和推动。几年来，民进各级组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以及民进会章总纲所规定的精神，带领广大会员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对国家大政方针和现代化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发挥了民主党派的组织作用。     对国家大事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条重要渠道。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民主协商会。周建人、叶圣陶等代表民进参加了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统战部门、各级政协多次召开民主协商会，民进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和部分会员分别应邀参加，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人事安排、地方施政等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并认真推荐政治上有代表性、业务上有专长的会员，参加各级人大和政协。目前，我会会员被选为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政协委员的有一千多人，其中有不少同志还担任了政府部门、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     中共中央(78)第五十五号文件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通知下达后，民进各级组织协助有关单位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我会在反右期间被错划为右派，错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会员，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迫害的会员的冤假错案，都已得到了改正和平反昭雪。不少人在平反后都已安排了相应的行政职务，有的还得到了重用和提拔。     一九八O年十月，民进中央一位常委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审判员，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审。一九八二年四月到八月，民进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积极投入了宪法修改草案的全民性讨论，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其中关于文化教育、精神文明等若干建议被宪法修改委员会采纳。宪法通过后，会中央发动会员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并要求全体会员严格遵守宪法，积极维护宪法。     实行民主监督的基本方式是建议和批评。几年来，我会集中就教育改革、文艺、出版、医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除了通过会员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会议上提出意见和提案外，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如民进各级代表大会，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会，会员来信来访等，听取和了解广大会员的意见和要求，通过组织向有关方面转达。     一九八一年十月，叶圣陶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股违反教育规律、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发表了《我呼吁》的文章，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全文刊登，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叶圣陶的意见，要求“各有关方面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切实加以改正”。政协民进组也向全国发出了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倡议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九八三年五月，周建人在报上公开揭露四川省长寿县一起毒打侮辱女教师的严重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的关怀下，事件得以顺利解决，打人凶手已予法办。广大教师纷纷来信，认为民进的这一行动，不仅保障了人民教师的合法权益，而且维护了宪法的尊严，捍卫了社会主义的法制，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自四代大会以来，我会各级组织还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作为重点来抓。一九八二年四月，会中央向各地方组织发出《关于开展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调查研究的通知》，并成立了民进中央知识分子工作研究小组。在半年多时间里，会中央曾会同全国政协多次邀集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出版界同志座谈，听取意见；各地方组织向一万多名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进行调查。会中央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于同年十二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几点建议》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全会刚结束，中共中央立即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把全会精神毫无保留地进行了传达，诚恳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本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积极地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之后，在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召开的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的座谈会上，应邀出席的民进会员，都以极其认真、严肃和负责的态度，反映意见，提出积极的建议，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     我会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管理国家的权利，这就大大加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调动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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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十年动乱，民进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九七八年恢复活动时，全国会员仅存六千余人，平均年龄六十二岁，其中退休会员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在职会员的分布也相当分散，骨干力量大量减少，普遍存在老、散、弱的状况。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民进四代大会决定加强组织建设工作，指出要尽快整顿和恢复基层组织，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并且有计划地吸收新会员，不断扩大我会的队伍。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会中央于一九八O年八月发出《民进中央关于发展组织工作的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积极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吸收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符合入会条件的同志入会。一九八—-年七月，会中央在沈阳召开两省六市(辽宁、河北、北京、天津，长春、哈尔滨、太原、济南)工作座谈会，重点讨论了基层组织的任务、作用、活动形式和加强基层工作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民进中央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工作的意见》，于同年十一月发各地施行。各级组织对加强组织工作十分重视，经常召开基层干部会议，总结和交流基层工作经验，开展评选先进基层和会务积极分子的活动。不少地方还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基层干部集中学习，以会代训。会中央也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举办专职干部学习班，通过学习文件和经验交流提高认识和实际工作能力。     经过几年努力，民进组织有了很大发展，现在全国己有省、市、县各级地方组织一百四十多个，基层组织二千余个，会员逾二万人，会员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四代大会以后发展的。新会员中有教龄较长、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和教育行政领导干部，有知名的作家、书画家、编导、演员、医生和其他方面人士，平均年龄下降，很多是中年业务骨干，不少人是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特级教师、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性较大。基层组织的骨干力量逐渐得到充实，基层工作日趋活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通过充分协商，取得一致协议，并发出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近几年来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工作总的说是健康的、正常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为了健全和巩固组织，以利今后更健康地发展，各民主党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分别总结经验，加强组织建设，培训骨干和对新成员进行考察、教育工作。在此期间，发展工作的步子应放慢一些。《纪要》还重申了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应以大中城市为主、中上层为主、重点分工的原则。民进的重点分工仍然是中小学教师、师范院校和文化出版界人士。     民进坚决贯彻《纪要》的精神，要求各地方组织认真学习，部署落实措施。发展组织务必保证会员的质量，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决不能吸收，更要防止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混入会内，以保持我会的纯洁性。同时，要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和充实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加强思想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我会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激烈变化，势必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产生不同的思想反映。四代大会以后，我会中央和地方组织都制定了学习制度，定期学习政治理论、时事政策、中共中央和国家历次重要会议的精神和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等，遇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及时组织学习讨论。会中央还不定期地印发《学习资料》及报告录音。以帮助广大会员 学习参考。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会中央就恢复出版了会刊《民进》，各地方组织也相继出版地方性会刊，结合形势宣传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刊登会员学习的心得体会，报道会员中的先进事迹，交流各地基层工作的经验等。对提高会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一九八一年三月，会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三省四市(江苏、浙江、广西、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并作出了《民进中央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决议，各地很快出现了一个学习的高潮。中共十二大的召开和新宪法的颁布，更加激发了广大会员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大家切身体会到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道路。     各地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采取多种形式。几年来，会中央已连续五年在暑期组织外地教师来京参观学习。不少地方组织也都举办暑期旅游、参观访问。这些活动，都有劳逸结合、政治与业务结合、座谈与参观结合，内容充实，生动活泼，不受拘束，心情舒畅，谈笑之间，得益匪浅。     加强会的历史和我会光荣传统的教育，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四代大会以后，会中央陆续编写了《民进简史(解放前部分)》、《民进大事记》、《民进重要历史文献》、《马叙伦政论文选》等书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还在北京举办了民进会史展览，并制成幻灯片供各地放映。使广大会员特别是新会员了解我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作出很大贡献的光荣历史，从而增强了作为民进会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随着退休会员的逐年增多，四代大会以后，我会开始加强了对退休会员的工作。一九八一年在沈阳召开的两省六市工作座谈会上，就进一步做好退休会员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十一月，会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退休会员工作的意见》。各级组织相继成立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退休会员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除定期过好组织生活、举行参观游览、举办“老红斋”、图书室等以丰富他们的退休生活外，还特别注意发挥这些老同志的余热。根据各自的特长、兴趣和健康状况，组织他们到补习学校或师资培训班等讲课，或协助他们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对年老有病的同志，各级组织的专职干部经常登门探望，尽量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政治上的关心，生活上的照顾，使广大退休会员感到了组织的温暖，晚年的幸福。     几年来，由于各级组织认真抓了思想政治工作，我会会员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很多同志争挑重担，知难而上，勤于探索，敢于创新，成为业务上的中坚力量。这一切表明，民进的广大会员确实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