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正式访华前的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带18人抵京，与中方商讨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细节。其中遇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分歧和问题，有些牵涉到国家主权，有些甚至需要中国总理和美国总统亲自来解决。
美国总统专机不得在中国领空飞行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尼克松的专机问题。美方坚持要求，尼克松在华访问期间—包括还要访问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试图向中国方面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可以随时对核攻击部队实施指挥，而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飞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问题，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的伊尔-18飞机，是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安全方面绝无问题。“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互不妥协。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作了让步。关于总统座机，最后达成这样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于是这便有了中国外交部的唐龙彬等登上美国专机的经历。“七人小组有点儿代表国家主权的意思。”唐龙彬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为“空军一号”担负领航任务的，正是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在提及这一段时，也有文章称从杭州到上海的航行，周恩来上了尼克松的专机，以示还美国人一个面子，唐龙彬很坚决地否认了这种说法。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信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信人员上我们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总理的飞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信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总统在特殊情况下发动战争的可能。“尼克松后来也感谢我们提供的方便”，唐龙彬说，当时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后来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克松到中国的诚意。
坚决不让总统专车来中国空中交通工具解决了，地面的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他们一定要自己运防弹车过来，我们坚决不让。它一运来，汽车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而且也不好去检查”。中方坚持尼克松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美方最后也让了步。唐龙彬回忆，当时中国只有两辆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第二把手”林彪，为了尼克松访华，这两辆车都被调用过来。
不同意美方警卫单独侦测现场美国已有的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安全策略，某些方面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未免觉得有些霸道。“无论是谈判还是参加活动，美方都要安排他的警卫到现场打个前站，带上先进的工具去测试”，而有些地方中方又坚决不允许他们去。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的安全人员同时出现在现场，不过那时候，中国方面似乎还是靠“人海战术”，四处遍布便衣；美国人则在技术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当时陪同美国记者的接待人员资中筠回忆，尼克松在杭州游园时，经常会发现美国安保人员拿起一个黑色小盒子在说什么，“听他的通话，他是在通知另一个警卫：现在总统走到什么地方了、他身边都有谁。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警卫是那么做工作的。”资中筠也是后来才知道，让她觉得“挺新鲜”的小盒子叫Walkie-talkie，中文叫步话机，“那时中国人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
拒绝翻译尼克松的致辞在中国盛大欢迎晚宴之前，尼克松遇到了一个麻烦。不过这个麻烦跟中方无关—美国国务院来的外交官傅立民拒绝上台翻译尼克松的致辞。
当时28岁的傅立民是美国国务院里的一名外交官，“那时候白宫和国务院的关系很奇怪”，傅立民说。虽然国务院是主导外交工作的，但是基辛格访华，国务院上到国务卿罗杰斯，下到普通工作人员，全部被蒙在鼓里。虽然傅立民后来也参与了为这次访问而起草文章、备忘录等工作，但“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陪同来”。
傅立民最终还是加入了访华代表团，他和其他官员乘坐的飞机，在尼克松专机前20分钟降落。“在2月21日傍晚到来之前，我一直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接到通知，“尼克松的私人秘书（注：霍尔德里奇）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我在晚宴上为他的祝酒词做翻译。我说可以，但是你要先给我总统发言的书面稿。”霍尔德里奇的答复是：没有书面稿。傅立民坚持说肯定有。“他说他再去问问总统，回来后还是告诉我说没有稿子。我只好向他摊牌说这里一定有鬼，因为祝酒词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傅立民急于要尼克松的讲话稿，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汉语水平—某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中方人员将之翻译成“平行”，而傅立民却提出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他认为尼克松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如何翻译更体现他们总统的原意，傅立民说，应该译为“殊途同归”。总理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夸他的汉语底子好。
“我坚持要书面稿的原因，是我知道其中加进了一句毛泽东的诗词。我想知道是哪一句。”傅立民说，那时“崇拜毛泽东是中国的特点”，为了表示对中方的友好、对毛泽东的重视，美方特地在讲话稿里加了句毛泽东诗词。“诗词是不好翻的，我必须知道哪一句，不然上台把毛泽东的诗词翻错了，那是很糟糕的”。可是总统方面还是在坚持没有书面稿，于是傅立民就断然拒绝上台做翻译。
无奈之下，美方只好求助于中方翻译。傅立民注意到，上台前，冀朝铸和唐闻生手里各拿到了一份稿子，也在很紧张地猜那几句英文到底出自毛泽东的哪一首诗或词。后来不出傅立民所料，尼克松的讲话里果然有这样几句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傅立民记得，那天晚宴上他很是郁闷—他后来被安排给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的还有李先念。“李先念副总理见我很不高兴的样子，就递给了我一支烟来安慰我。”这是傅立民平生第一次抽烟，从那天起一抽便是30年，直到几年前因为气管炎而戒掉。而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李先念递来的那支与英国烟味道很像的香烟，是在中国很有名的“熊猫牌”香烟。
事隔多年回想起来，傅立民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的拒绝是正确的：“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命令，然后在欢迎晚宴上把毛主席的诗词乱翻一气，那才是个大错误！”在尼克松怒气冲冲的眼神下，傅立民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结束，但出乎意外的是，在杭州尼克松专门为这件事向他道歉。事后傅立民才知道，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的原因，是他的记忆力很好，讲话稿过目不忘，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即兴演讲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他怕我到时候拿出讲稿来对着翻译，那就穿帮了。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记忆力也很好，也能过目不忘。我也完全可以配合他好好‘演出’。”傅立民幽默地说。
对于热衷选票政治的政治家来说，对公众形象的在意，显然非同一般。中国外交部的章含之也曾回忆过一个有趣的细节—尼克松访华期间她为尼克松夫人做翻译。某一天，尼克松向中方人员委婉地提出要换一个女翻译，原因是站在他身边的冀朝铸身材太高大了。
美方随行记者人数远超中国底线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处长马毓真，刚刚在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上完成了一次新闻预演，接踵而至的尼克松访华记者团则让他体会到真正的“实战”是什么样子的。“黑格带人来打前站时，（新闻司）陈楚司长和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谈新闻安排。”马毓真回忆，中美两国这么多年没有来往，他们对中国也不了解，一上来就提交了近400人的访华记者大名单。“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记者，我们的底线也就三四十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美国记者素来以尖酸刻薄、挖负面新闻而著称，对此，中方人员自然心存忌惮。但“说句老实话，我们嫌他人多，还是因为我们在接待上有很多具体困难”。时隔多年，马毓真回忆。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能接待外宾的酒店屈指可数，而能提供的设备也很简陋。
双方差距实在太大。美国人再三解释，尼克松访华在美国新闻界是大事情，必须要报道，请中方能理解；而且美国媒体众多，对这次采访机会，大家争得一塌糊涂，美国政府都得应付讨好那些媒体，不敢擅自拒绝，怕得罪他们，“他们为了这件事来回折腾了好长时间，说我们怎么也挡不住，怎么着也得来，二百多也算是最少数的了。”
报告打到周总理那里，他的批复是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骂我们骂够了，他们到这儿来总得报道尼克松访问、怎么谈判，非得客观不可。他们回去怎么报道，也比他们以前对中国的形象要好一些，所以尽量让他们来。”资中筠由衷感慨周总理的气度。
马毓真说，几经协商，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文字记者和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80多人，电视系统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制片人等100多人，一共180多人，由新闻司和广电总局负责接待。
“房子怎么解决的呢？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中央一句话：民族饭店腾空！于是那里从1972年1月就腾空专留给记者。美国的其他工作人员，钓鱼台住不下的也全部安排在这儿。那时候我们中国只有上海牌轿车，天津出的一种透风的面包车也都调来支持我们的工作。”
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需要组织接待人员。“新闻司的英文工作人员不够，就决定从学校、文化部、体委、友协等有涉外工作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原本属于友协的资中筠就是这么来的。
在马毓真的印象中，一向以挑剔难对付而闻名的美国记者，在中国却似乎收敛了许多，“他们大概内部也有交代，比较守规矩，挑剔性的问题不多，也没有提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不过，当时为了制造“友好气氛”，我方也做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中国方面为美国记者安排的采访之一，是参观西单菜市场。“我们已经约法三章：要自然。他们还是不听，结果那天摆出的肉，又新鲜又瘦，还叫他自己的员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队去买；青菜也是最好的，原价一块变成了五毛。结果外宾前脚走，后面新鲜的肉就收到冰箱里去了，青菜也恢复了价格，‘顾客’们买好的肉也放回去了。去儿童医院参观，所有的儿童都换上新衣服，玩具也全换了新的，连院长、护士都换上新白褂子。”
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摄氏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回想这一幕，唐龙彬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情况报给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很生气：“这是谁安排的？”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美方竟然要在中国建一个地面卫星站马毓真回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期间，中国没有地面卫星站，那时候和民航总局达成协议：每天由民航负责把美国电视台的电视片空运到广州机场，广东省外事办公室派人在机场等候，拿到片子后朝深圳口岸赶。“飞机到了广州已经是下午了，那时候也没有高速路，全是轮渡，他们连夜开着车，过三条摆渡，到了罗湖桥边，也是第二天下午了”；那一边，美国电视媒体从总部派人到香港，在罗湖口岸对面接下片子—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总算把那次的电视新闻采访给应付过去了。
“乒乓外交可以这么处理，毕竟来的记者少，但尼克松访华可是比这重要几倍的大事情，当然得保证美国民众在最快的时间看到啊！”马毓真回忆。美国方面提出：必须得有地面卫星站，他们可以在首都机场附近建一个。但是在没有建交、没有任何协议的背景下，“把美国地面卫星站建到中国来是不行的”。
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到了解决办法。“周总理指示我们租他们的地面卫星站，这样主权就算我们的了，然后再租给美国和其他国家记者们用—大家都不给钱，你不收我的钱，给你用，我也不收你的钱”。这样，美方将图纸给了中国，中国方面按照他们的要求，不到一个月就在机场附近修了一个卫星站。美方来了一架专机，装好设备，这样，美国方面每天都能看到从中国传回的新闻画面。这个大问题总算迎刃而解。
发表于 2019-3-5 17:2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