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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
贯穿邓小平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我认为有三点：尊重人性，尊重常识，最后必然顺应规律。
小平有别于几乎所有政治人物的最大特点，就是尊重人性。这点听起来简单，但绝大多数政治人物做不到，人一旦站得太高，权柄太重，随便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带来的可能是一代人的命运转身。被权力绑架的人，肯定会丧失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对人性的扼杀在极左年代里尤为普遍。
而小平不一样，他非常珍惜平凡人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对子孙，毛毛（邓小平女儿）的回忆录中写到，在江西的日子里，他经常给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擦身子、洗尿片，我们能感受到他作为父亲的那种痛苦，他认为自己拖累了孩子。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在这些信中，他很少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却充满了对家人的关爱。1978年，小平复起之后，虽然日理万机，他依然尽量每天晚上全家上下一起吃饭，享受“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除了对自己的子女舐犊情深，小平的感情同样寄托在人民身上。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农村改革。我出生在贵州最穷的地方，我深深地知道农民们的辛苦。 60年代最困难的时候，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间造成不少农民死亡，我很多农村的亲戚都在这场灾难中饿死，这也是我们那代人的集体回忆。
后来我在兰州大学读书，甘肃和贵州一样，也是非常赤贫，所以我对饥饿和贫困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在政策和政治风向稍微松动以后，最先要改变命运的就是贫穷地区的农民们。甘肃、贵州、还有安徽等地，农民开始选择大包干。
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的可笑啊，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想按自己的方式去种自己想种的东西，都成了犯天条的事情。小岗村的农民们甚至要签订“生死契约”，交代好子女的身后事，才敢自己种粮食，可想而知极左对人性的扼杀到了何等程度。
60年代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曾经因为尊重农民的选择，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的迫害，英年早逝。所以很多地方对于农村出现的“大包干”现象，习惯性地进行打压。在这个时候，小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支持大包干这件事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小平鼓励他“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有一次万里遇到一个农业部的副部长在批评包产到户，他辛辣地讽刺道：“看你这个家伙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就在摒弃掉教条，敢于放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全中国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耕者有其田，耕者会种田，短短两年时间，农民就解决了几十年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不仅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而且还释放出了80%的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政策叫作“离土不离乡”，农民可以离开土地搞乡镇企业 ，但不能离开这个区域，这种政策为乡镇企业创造了土壤，很多日后的大企业都诞生于这个时候。
伴随农民的能量越来越大，乡镇企业已经束缚不住他们的活力。在小平的默许下，这批青年们开始走州串县，开始闯上海、下广东、甚至奔北京，这上亿的青壮年走入城镇，走向工厂，他们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他们身上迸发出的活力成了中国最强的竞争力。珠三角和长三角成为世界工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批生力军同时也成了最强大的建筑大军，推动了中国令世界瞩目的城市化。他们的收入寄回家乡，使偏远地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的农村改革，当初的蓝图却并不远大，甚至有些寒酸：所谓的农村改革，无非是为现实所逼迫，要让农民活下去、有饭吃，怎么有饭吃怎么来。
小平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所以他不会被僵化的教条所拘束、被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来考虑问题，小则让中国不被开除“球籍”，中则为人民谋幸福，最后才是顺其自然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一切改革的出发点都是对人性的尊重。
邓小平的第二个特点，尊重常识。这里讲一下民营企业的故事，我在新华社所接触过的改革名人中，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算是一个。
年广久是安徽芜湖人，但他在当地口碑相当坏，因为他是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人物，也没什么文化，有点钱后就吃喝嫖赌。但他的确炒的一手好瓜子，本来只是摆摊做生意，没想到瓜子越卖越火。于是他开始雇工，最后甚至雇了12个人，其中还有个女雇工跟他姘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雇工不能超过7个，超过7个就存在剥削。改革开放之初，关于雇工7个还是8个的争论非常激烈，现在看起来简直可笑，但在当时，“七上八下”却被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再加上年广久这个人私德又有问题，吃喝嫖赌，当地人也很讨厌他，所以很多人都盯上了他，要求严肃处理。
但是没想到，这个消息传到小平那去，他看问题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一个被叫做傻子的人，又没文化，又没地位，凭自己的能力，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十个二十个雇工，这意义非常大，为什么用意识形态来衡量它呢？其次，如果我们把他打掉，牵一发动全身，那就可能会扼杀掉一批新生的、自力更生的城市失业人口。为什么不看一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小平发话，终于把这件事压下来，决定放一放、看一看再说。这一放就扶持了一棵幼苗，带出来一大片草原，形成了一个森林，私营企业就是这样被“放”了出来。
伴随一个傻子瓜子被肯定，整个中国的个体户开始风起云涌，成千上万的万元户开始崛起，民营企业的滚滚洪流开始不停向前。中国第一次有了“海”，就是体制外，下海成了当时最火热的词，这片“海”最先形成的地方，就是珠三角。
如今的珠三角，已经是世界级的大湾区，但创造这一奇迹的每个人都是俗人。农民工背井离乡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在家里面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然而到珠三角挣到了钱，比家乡多的多，还可以赚钱回家盖房子。所以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获得的也许是明天、是未来，就是这一点期待，使上亿的农民成为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
港澳的那些商人也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他们同样是来挣钱的。把欧美的订单拿到手，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大叔大妈，找块地，租一个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在中间吃水。就这样很多老板发了财，他们也是出于俗人的一己私利，但一不小心就推动了世界工厂的形成。
另外珠三角的本地农民也很简单，他们就是为了收点租金，在土地上盖了很多厂房，出租出去挣点钱，也是为了一己私利。
珠三角的领导人同样非常朴实，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说过：“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广东改革开放的实际操盘人任仲夷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蛇口的创始人袁庚说：“向前走，别回头”。每句都是大白话，没有什么大道理。
四十年过去了，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由珠江东西两岸构成的工业走廊，成了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数的民营企业在这里蓬勃发展。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没看到。只是俗人按照常识做事，但最后却收获了圣人的结果。
从年广久的瓜子到珠三角万亿规模的民企集群，中国民企的命运一脉相承，如今的民营经济，已经贡献了中国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岗位，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都是原来改革开放之初想象不到的。这一切都是常识的力量。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恢复高考。温元凯曾经告诉我，在1977年8月的高等教育研讨会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关于高考制度改革提出了四句话：“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他当时还不敢把话说太满，不敢说恢复高考、择优录取，他觉得自己说的已经够过头了。他说，他当时说的时候，他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一直皱眉头。
没有想到这四句话讲完以后，小平不假思索，接过话头就说：“温元凯你这四句话，去掉一句话，保留三句话够了：自愿报名、严格考试、择优录取。不要“领导批准”，这领导一批准问题就变性了！”通过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就能看出小平内心深处对于人性和常识的尊重。
因为教育和学习本来就是常识，没有哪个国家民族会不重视教育、不尊重科学。文革给人带来的灾难，不光在肉体上，更重要是在精神上。当时管知识分子叫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所有人都远离知识，知识就是麻风病，就是瘟疫。在这种背景下面，整个民族对知识产生了严重的认知障碍，对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丑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小平对高等教育制度的迫切改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回头看，多抢出来的那一年，意义非常大。从中央到地方，哪一级别的官员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受惠者，如果这个时候台上的是张铁生和那些造反派，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格局？还有往美国派遣留学生，当时无数人反对，认为那边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花花世界，我们的精英送过去就回不来了。的确，有很多人没有回来，但小平坚信，当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他们终归会回来的。果不其然，越来越多的归国学子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如今回过头来看，哪有什么高深莫测，无非是对常识的尊重与坚守，再加上过人的胆魄罢了。
尊重人性与尊重常识，九九归一，最后自然就会顺应规律。规律是什么？2000多年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管子说的已经很明白了，“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用邓公的话来讲：发展就是硬道理。用“十九大”的报告来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是人性、这就是常识、这就是规律，一切改革的肇始与归依，也都应当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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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3 21: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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