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致礼:杨振宁亡妻,通艺术,晓情理,不可磨灭的一代传奇2018-06-04 09:43女性/父亲/艺术
1944年至1945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了一年的书。班上有一个小他整整五岁的女孩,名叫杜致礼,年仅17岁,是个活泼可爱,教养极好的高中生。 1945年夏天,杨振宁动身前往美国深造,当时中美之间并没有直达航班,他先飞到了加尔各答,在那里等了三个月,与一批清华留学生一起,坐一艘运兵船抵达美国。 他刚到纽约,就立即动身去了芝加哥大学,那里有恩利克·费米教授——主持制造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反应堆的人。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杨振宁做了一年的教员。 后来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来芝加哥演讲,令杨振宁折服。奥本海默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做高等研究所所长。杨振宁找到费米,坦诚自己想去研究所做研究的愿望。 费米帮他写了推荐信,但提醒他,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不宜久留。因为里面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容易与实际物理问题脱节。“有点像中古的修道院。” 杨振宁保证只待一年,一年后一定回来。 1949年的普林斯顿,配备了世界最顶尖的学术人才。其中就有刚刚退休但仍坚持工作的爱因斯坦。 一年期满,奥本海默想留杨振宁在研究所长期工作。他想都没想就留下了,签了五年的合约。 “我没有忘记费米的话,也没有屈服于奥本海默的请求,留下完全是因为杜致礼。” 49年圣诞假期的那天,他在威瑟斯彭街御茶园餐厅吃饭,正好遇到杜致礼,一见倾心。1944年还是师生关系的两人,时隔五年,已经成了最亲密的恋人。 八个月后,两人结婚。 中古的修道院又怎样,杨振宁非常爱他的妻子,愿意长期留下。他不仅对自己承诺,还在1950年发表的《海森堡表象中的S矩阵》一文后记里向所有人表白:“最后我还是拿定主意留下,因为我正在同杜致礼小姐谈恋爱,她正在纽约读书,我从普林斯顿乘车,到她那里只消一个钟头。” 这篇后记的一开头,是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堡(诺贝尔奖,1932年)的理论,接着是物理学顽童费曼(诺贝尔奖,1965年)的函数,后来又说了一些与学术界喷子泡利(诺贝尔奖,1945年)打交道的趣闻,紧接着杜致礼三个字就出现了,她是谁——得过诺贝尔奖吗?有过什么惊世骇俗的理论么? (杜致礼和杨振宁) 没有,都没有。 她只是杨振宁的新婚妻子。这就足够让杨振宁骄傲的了。 杜致礼出生于1927年,父亲是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军人家庭出生的杜致礼,从小受到严格的艺术教育,舞蹈、音乐、雕塑均有造诣。 抗战时,她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当时,西南联大人才济济。建校八年,战火不断,条件艰苦,却星河璀璨,堪称人才大爆炸的学校,附中自然也不示弱。 1946年,杜致礼考取辅仁大学,在北平求学。她打算毕业后就去美国留学。 1947年,父女两人打算一起去美国,杜致礼的父亲病重,要去美国救治,杜致礼则去上大学。临走时,父亲杜聿明被蒋介石扣留,无法出境。杜致礼只好独自前往美国深造。钱财不如以前充裕,杜致礼转入圣文森女子学院。 父母在国内,她只好与弟弟杜致仁相依为命。 杜致仁当时正在普林斯顿读中学,她经常去看望,这才遇见了杨振宁。 他们婚后一年,长子杨光若出生。 六年后,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同为当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这一年,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而杜致礼刚好30岁。 20世纪50年代初,被当时的科学家们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界最兴奋的年代。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粒子物理学。杨振宁说,他自己与同时代的物理工作者都非常幸运,这是个全新的领域,至今仍有长足的发展。 这样一个以男性头脑为轴承运转的高度精密的世界里,女性的价值只会被极度的压缩——就像许多美式科普剧里一样,丈夫在简陋的办公公棚里忙得昏天暗地,妻子只好在家里打打下手,养孩子,做家务。 矛盾的地方在于,压力更大,更固执的他们,也更需要女性内在的优秀品质支持。 工作是非常规的,只要有成就,必定都是传世级别。人更被国家视为学术瑰宝,被大学视为光荣与脸面。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私生活如何? 或者说,像杨振宁这样的人,圈里圈外打交道的都是世界级科学家,他的妻子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是什么样子? (杜致礼和瑞典国王) 国外的物理学家有很多私下的趣事,他们记日记,学术圈里的朋友也乐于抖落不少交往细节。杨振宁夫妇是旧时代的精英,在学术面前,生活往往是退一步的,资料稀少。 我们只知道,当年杨振宁与杜致礼一起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当杨振宁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证书与奖牌时,杜致礼非常自豪,激动万分。 后来她挽着瑞典国王,一同进入颁奖礼的晚宴,在丈夫风光无限的那天夜里,毫不示弱地为外国人献上了精湛的舞技。 他们那么年轻,那么与众不同。 她大概是一个像海森堡的妻子那样美貌的人,一个与肯尼迪·杰奎琳的时尚品味旗鼓相当的人,一个像阿琳那样即使病入膏肓依旧让费曼决心娶回家的人。她应该是,她天生如此。 她的个人生活,就像升级版的《生活大爆炸》,优雅、时尚、严谨又充满小乐趣。 1953年夏天,布鲁克海文来了很多访问学者,物理学的讨论,海边郊游、频繁的社交活动,非常热闹。杜致礼烘焙无数中式美味,让学者们品尝,与妻子们一起到海边欣赏晚霞。 那年秋天,杨家在一座老兵营改建成的公寓安顿下来。一家人经常在林中长时间的散步。周末,就开车去纽约长岛游玩,探索大都市的各个角落。 1953年,李政道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继续合作,一周的时间里,杨振宁抽一天时间去找李政道,而李政道就抽一天时间来布鲁海文。他们的合作是从1946年开始的,1951年秋,李政道到来高等学术研究所,很快恢复了中断的合作。 可是,渐渐地关系就紧张了起来,他们两都能明显感觉到。1962年4月18日,两人在李政道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长谈,共同回顾了16年的合作。话说出来后,两人都觉得从某种紧张中解脱出来。不过,解脱归解脱,几个月后他们彻底分手了。 两人遵守隐私,从未趁机互相诋毁。 这时的杜致礼,只是丈夫的成就的见证者。她帮不上忙,自己的生活也总是附和着丈夫的一举一动。 他因工作需要搬到小村庄里去,于是一家人就搬去了乡下。他要满世界的出差,她有时追随,有时就等在家中,与孩子为伴。 对这样的日子,她既没有留下公开的回忆录,也没有任何日记。 她的形象如同2014年的美剧《曼哈顿计划》里的妻子一样。丈夫有自己的世界,妻子们也有自己的世界。这个女性的世界,在铺天盖地的精英男性的身边,几乎不值一提。 总的来说,这种类似名媛的美好居家日子,都只与自己的丈夫有关。 丈夫工作好了,妻子便有了出名的机会,可以在政要汇聚的国宴上的露面,可以在名流聚集的舞池里翩翩起舞。但多数时候,她们只是作为陪伴者出现,寂静无声,默默无闻。 若丈夫的圈子不喜欢她们,就会被说成是“靠婚姻挤进学术圈的骗子”,就像马林诺夫斯基的遗孀。 可若喜欢,她们的故事就成了爱情传奇,自己也化身为言情电影里的主角,为丈夫提供工作所需的感情养料。 妻子成了一个要么拖累,要么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背景人物。不被人看到,也不具备任何的发言权。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丈夫的公众形象更为饱满,更人性化。 孩子与丈夫的成就,就成了妻子个人成就唯一的闪光点。确实,除了丈夫杨振宁的成就,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电脑工程师,另一个是化学家,女儿则是医生,充分显示了家庭教育的优良。 婚姻中的杜致礼,给大众的印象与婚前的少女并无二致,她依然活泼可爱、风姿绰约。她依旧喜欢艺术,依旧喜欢整理自己的花园。这些都可以从稀有的照片中看出。 关于她的消息,没有更多细节。 直到2003年。 2003年,杜致礼因病去世。十四个月后,老年的杨振宁娶了翁帆。 82岁的老头娶了28岁的女硕士,轰动一时。 前几天,两人再次制造新闻热点。 这一次是因为杨振宁遗产分配不均,杜致礼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得到了现金财产,翁帆只得到了一幢别墅的使用权。 后来,这条消息很快被辟谣,之后也没有新闻跟进。 炒作的消息倒是一条又一条接连不断地出现,把两人具体的婚姻现实化作一场普世的批判大讨论: 女人蠢、拜金、没见识。 老男人好色、心中没真爱、用完就甩。 男人与女人被物化,被站队,被批判。 大家在解释这场旷世畸恋时,把杜致礼的婚纱照与翁帆的生活照相对比后,得出结论:杨振宁果真是最喜爱自己的初恋,翁帆只是杜致礼的代替品。
自《甄嬛传》后,这种解读越来越热门。 选择这样的解释,是因为它的正确性,还是因为它的容易和肤浅? 杨振宁爱杜致礼,是他自己的事。 他与翁帆一起生活,也是他自己的事。 有人说不要对这样的选择抱有偏见,要理解。可有人就是理解不了,这也没错啊。无法包容这种恋爱的人,大有人在,为什么劝别人包容的文字大行其道?这是否是过分的“政治正确”? 时过境迁,如今的翁帆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即便只是只言片语,也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要好得多。她对媒体说,“我喜欢这样的宁静生活,我觉得自己是活在象牙塔里的象牙塔。” 她没有说错。杨振宁的一生,就是一座象牙塔,一座大部分人都无法企及的象牙塔。 他的人生最辉煌之时,有杜致礼的陪伴。如今他无法在学术上尽力,就有了翁帆的陪伴。 一个人的前半生与后半生,究竟有什么样的可比性? 那一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均已去世,他自己也已经到了人生终途。 没有回忆录,没有自传,甚至没有解释。 他用一场婚姻糟蹋了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现任妻子被人诟病,第一任妻子被奉为女神,而有一部分人无论怎么看都觉得他猥琐。他究竟想做什么?或者说,他是否还有思考“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的能力? 他远离了诺贝尔奖,远离了杜致礼,远离了那个辉煌的学术圈,一下子成了生活放荡的糟老头,人们日常中说笑的谈资。 这只能说,大多数人既不了解科学家,更不了解科学家的生活。 (杜致礼一家) 举两个例子。 恩利克·费米是杨振宁的导师,名满天下的他也有烦恼。 马约拉纳曾问他,“每隔500年才有一个阿基米德或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出现,每隔100年有1到2个类似爱因斯坦或玻尔这样的科学家出现。” 费米问,“那我将处在什么位置?” 马约拉纳立即回答:“理智一点,费米。我并没有谈到你我,我们谈的是爱因斯坦和牛顿。” 他们清楚谁才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明白彼此之间的差距,而事业的难度并没有因此减半,依然如攀登珠峰般困难,并没有为每个人量身定制,降低难度。 处在科学世界的他们,对婚姻一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还有一个科学家,沃纳·卡尔·海森堡。 当年他灵光一闪,量子力学的规律突然出现在脑海中。他说,那时已经凌晨3点了,最后一个计算结果出现在眼前。他几乎陶醉了。 他太兴奋,以至于无法入睡。天刚亮起来,他就走到实验室所在岛的南端。面前的大海里有一块岩石。他一直期盼着能爬到这块岩石上去站一会儿,试了很多次都没能成功,而这一次,他毫不费力就攀登上去了。 去做什么呢? 等待。幸福地发着呆,等太阳升起。 这一刻他等太久了。 他的夫人曾把这一刻写进了自传里:“他带着一种迷人的微笑,对我说,‘我是足够幸运的,当亲爱的上帝还在工作时,我能够越过他的肩膀瞧了一下。’对他来说,那就够了,完全够了。这给了他极大的喜悦与勇气,使他能够镇定自若地应付在这个世上一再遭到的敌意与误解,而不至于误入歧途。” 这段记录,成为世人眼中最令人动容的结语。 如果杜致礼也写自传,相信她也会这样写吧。 “当别人遗忘了杨振宁科研成就,热衷他的私人生活时,这些被诺贝尔奖明码标价的货真价实的成就,给了他巨大的勇气与喜悦,如火炉一般持续燃烧,让他能够应付这个世上一再遭到的敌意与误解。” 这正是他向前一步,冒着名誉尽毁的风险迎娶翁帆的原因。翁帆成了坠入凡间的天使,真实、接地气、人人皆可赞扬或指责。 而他与杜致礼相守的53载,已成传奇,就算有负面细节曝光,终究也会被抹去。 传奇之所以是传奇,只因为每一片相关的回忆、每一份相关的说辞,真与假,再也无法证实。 现代人自己编织的,只是些残羹剩饭而已。 作者:香蕉鱼(周冲工作室撰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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