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者王石,永远在路上

开来明道

王石曾反对房地产作支柱产业 被朱镕基聘为顾问

2014年04月10日13:02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海外网

　　南方周末近日访问王石，访谈中王石表示，1988年股改对万科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产权终于清晰了。华润的增持是表明了一种姿态，让其他的投机者不要在万科的问题上动脑筋。以下为访谈文本：
　　王石：2011年我去美国之后，可以远远地看中国，远远地看万科，发现中国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文化。
　　为什么一定要保住老大呢？谁想超就去超，我们就做第二第三好了，关键是要核心竞争力。我宁可当“瑞士”，去整合全球的资源。人家真想超过你，他的动作就得变形；你要是在乎，你的动作也会变形。
　　我今年63岁。70岁之前，我想建个大学。万科现在已经有一些雏形，比如有博士后站。70岁之后，我可能考虑去沙漠里建设一片绿洲农田。
　　1988年股改对万科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产权终于清晰了。应该说，在万科最初的历史里，是改革造就了万科，而不是房地产。
　　华润的增持是表明了一种姿态，让其他的投机者不要在万科的问题上动脑筋。表明华润对持有万科股票很有信心，如果想在这方面做文章，是得不到什么的。
　　2014年，结束了在英国剑桥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之行后，万科董事长王石开始频繁出现在公开场合，谈改革历程、谈企业家身份认同、谈管理之道。此时，王石在海外游学已长达三年。
　　万科成立于1984年，今年是它的“大日子”——三十周年。王石的日程排得满满的——3月28日下午出席完股东大会后，第二天都在万科公开论坛之“致敬1984”系列演讲的深圳站活动上；当晚马不停蹄赶往北京，参加3月30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论坛，由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对话王石和冯仑；3月31日又在清华大学安排了一场，这次对话的是柳传志，还有经济学家樊纲、钱颖一。
　　南方周末记者自3月29日起跟踪采访，其间数次对话王石。
　　“为什么一定要保住老大呢？”
　　南方周末：作为房地产行业的老大，永远要面临被别人超过的压力。前两年是保利，现在是绿地或中海。你担心吗？
　　王石：要挑战万科龙头老大的地位非常容易，比如说中海是属于中建系统的，中建系统合起来一定是超过万科的。
　　要我说，为什么一定要保住老大呢？谁想超就去超，我们就做第二第三好了，关键是要核心竞争力。我宁可当“瑞士”，去整合全球的资源。人家真想超过你，他的动作就得变形；你要是在乎，你的动作也会变形。
　　最近5年万科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量的优势能不能转成一种可望不可求的质的优势？2014年万科销售额过2000亿没有问题，但这不是万科最重要的目标。我可以这样说，万科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公司都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开始做。
　　南方周末：比如住宅产业化？
　　王石：对，明年计划全部新建住宅都使用到住宅产业化的产品，比重或多或少。住宅产业化也是为了标准化，这是推动产业的质的变化。今年深圳公司要做六千多套房子，只有三种户型，搁以往至少20个户型。
　　南方周末：十年前，万科就开始着手住宅产业化了，但多年来受制于产业链上下游跟不上，无法大规模扩张。为什么现在就可以推进了？
　　王石：能力强到一定程度，推进的步伐就会比较快。我举一个万科内部的例子，佛山公司。原来各地方公司都是靠总部压指标来完成产业化，结果今年佛山说，明年的目标今年就能完成。为什么？因为业绩比较好，有余力去做这件事，去储备相关的资源和人才。
　　过去，上游工厂怕万科一家做产业化成不了气候，或者会半途而废，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应该能看到我们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形势比人强，当下建筑公司都缺劳工，尤其是木模工，一个月1万元都雇不到，而住宅产业化恰好不需要木模工，现在大家都尝到这个甜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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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企业开始”
　　南方周末：海外扩张的目的是什么？万科为什么首选美国香港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
　　王石：海外投资的第一个目的是平衡国内风险，而风险最小的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所以选了美国。所以现在先不动新兴国家，三年后在发达国家站稳脚跟，再考虑和发达国家的公司合作，一起开发新兴国家。
　　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向美国市场学习，美国市场的逻辑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维度。比如我们学习国际经验，投资美国房地产的方式也跟国内不太一样，先找到成熟的、有品牌的房地产企业，然后充分授权给他们，投资但不介入开发。美国公司现在招聘的也都是当地人，做成之后反过来影响万科国内。
　　南方周末：为什么不从总部外派？招聘当地人，沟通上没有问题吗？
　　王石：目前看来招聘当地人的效果非常好，其实最初并没有打算一定要找当地人，没办法，一些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万科员工，很难派出去。但是选用当地人的结果出人意料地好，旧金山的项目2013年年初开工，现在已经在谈第四第五个项目了。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这两年跟美国企业合作，出奇地顺畅。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万科一直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成长。
　　南方周末：美国游学三年，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你最大的反思是什么？
　　王石：2011年我去美国之后，可以远远地看中国，远远地看万科，发现中国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文化。到哈佛之后，我去了解西方文化，却突然发现连自己的传统文化都不太了解，所以第三个学期就选修了中国传统哲学课，这是2013年哈佛第二大课。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重新布局了，所以现在需要重新思考，哪些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哪些坏的东西要剥离出去，这样才能进步。想清楚这些，面对当下，你会少一点焦虑，会先从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企业开始。
　　我今年63岁。70岁之前，我想建个大学。万科现在已经有一些雏形，比如有博士后站。70岁之后，我可能考虑去沙漠里建设一片绿洲农田。中国还有好多土地都是沙漠戈壁，这些都有可能利用起来，不一定能成功，但我想尝试一下。
　　南方周末：前不久第一大股东华润增持了股份，总裁郁亮也提及“门口的野蛮人”在敲门，会再次发生类似当年“君万之争”的有关公司控制权争夺事件吗？
　　王石：现在的股市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反映某些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包括万科在内。也就是说，跟经营状况相反，股价的表现非常不好，可能会导致一些公司通过资本市场来动这些优秀公司的脑筋。
　　华润的增持是表明了一种姿态，让其他的投机者不要在万科的问题上动脑筋。表明华润对持有万科股票很有信心，如果想在这方面做文章，是得不到什么的。
　　“曾经离政治很近”
　　南方周末：为什么以前在微博上谈的大多是环保等公益话题，半年前却忽然为湖南企业家曾成杰被判死刑一事发声？
　　王石：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发声，因为这就是企业家现在的生存状态。我们都是做企业的，是同类人，难免会物伤其类，当然我不否认某些企业家有犯罪事实。
　　南方周末：但你又在很多场合强调“在商言商”。
　　王石：“在商言商”这句话我说了很多年，重点在于专业化。政治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文革”之后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谁都在谈政治，但政治不是谁都能谈的。
　　南方周末：尽管处在一个深受政策变化影响的行业，你还是刻意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什么？
　　王石：有一段时间我也曾经跟政治走得很近。1997年金融危机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来深圳，找了几家出口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座谈，主要目的是找支柱产业。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房地产怎么能成支柱呢，然后从金融、税收、规模、体制一一作了阐述。没想到我的反对意见让高层较上劲了，说一定要在两年之内把房地产弄成支柱产业。座谈结束时还说，你是房地产专家啊，我聘请你来做房地产顾问。
　　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他随口一说，没想到后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两次提到我，结果北京的各部委就开始找我，我也开始非常积极去北京参加各种会议。
　　活跃了差不多两个月后，感觉北京是个政治中心、利益团体的平衡中心，我一旦陷进漩涡，说不定得罪了谁还浑然不知；另外我对住宅产业的观点并不新鲜，只是一些专家没有机会或者勇气在高层面前陈述。后来北京再通知我开会，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推脱，慢慢淡出了那个圈子。
　　南方周末：2000年时，你带领万科管理层重新选了一次大股东，最后依然选了一家国企。这也是你的生存策略或者说政治智慧吗？
　　王石：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香港的新鸿基，一个是华润。最后选了华润，又是一家国营公司，到现在很多人也想不通，王石怎么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你不就是因为国营公司的体制和行政命令弄得很难受才想更换大股东的么？
　　第一，虽然是央企，但华润是个特例，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香港成立，多年来浸润的是香港的市场经济文化；第二，如果十年后万科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影响力足够大，大股东却是香港一家家族企业的话，外界会怎么想？对于万科的未来，当时我是有野心的。
　　南方周末：那万科究竟算是一家什么性质的公司？
　　王石：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人，我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
　　对政府官员可以说国有控股，因为最大的股东是国有的，华润占了接近15%；对其他人比如私营老板，我会强调是公众公司，毕竟还有80%就是股票市场上的小股东，也没错。按照现在最时髦的讲法，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最典型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你可以说是机会主义也可以说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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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股份制改造， 我们是领跑者”
　　南方周末：万科今年30岁了，回顾历史，198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当年万科进行了股改，从一家国企变成你所说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是在那一年万科进入房地产行业。哪一个变化的意义更大？
　　王石：1988年股改对万科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产权终于清晰了。应该说，在万科最初的历史里，是改革造就了万科，而不是房地产。
　　产权清晰为什么重要？1986年时，上级公司让我调一部分外汇，我不同意。结果呢？一个礼拜之后就发了个通知书，让我到深圳市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后来种种原因，最终还是没把我调走，但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特别大。我不怕被查，但如果想做一番事业，当时那种体制和不清晰的产权下，肯定不行。
　　就在当年，深圳下了一个红头文件，要试点国营公司股份制改造。万科所在的集团公司里，上面有三层公司，根本轮不到我们，但是集团公司没有一家想动的，红头文件还必须得执行，我就说万科想改。市政府体改办很高兴，结果集团公司不同意，万般无奈下我硬着头皮找到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几经波折最后股改成功。不客气地说，国企的股份制改造，我们是领跑者。
　　南方周末：在那个历史阶段，全国范围内，不止万科一家国企作了股改，但是有的没有改成，有的企业负责人后来出了问题。万科为什么能成为先驱而不是先烈？
　　王石：股改过程中最敏感也最关键的部分，就是1300万的净资产，国家和企业职工按照什么比例分。
　　当时去跟主管体制改革的副市长朱悦宁谈，我说公司是国营牌照，但国家一分钱没有投过，都是员工们赤手空拳打拼下来的，说全是国家的也不合适，既然如此，五五如何？朱副市长说怎么能和国家谈五五？六比四吧。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国家拿六我们拿四，还装糊涂问了下，是不是我六你四？
　　其实那时我内心是狂喜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便说“九一”我也没办法，也会认，因为对万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界定产权边界，哪怕只有一成，产权也清楚了，事业也好发展了。将来企业做大后就可以增资扩股，国有股份如果没有能力跟投，就只会一步步稀释下去。确实，等到我们再换大股东的时候，只占不到15%了。
　　南方周末：万科一直是管理人控制而非大股东，为什么能跟大股东华润形成这样的一种关系？多年来华润是否谋求过万科的控制权？
　　王石：当时华润入主万科是有一个计划的。第一步是成为大股东，第二步是能跟旗下的华润置地合并报表，并表后达到49%最好。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只实现了第一步。当然，万科的主观愿望也不想并，因为华润的模式跟万科不太一样，并到一块不能1+1>2。
　　对于那个结果，起初他们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但是后来两边做得都非常优秀，就完全把战略意图变成单纯的投资了。从投资角度来讲，当时买回来严格来讲也就3个亿，现在至少价值150亿，这笔投资他们是非常满意的。
　　现在双方已经完全互相信任，开董事会他们从来不来人，完全委托万科管理层代投，只参加监事会。至于如何处理跟大股东的关系，首先是我们选择了华润做大股东，最后事实证明合作相当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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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者王石,永远在路上
2014年04月09日09:40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魏喆 陈心琦

　　采访手记：

　　走进王石，你会发现，他缺少商人的精明，甚至有点笨拙，面对尴尬的提问，他的表情总是很诚实，不太会收敛自己的情绪，他不像一些企业家那样长袖善舞。这让我们看到他真实的一面。我觉得公众对他还是有一些误解，可能在很多人眼里，他是有钱的地产大亨，他的很多探险活动也被视作一种作秀，但是有人会为了作秀，冒着生命危险攀登七大洲高峰吗？对于媒体和公众的误解，王石其实是在意的，但是他不会过多辩解，他只求问心无愧。

　　王石做事很专注，很认真，不喜欢被打断。在采访中老友冯仑过来打招呼，他立即制止，让旁观采访的人把门关上，因为他需要安静的环境，周围人的干扰会妨碍他的思考。这大概是他在探险中养成的习惯，每次登山或者徒步穿越，他都是八九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直到下一个营地他才停下来补给和休息。他说，不喜欢节奏被打断，一旦节奏乱了，重新适应至少需要15分钟，这会降低效率。

　　在采访中，王石坦承，投身环保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自己热爱探险，最初完全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情节，但是，在探险中，他发现雪山在融化，沙漠在干涸，热带雨林在枯萎，即使两极也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寒冷，他真实的感觉到全球变暖的信号，这让他对环境有了一丝忧虑。而一封来自友人的送行信最终打动了他，让他决定要多一份担当，于是，在之后的探险活动中，他力求与公益结合，并在万科积极推进住宅产业化，因为这更加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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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首席对话王石
　　【实录】
　　游学最初是为了个人修为
　　搜狐财经主持人魏喆：一直以来您都是公众和媒体眼中的焦点，这次美国游学让你可以远离人们的视线，在这段较为清静的生活中，您思考最多的是什么问题？
　　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我是2011年到哈佛去的，现在已经是2014年了，有三年了，在哈佛待了两年半，到剑桥也有半年了。就这三年来讲，你问我主要考虑什么问题？它还不是说主要考虑什么问题，而是说你去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从个人来讲，有这么个机会，来提升个人的修为，就是个人的生活当中，觉得还缺少这一环。比如说，在大学进行这样的一个学术的系统训练。包括你的方法论，思维方式啊，理解问题的角度啊。因为我大学是在国内上的，那个时候还是工农兵学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很泛泛的，所以我就出国学了三年，很快这个时间就过去了。最初游学的目的还是为了个人的修为，有这么个机会，就应承下来了。但本人作为企业家，我也没有退休，还是董事长，所以本身就需要学习。当然作为行业人士，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行业也在社会变革中，游学和这些都有联系的，但最主要的初始的动机还是个人的一种修为吧，当然了，这种修为也是你没那么容易达成的，算是一个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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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陌生的环境，一开始不确定自己能否坚持下来
　　就像我在去之前，2010年还是再次登珠峰，那次登珠峰等于就是很大的挑战。实际到哈佛来讲呢，本身对我也是个很大的挑战，虽然是个人修为，但是这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它首先把你丢在一个和你熟悉的生活、工作完全不同的环境。第二个来讲，很大的挑战就是语言。到那之后你才觉得，语言关就是其中一个挑战，真的很不适应，完全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国内你是在用信用卡，但国外信用卡怎么办的你并不知道，但到时候你要去办这个信用卡去。再一个，你搭地铁，像我那个时候去，可以说整个环境等于是全新的。如果是一个留学生，十七八岁，二十五六岁，他可能接受能力会快一些，一个礼拜他就适应了，那对我来讲，适应的话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所以，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再比如，你选择选修的课程，比如西方的宗教课，西方的哲学课，不要说用英文，就是把它翻成中文，让中文老师给你讲，你在听，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从一开始，你都不能确定能不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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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然大悟之后的愉悦感，让我觉得再怎么辛苦都值得
　　主持人魏喆：中间有动摇过吗？
　　王石：当然，当然是有的，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下来呢，觉得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我并不是像别人为求生、为了职业，所以必须接受他规定的全部东西，选择专业必须按规定的那些动作，你必须学习，更多的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之后你就可以通过，可以拿到文凭。
　　我更多是为自己修为的一个提高。所以，虽然刚才说有那么多障碍，但毕竟悟性是非常好的，所以经常是，一点，你就恍然大悟，就是这种恍然大悟之后的愉悦感，让你觉得，再怎么辛苦，再怎么艰难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所以，像方法论的训练，还有很多思维方式的训练，百思不得其解的只要一点就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收获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说真正收获最大是什么，仔细想，好象又说不出一二三，但收获确实在那，非常非常值得。尤其到了剑桥之后，就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觉得时间不够用，好象是体会到什么是相对论的感觉。但有时也会感觉日子很难过，比如说在哈佛的第一学期，我就整天盼着星期六。
　　主持人魏喆：因为每天都很辛苦。
　　王石：就盼着周末，因为周末可以睡懒觉，也不用熬着做作业，熬到早上两三点。
　　学英语是最大的挑战
　　主持人魏喆：当时平均每天能睡上多长时间？
　　王石：一般很少能超过4个小时，所以按当时那个精神状态来讲，上课有时候就是打瞌睡。因为本身我又听不进去，再加上疲劳，上课就很容易打瞌睡，那时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嘛，确实感觉到集中力在衰退，我印象很清楚，过去记个英文单词，就是在中年以前，只要念7遍，就记住了，7遍。
　　主持人魏喆：那现在呢？
　　王石：现在20遍也记不住哈哈！30遍也记不住，但是你还得记啊，但是也就是慢慢地、慢慢地不断记以后，你会发现，还是记住了，虽然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好了，但是还是又激动了起来，你就看到，哎呦！人就又被全身启动了起来了！
　　主持人魏喆：也像一种训练一样……
　　王石：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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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的是一个探问的过程
　　主持人魏喆：我看到您在这个新书当中提到了身份的危机，也提出了阶层的觉醒。一个人原本好好的，突然对自己是谁，将会成为谁产生了疑问，大家会说他受到了刺激，那您的刺激来自哪些方面？
　　王石：是这样，就是来问最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当然不是我去哈佛之前才问的，因为我从99年辞去万科总经理职务，就开始探险登山。实际上，登山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探问的过程，但真正探问的并不是 “你是谁”这种哲学上最基本的发问，并不是这样的逻辑思维。从登山的初始动机来讲就是，本身我是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希望自己一览众山小，希望表现自我，彰显个人这样的愿望。但是这种表现又和另外现实相冲突，就是很可能会死亡，是吧？很可能突然你就死了，因为登山嘛，缺氧、高山反应，或者是冰窟窿、雪崩，这些不可确定的因素，都可能让你面临死亡的问题。实际上在登山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一个发问，能不能活着回去？当然很紧张、很担心，想着我只要这次能活着回去我再不进山了，我吃饱撑的……
　　直面死亡，让我更珍惜人生
　　主持人魏喆：但是我们发现你一次一次地又去挑战极限。
　　王石：那它就是这样的，晚上在账篷里很头疼，但当第二天阳光出来的时候，你又觉得，哎！还是不错的嘛，你还活着，感到阳光，那就是先把山登完再说吧。实际你还没下山呢，你就开始考虑下一座要登哪座山了。但确实你必须面对死亡，能不能活着回来？可能你会说人迟早都会死的，又不是飞来横祸，这个其实是老年之后考虑的，是未来嘛，你现在是中年，从现在到老死那天你都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但你只要一进山，你就没法回避，哪怕你是中年，你都必须去考虑它，因为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活着回去，你就得考虑，哦？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公司会怎么样？我的家人会怎么样？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你就会提这样的问题，而且你会很自然就会联想到，我下次再进山，我要把遗嘱写好。
　　主持人魏喆：有做过这种事吗？有写过遗嘱吗？
　　王石：当然，当然要有交待，交待是因为，你在很正常地思考你生活的事情，之前是很回避的，对西方人很年轻就写遗嘱这件事，就觉得不理解，说怎么活得好好的，去想死的事儿，是吧？实际这时候，你才考虑到，你能去面对死亡，你才能更珍惜你的人生，就是所谓的“向死而生”。
　　所谓的“向死而生”我想是两个含义吧。一个就是说，逼着你，你不得不考虑，因为你活着很困难，但你要活下去，这样你怎么来，可能你如果不去做任何的努力、不去争取，你面临的就是死亡，这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向死而生”。
　　再一种的“向死而生”，就是你要面对死亡，不是你想不想得清楚这死亡的问题，而是你得面对它，你更多的不是说想我死后怎么办，而是我还活着的时候我怎么珍惜，我怎么去度过。但是不是说就让你回避它，一想到你可能恐惧，但不要想到未来的事就回避它，这是第二层含义的向死而生。所以，这是登山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活着怎么更珍惜一切，作为企业家，怎么做企业?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怎么样珍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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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企业家能更好的实现我的价值
　　如果说，83年我到深圳去，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来施展你的财富、你的抱负。当然更多来讲是如何让你的生活，让你的人生更有价值，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你不安于现状，你不满于现状，但是你要改变现状，你根本来不及想你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当时就在想我要改变我的现状。
　　改革开放，建立特区给了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深圳来讲，我始终是一个临时观念，想着两年、三年之后就离开了，我当时也不准备当企业家，我更不准备当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人。但没想到在深圳一年、两年、三年这样过来以后发现，好象，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能在社会上最能发挥才干的就是当干部，商人、企业家。于是，我留下来做企业，我当然希望能把企业做好，做的时间长一点，对社会有贡献，不仅仅是产品，不仅仅是利润，不仅仅是税收，不仅仅是解决劳动就业。
　　万科找到自己的位置用了十年
　　这时候你会想，作为企业在社会当中，你给它确立的点在什么地方？你很容易就和日本的企业相比，他们跟我们文化相近，万科做生意更多跟日本企业家一样，比如战后，日本诞生索尼啊、松下啊、丰田啊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自己创造起来的。
　　主持人魏喆：那您觉得日本同行身上有哪些精神是让您比较敬佩的？
　　王石：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太远了，回来原来的话题。就是你觉得这样，你能在中国做个企业，能像日本这样的企业做到这样，不仅仅是提供产品，不仅仅是创造利润，不仅仅解决就业，而且更多的对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方式起到引导、引领的作用，所以对我来讲，应该是我确定了在深圳留下来做企业家以后，这个在我心中也是我的野心、我的目标，已经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企业做成股份公司，做成上市公司，做成在行业当中一个领跑者，在深圳的这头十年，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位置。
　　到了第二个十年，就是你如何要一步一个脚印，按照你的已定目标这样去做，这样给公司确定了，如何再从产权界定上、公众公司上的，这样的基础上，如何确定你行业的定位。实际上，万科的真正的定位，是第二个十年确定的，万科84年成立，到94年我们才确定专注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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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践行
　　确定专注地产之后，我们开始考虑怎么做的问题。我开始考虑如何搞公司的现代化治理，如何摆正自己和公司的身份，那就是辞去总经理职务，远离公司，希望团队健康成长，自己又做自己的、个人的想做的事情。当然登山啊、探险啊、飞伞啊，还是想彰显个人的英雄主义情结，在这一系列的探险过程当中，又间接地、被动地，不是主动地，去思考，企业和企业家从社会层面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实际上，我是非常被动地进入这个角色的。
　　比如说，2004年参加阿拉善，我完全是一个被发起者，我本身不是一个主动发起人，是被发起的，是被打电话说成立个组织，邀请你王石参加作为发起人，是被邀请作为发起人的。
　　主持人魏喆：任志强在《野心优雅》一书中也回忆过这段经历。
　　真实地感觉到地球在变暖
　　王石：对，是被发起的。再比如说，关于提高环保的意识这事，本身是爱登山、探险、热爱大自然，在登山过程当中，接近大自然的过程当中，发现气候的变化。比如说，雪山的雪在融化，常年积雪现在变成了季节性雪山，为什么呢？因为，气候在变暖。
　　主持人魏喆：我看你还写过穿越罗布泊的经历，干涸了很多，也是因为气候变暖。
　　王石：是，气候变化导致的，当然这是人类的活动，现在中国是在经济非常高速增长的时期，房地产也是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那和你的企业有什么关系呢？和你个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说，气候变暖无非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碳排放，另一方面呢，吸收碳的能力减弱，碳排放当然和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城镇化有关，大家都在用电，开汽车，碳排放。
　　另一方面是，各大雨林在减少。万科是搞住宅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木材需求，这样很自然地、被动地接受，认识到我们企业的责任和社会责任，那该怎么办？当然，我可以不予理会，我们在高速成长，我们就是在碳排放，工业发展国家已经经历了这个阶段，我们正在经历，但是考虑到地球只有一个环境破坏了就恢复不了，现在回避了这个，社会也不会对我们回避，有一天就会自己找上门。比如，绿色和平组织，会在新闻头条上看到，可能就是，打击这些对环境破坏非常厉害的国家的行为和企业行为。万科是中国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我们用了大量木材建设住宅，绿色和平组织有一天会找到万科的，因为我们是规模最大的。
　　主持人魏喆：他们会说万科吞噬了热带雨林。
　　王石：对，所以我想，与其被动地被他找，不如主动地找上去，问他们会怎么做，怎么来面对这个局面？对于环保，我就是这样一个被动进入的过程吧。
　　一封送别信改变了我
　　当然从被动进入之后，再提高一步变成主动，这个转变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2005年我去北极之时的一件小事。在2005年7月，我完成七大洲之后，我开始进行北极和南极徒步探险。去北极之前在首都机场，送行人当中有一位学者叫潘文石，我当时非常惊讶，他怎么在这个地方出现，因为我和他认识是因为他女儿的关系，他女儿是万科的员工，他是搞大熊猫保护的，之后我就和潘文石教授建立了这样一种公益的互助的关系，就是潘文石教授在广西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基地，开始是我个人资助，最后变成是万科来资助，就变成和他是这样一种关系了。
　　但他来送行我感到很意外，因为他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第一，他从来是拒绝参加的，他觉得很庸俗，第二，他觉得浪费时间，更多时间他是在野外，在荒山野岭，从事保护大熊猫的野外作业。但没想到的是，他出现了，他出现后给了我一封信，他说你到飞机上看，我在飞机上读了他这封信，不长。他就说我去这个北极，南极，包括登珠峰啊，都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
　　主持人魏喆：这是对你的一种肯定。
　　王石：说我这是一种英雄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和他们保护大自然的行为是一样的，我得到了肯定。但我读了这封信呢……
　　主持人魏喆：读出了言外之意……
　　王石：我就很惭愧，就觉得，因为我这个行为和他这个行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环保，完全没有想到社会，就想到彰显个人的英雄主义，彰显我和别人不同。说我不单登了珠峰，登了七大洲，我还可以穿越南极、北极，我这是显示我的能力。显然呢，他这封信呢对我有种期许，意思是说，因为我是公众人物，我有很大的社会的影响力，有很大的社会号召力，我可以为社会的担当呢多做一点，我读了这封信呢，觉得我是可以多做一些，完全可以啊。
　　主持人魏喆：对，他觉得你个人的影响力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