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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与“以党领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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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7-10-3 14:58: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郑永年:十九大与“以党领政”体制的形成

    原创 2017-10-03 郑永年 正角评论
    在过去的五年中,人们一直专注于中共的反腐败运动,聚焦于哪天什么人被调查、什么人被抓的现象,再“深入”地探究这背后的中共“权力斗争”。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大规模反腐败的过程也是制度建设的过程,尤其是中共本身的制度建设。实际上,对中共领导层来说,尽管反腐败本身对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建设。

    在这方面,主导反腐败运动的王岐山扮演了关键的角色。2017年3月5日,王岐山参加北京代表团的审议时讲了一番话,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即“广义政府”。之后新华社特意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岐山: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体制: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治理体系》的新闻稿。但很遗憾的是,这篇讲话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兴趣。王岐山并非随性而发,而是指向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一种新的制度即“以党领政”已经呼之欲出。

    王岐山是这样说的:“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人们也注意到,王岐山讲“广义政府”,这不是第一次了。一年前(即2016年)的年底,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时候,王岐山就讲了一次,“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这就是监督全覆盖;比如,巡视和纪检组派驻“不留死角”,也是在呼应“广义政府”。王岐山这里是作为纪委书记的身份而讲的“身份”话,同样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但正如王岐山在之后3月“两会”的讲话所展示的,“广义政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纪委系统,而涵盖了中国的整个政治制度。提出“广义政府”要解决和能够解决中国政治制度顶层设计的什么问题呢?这里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党政关系的讨论和争论了。

    自近代以来,党政关系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最为核心的问题。在西方式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践惨遭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以党立国”和“以党治国”的概念。这一概念之后就转变成政治实践,国民党和共产党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但两党都是这一概念的实践者。

    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共产党对这一概念的应用,较之国民党更为全面和彻底,共产党赢得了政权。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共没有及时从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进行“继续革命”,党政关系因此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调适,更是走向了一个极端。在改革开放之前,经常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期更是干脆“废除”了政府。这种极端的情况不仅给顶层权力机构造成了混乱,也导致了国家治理危机。

    文革结束之后,中共高层对顶层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政关系。这显著表现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个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后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之后,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改革讨论最为热烈的那段时期,执政党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理念。

    “党政分开”的理念和实践

    尽管作为一种理念,这个概念在当时广为人们所接受,但作为制度实践的情况则不一样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领导人,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恰恰相反,共产党的领导是他们一直所坚持的。

    从学术研究来看,人们可以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的确意识到毛泽东时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危害性,决意要改变这种制度,但对党领导下的“党政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不很明确。在实践层面,“党政分开”也出现了很多困难,少则党政合作协调不好,多则党政处于对立面,甚至发生冲突,造成巨大的内耗。80年代末之后,执政党不再提这个概念。

    但这个概念的影响力是持续的。90年代以来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例如“军队的国家化”“司法独立”“宪政”这些被视为是“右”的或者“自由化”的提法,或多或少与“党政分开”有关联,因为所有类似提法背后的逻辑就是一样的,即把军队和党、司法和党、法律和党等分开来,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另一边,左派的反弹也很强烈,从他们的讨论来看,似乎中国应当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党政体制。

    不过,学术和政策界左、右两派的表述,都没有反映中国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情况,更没有影响到执政党本身对党政关系体制的探索。基本上,这些年的探索是沿着邓小平所确定的大方向行走的,执政党已经放弃了“党政分开”的概念,而形成了“党政分工”的共识。

    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党政分开”没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不过,即使是“党政分工”,如何把这个概念转化成制度实践,也一直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大制度构架已经明了,即“以党领政”。

    在这个背景下,王岐山所定义的“广义政府”的一个理论贡献在于,执政党本身也是“广义政府”的内在一部分,而传统上执政党则被置于政府之外,似乎执政党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治过程。“广义政府”的定义更符合中国政治的实践,因为执政党和其领导的政府处于同一个政治过程,并且是这一过程不同环节中的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那么“广义政府”的制度体现是怎么样的呢?从制度设计和实践趋向来看,就是要处理好内部三权之间的分工、协调和合作关系,即决策、执行、监察。内部三权分工和合作体制,是中国传统和现在政治体制的混合版。鉴于中国所具有的考试和监察制度传统,孙中山先生当时就把西方的三权和中国传统的这两权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五权体制”,即立法、行政、司法、考试和监察。

    孙中山先生尽管强调“以党治国”,但其所设计的这个体制过多地受西方影响,并没有充分考量到执政党在这“五权”中的位置,并且对如何把考试和监察两权有机地和前面的三权整合起来也欠缺考量。(这也是今天台湾所面临的最大的制度挑战。民主化一来,监察权和考试权很快就被边缘化,形同摆设。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缺失执政党的地位,台湾实际上形成了“双首长制”,即总统和行政院,加上立法院的党争,民主化使得政府长期处于不作为甚至瘫痪状态。)

    而今天中国的“三权体制”可以说是根据传统和现实的制度创新或者再造。在十八大之前,如前面所讨论的,执政党所要解决的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邓小平在前引讲话中就指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干部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治职权范围的工作”。

    这里邓小平强调的是“党政分工”,并没有“党政分开”的意思。党要管政治,管决策,即党自身、路线、方针和政策等最重大的问题,而政府则是管执行,即行政。尽管党政分工和合作关系仍有待改进,但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也是王岐山否定“党政分开”而强调“党政分工”的背景。

    十八大后党政关系的改变

    十八大以来,尽管没有公开明确讨论党政关系,但在实践方面则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可以从如下几个大方面来看。

    首先,最重要的是“以党领政”即党的领导位置的法理化。如上所述,提出“广义政府”概念意在厘清楚党和政、党和军、党和法等的关系。在“基层”方面则表现在党在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社团组织、基层农村等组织中的正式法理位置。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既然党从来没有离开过任何组织,到今天为止无所不在,那么就不能忽视党的存在。一个理性的做法就是给党一个法理的领导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党便是“广义政府”的一部分。

    其次,监察权的建设。十八大之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和处理好。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属于党的机构,其有足够的政治权力,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法理依据(例如对党政干部的“双规”)。同时,设置在政府(国务院)的监察部既不够权力又缺少独立性,很难对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往往是左手监管右手。

    近年来在北京、浙江和山西试点实行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则是通过整合党政这两方面的组织,重建监察权。国家监察委员会从属于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但独立于执行机关即国务院,在内部是独立一极权力。这就类似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五权”中的一权。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大法治概念”的确立。十八大四中全会确立的“法治”改革中的“法治”,并非学术界所讨论的狭义法治概念,即立法和司法领域,而是广义法治概念,因为其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包括执政党本身在内的所有组织机构和个人。“大法治”极其重要,因为法要调节内部三权(决策、执行和监察)之间的关系。

    “以党领政”体制下的三权分工、协调和合作制度构架基本确定。可以预见,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如果不发生激进民主化或者革命,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调整和调适都会在这个构架内进行。或者说,这三权的分工和合作,构成了中国未来改革的宏观制度背景。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除了“以党领政”原则得到确立和体现之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例如,现在的执行权往往被“三明治”化,受决策和监察两权的制衡过多。一方面是决策权向行政权渗透,另一方面是监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管。

    这种“三明治”化的情形往往导致了执行(官僚)权的“不作为”。又如,监察权得到确立和扩张,但监察权本身如何得到制约呢?如何防止监察权的滥用呢?再如,监察权和决策权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表明,中国政治体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创新和发展空间。

    “新加坡是制度比较集权,不是个人比较集权;要集权,如果没有李光耀这样先从个人集权转换到制度集权,还是做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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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十九大与中国未来30年

    2017-09-13 郑永年 正角评论



    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未来。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直在讨论两个相关的“百年”,即中共10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人们可以把十九大的使命置于这两个“百年”的构架中来理解,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到哪里去的问题。

    从现在起,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执政党就要迎来第一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多数人会认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尽管也并非易事,但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十九大所要考虑的更多是第二个“百年”。

    如何回答第二个“百年”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回答毛泽东的30年完成了什么?邓小平的30年完成了什么?今后的30年要完成什么?不管人们对未来抱有怎么样的理想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0年怎么也脱离不了这三个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前面两个时代已经过去,所能掌握的便是眼下这个时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时代做了什么?毛泽东时代当然不能从1949年算起。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完成了统一国家这一近代以来最艰巨的任务。在建国之后的30年里,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迄今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结构层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此外,毛泽东时代通过计划经济等手段确立了基本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今天人们对这些制度存有争议,但也是那个时代国内国际环境的反映,并且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很多方面的影响并非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人们能够预测得到的。当然,也不可否定,毛泽东时代执政党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今天可以被称为“颠覆性错误”。

    邓小平时代管了30年。尽管在80年代,执政党曾经希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一起抓,但因为政治改革受挫,最终还是把重点置于了经济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在这一理论下,中国进行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建,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并且也完成了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并且促成了数亿人脱离贫困。这些构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此外,邓小平时代中国在政治上也有重大进步,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诸多新制度,例如领导人限任制、退休制、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都是邓小平时代提出来并加以实践的。

    不过,邓小平时代也给今天这个时代流下了诸多问题,主要是过分侧重于经济,造成了被人们称之为“GDP主义”的现象,即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同时,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也掩盖了很多政治方面的问题,造成了大面积党政干部腐败、顶层寡头政治的形成和国家法治体系的薄弱等。

    以十八大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三个时代。不过,就社会发展来说,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的十年已经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开始质疑经济至上的“GDP主义”,提出了“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并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概念的指引下,在社会建设努力不少。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社会体系在市场经济来临之后迅速解体,重建成为必然。在胡温时期,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重建。不过,在重建一些社会体系的同时,另一些则也继续解体,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

    就改革的目标而言,第三个时代的标志便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方案,其目标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四中全会的改革主题则是建设法治国家。四中全会尽管没有直接提政治改革,但一般都认为这个改革方案所强调的法治国家建设这一核心,便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

    那么,就今天而言,三中、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得怎样了呢?今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未来又怎样走下去?这些都是十九大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

    01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挑战

    尽管十八大以来,经济下行,但仍然维持在6.5%到7%年增长率之间。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为所有经济体中最多的。到今天,没有人对中国将在第13个五年规划期间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即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存多少怀疑。不过,此后阶段的任务并不轻松。

    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是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或者富裕社会。在东亚,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经济体都成功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但对中国来说,即使要到达今天台湾的水平,即人均国民所得2万3000美元的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在社会发展方面,这些年中国也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产生很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执政党出台了诸多有效的政策来实现和保障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其中,最引入注目的要算全国性的“精准扶贫”政策了。根据这个政策,中国要在整个十三五期间,每年在农村减贫1000万人口。放眼世界,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面临贫困(或者再贫困化)现象,但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够像中共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能力来这样做。

    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面临人口的贫困化,社会抗议运动日益增多,但政府束手无策,使得社会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过,“精准扶贫”并不能替代社会制度建设。一定程度上,较之胡温时期,近年来社会建设并不在政府的最高议程上。

    即使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相比,中国社会制度的水平仍然较低,表现在社会建设投入不足、城乡分化、统筹级别低下、地区差异巨大等等方面。如果有效社会制度得不到确立,国家整体现代化包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都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过,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制度,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深化改革,求得完善。从今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这段时期,重中之重还是政治改革问题。尽管人们不想讨论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必然是一个逃避不过去的问题。实际上,如前面所说,执政党也从来没有逃避这个问题,自邓小平以来,政治改革方面也有了诸多探索。

    这些政治改革探索中,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成功来说,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治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没有政治稳定做保障,很难想象这些年来经济和社会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就存在的问题而言,十八大之前的政治形势表露无遗,包括腐败、寡头政治、军队干预政治等等。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是一般人估计不到的,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就要铸成“颠覆性错误”。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十八大以来执政党进行了大规模的集权,通过集权推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尤其是打击俨然成风的寡头政治,涉及到党、政、军各个领域。不过,集权不仅仅是为了反腐败,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把改革进行到底”。无论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还是克服既得利益推进改革,都需要集权。现实地看,集权的这些方面的目标也已经基本实现。
    02
    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选择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实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法治中国建设呢?应当说,十八大四中全会的“法治”并非狭义法律概念上的,而是一个广义概念,法治涉及到执政党、政府、军队、经济、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尽管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其自身的逻辑,即使学习外国经验,也是以自己为主体的学习,并非照抄照搬,不过,就政治发展和变化经验来说,人们预测很可能会是如下三种之一。

    第一,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一些人担心中国会走上俄罗斯普京模式,因为和俄罗斯一样,中国自十八大以来也经历了大规模的集权。普京式的集权更多是个人集权,而非制度集权;普京本人非常强大,但其背后的制度被大大弱化。就中国来说,尽管集权需要,但人们希望不是个人集权,而是制度集权。像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需要相当的制度集权。

    实际上,任何近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不过,中国的集权实际上已经和俄罗斯的集权方式区分开来,即集权主要是制度集权,而非个人集权。最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新设领导小组的正式化和透明化操作。这些领导小组的设计是为了克服既得利益(往往和旧制度体系有关),为了顶层设计和推进改革。不过,这些小组的运作方式已经和以往的领导小组区分开来。正在试点推行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更是一个大的制度进步。

    第二,蒋经国模式(或者称西方模式)。这种政治变化方式可能性比较低,但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很多重要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党内民主、集体领导、社会民主的稳步发展等,如果进展缓慢,那么也很有可能开始大规模的政治民主化运动,无论是以自上而下还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

    从东亚社会来看,一旦发生民主化,最容易走向美式民主化。韩国、台湾已经走上美式民主化。中国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对民主化运动式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展现了民主化的可能方式。美式民主化的动力包括地缘政治因素、世俗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等等,这些因素一旦发生作用,就会产生强大的政治动力,形成政治未来不可预测。不过,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的经验已经表明,这种民主化会对一个社会产生如何的影响。

    第三,李光耀模式。李光耀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制度集权模式。李光耀拥有无可争议的巨大个人权力基础,但其伟大之处在于李光耀并没有成为个人专制,而是把其所拥有的个人权力转化成为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权力。在制度集权的方式下,国家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即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拥有优良的社会制度体系。

    今天,即使新加坡的政治因为各种因素也在变化,但高程度的制度化使得新加坡不会受政治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继续领先亚洲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来说,诸多条件也可以促成自己走上这条路,通过制度集权,完成法治制度的建设,在此基础上,把国家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建设比较完备的社会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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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腿一个圈":习近平的新型大国战略

    原创 2017-07-28 郑永年 正角评论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形成了“两条腿一个圈”的战略,第一条腿是新型大国关系,第二条腿是“一带一路”战略,一个圈就是周边外交。

    新型大国关系中最主要的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将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执政对中国来说具有好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战略从根本上是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影响中美关系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对中国而言,周边外交是最重要的,其中,南海问题中国已经掌握了主动权,钓鱼岛问题需要维持现状,台湾问题有足够的方法可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若处理不当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

    中国应把握机遇继续推行“自由贸易”。同时,要处理好大国关系、解放思想、积极争取大国地位,做好一个新型大国。

    作者简介: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01
    习近平的“两条腿一个圈”新型国际战略
    当前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的,会根据形势进行调整,但方向到现在为止没有大变化,还是继续努力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主导的中国外交有很大变化。海外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而走向了“有所作为”。但笔者并不同意这个观点,邓小平同志实际上也是“有所作为”的,而不仅是“韬光养晦”,正是邓小平同志“有所作为”才有中国的今天。
    如何理解十八大以来的“有所作为”?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习近平主席形成了“两条腿一个圈”的战略:第一条腿是新型大国关系,是针对大国的外交,主要针对美国,当然也可以应用到俄罗斯、欧盟或者未来的印度等大国关系中;第二条腿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就是“一带一路”;一个圈就是中国的周边外交。
    (一)第一条腿:新型大国关系
    从总体形势看,第一条腿是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最主要的。中国领导层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笔者一直强调,中美关系是中国现在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如果不出问题,不仅中国不会出问题,美国不会出问题,整个世界也不会出大问题;中美关系一出问题,整个世界都会陷人混乱。
    所以,今天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整个国际关系的两根支柱,哪根都不能倒,美国倒了或者中国倒了,国际关系的“天”就要塌下来,整个关系都会崩塌。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内部都存在反对力量,即中国有反美力量,美国有反中力量,但是两国的领导者都很清楚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各自的外交政策都不能被这力量所左右。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提出来的。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代,美国不是那么乐于接受,但也没明确反对此概念。这个概念提出多年还是发挥了作用的,美国也是因为这个概念而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要好好地处理。
    奥巴马在美国执政8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执政以后,这些年都是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处理两国关系。再早一点,在胡锦涛同志任中国国家主席时期,中美关系基本也是沿着这个逻辑发展的;甚至更早至邓小平时代,就是沿着这个逻辑的,即中美关系不能搞坏,只能搞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若认清楚这一点,以后跟美国打交道就会有很大的空间。美国现在最大的利益是不要失去中国,或者说美国国际关系最大的利益就是把中国留在体系内。如果失去了中国,美中关系可能也会变成以前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状态,美国可能只是半个世界的霸主;而把中国拉在体系之内,同时中国又承认美国的地位,那么美国是整个世界的霸主。
    (二)第二条腿:“一带一路”战略
    第二条腿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个倡议。这个倡议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被夹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间。
    中国也一直在说,要为发展中国家做一点事情。当然以前也在做,例如中国跟非洲的关系、跟拉美的关系。不过,这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路线更明确了。“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展项目。
    (三)一个圈:周边外交
    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还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周边外交。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非常复杂。
    美国的地缘政治最简单,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这两个经济体高度依赖于美国。而中国周边有几十个国家,接壤国就有十几个。如果周边不稳定,中国就很难崛起。
    不管中国有多强大,如果被周边困住,就会遇到很多麻烦。这些年,针对周边外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后来扩展到“世界命运共同体”。
    02
    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奥巴马时代,“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基本上,中美两国是在这个概念构架内来处理关系的。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又会如何呢?
    (一)如何看待特朗普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自特朗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人们一直在说“不确定性”。问题在于怎么看待“不确定性”。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我们有“确定性”,但这个“确定性”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希拉里·克林顿肯定会使中美关系“坏”下去,无论是她的“重返亚洲” “平衡中国”战略,还是人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都对中美关系不利。当然,她也会做一些调整,但不会改变她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外交政策大局面。而特朗普执政当然是“不确定性”,但这个“不确定性”有可能是件好事情。
    “不确定性”既可以说中美关系有可能比以前更好,也有可能比以前更坏。不过,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笔者的评估是中美关系现在产生了好的“不确定性”,良好的机遇较多。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特朗普?如果大家每天都关注美国主流媒体,会感觉特朗普简直就是个“疯子”,中国国内很多媒体也受美国主流媒体影响较大。
    最近,笔者在新加坡演讲时表示,我们大大低估了特朗普,因为不喜欢他就拒绝认识他、拒绝了解他。实际上,很多人的心态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
    特朗普有没有自己的哲学?有。他做了半个世纪成功的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很多年以前,美国的未来学家就已经提到特朗普会是未来美国一代新型领导人。
    总体而言,是时势造英雄,现在美国确实需要出现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了。美国的民主、经济制度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早应进行改革。但是人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因为美国有很多方面的“政治正确”。“政治不正确”是很麻烦的事情。
    在美国,民主制度不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批判,因此很多东西都被掩盖了。特朗普看到了这些,看到了美国既得利益虚伪的一面。所以,他参加选举的伊始就有比较好的策略,“我就不跟你玩这一套,我就是玩体制外的东西”。
    特朗普从来没有说要跟体制接轨,尽管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但他从来没有跟共和党有很好的沟通,充其量只是借用了共和党的名义。因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里,第三力量是不太可能当选总统的,他必须借助共和党。他很聪明,不讲内政,只讲外交关系。他表现得不错,尤其是在朝鲜问题上。
    (二)中美关系为什么重要
    世界未来的秩序如何维持、如何改革,还是要看中美关系。其他国家可以发挥作用,但界定不了国际秩序。从国际关系产生以来都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之间制定好国际关系的规则,小国家来服从且大都是搭便车。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世界将是一个乱世状态。
    首先是美国本身的变化。
    美国仍然是现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其军事力量,但也确实不如以前。相对而言,与其自身相较,与崛起的中国相较,美国确实衰落了,不像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之后那么风光了。当时的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都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但没过多少年美国开始走下坡路了。
    第一,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美国目前还是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速很快。
    第二,美国的软实力即民主自由,也与以前不同。二战以后,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软实力非常强大,很多国家都仿照学习。错误的是,美国到处推行民主,在中东、北非、中亚等各处推行。结果,美国的民主变成了一种负能量,因为美式民主到处“水土不服"。美国文化的内部创新能力很强大,但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并不是那么强。唯独其军事力量依然强悍,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有国家可以超越。
    第三,与中国有关的因素。二战后,美国之所以能一直充当“世界警察”,是因为它的世界“税收”能力,令其他国家交税、交“保护费”。为什么二战后像日本那样的盟友能交给美国很多钱呢?主要是因为有前苏联这个“敌人”的存在。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 9 · 11”以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开始把中国塑造成敌人。其实当时的中国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美国需要一个“敌人”,没有“敌人” 美国很难收“保护费”,很难向其他盟国收税。但因为“ 9 · 11 ”事件的发生,美国没能把中国塑造成“敌人”。
    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日本、欧洲国家交给美国的钱越来越少。而特朗普很聪明,他对其盟友说,“你只有多交钱,不交钱我不保护你”。他说了很多次,尽管不见得会做,但这反映出美国人的心态和美国盟友的心态。这盟友也没有明显的 “敌人”,因为中国显然不是像前苏联那样的“敌人”,中国一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其他国家很难像对前苏联那样把中国当成敌人。这是中国智慧的地方,也是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精神之优势。
    其次,欧洲是美国最大的盟友,不过现在欧洲很忙。
    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还是欧洲的民粹主义,都是由内部问题引起的。但欧洲的内部问题又会成为欧洲的总体问题。英国已经开始正式的脱欧程序,但是英国脱欧以后欧洲民粹主义思潮会如何发展?人们现在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法国会发生什么?欧盟可以负担得起英国的脱欧,因为英国在欧盟里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伙伴。但是,欧盟绝对承担不了法国的退出,如果那样,欧盟就会面临解体。
    欧盟内部的各个国家,民粹主义都非常强大。法国如果脱欧,不仅是欧盟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且是欧洲会不会回到一战、二战以前的状态的问题。因为一旦欧盟解体,欧洲国家之间将失去平衡。所谓“国际平衡”的概念是从欧洲产生的。如果法国退出欧盟,就会构成英国、法国、德国之间的竞争,也许欧洲的秩序就要重建。
    再次,中东可能30年都无法建立秩序。
    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东秩序是近代以来受欧洲影响慢慢建立的,现在这个秩序被破坏了,即使美国完全退出,俄罗斯不影响它,它自己本身也无法建立秩序。从穆斯林世界的历史可知,没有外敌的时候,他们的各个教派也是争斗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建立秩序。
    最后,冷战以后唯独比较好的就是亚洲。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就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但不巧的是,因为只有亚洲是好的,世界各个国家的力量都往亚洲转移,美国、欧洲、俄罗斯都强调其在亚洲的存在。前几年,美国实行“重返亚洲”,法国也提出了类似概 念,英国、俄罗斯也想来。
    世界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重心在哪里,地缘政治、国防军事都会往哪个地区倾斜。我们必须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思维,因为亚洲是经济中心,美国绝对不会放弃,不仅美国不会放弃,其他国家也都会向这里聚集。亚洲非常重要,这表明中国的外交压力在未来很多年里会非常大,会越来越难,直到真正的崛起。如何重建亚洲秩序或者亚洲国际秩序,还要取决于中美关系。
    03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一)“一带一路”战略从根本上是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非常重要。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事情, 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大项目。许多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做雷锋,要对世界经济做贡献。这个看法很片面,不是全部。“一带一路”战略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帮助发展中国家。不过,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与帮助其他国家的发展并不矛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两者是正相关的。
    目前,中国人均GDP大概是8000多美元,任何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都必须开拓海外市场,欧洲、美国都是如此。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是做法不一样。以前西方国家实行的是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像鸦片战争,中国不开放,英国的大炮就来了。
    今天的中国能这样实行殖民地主义吗?中国实行不了帝国主义,也实行不了殖民地主义。美国搞占领,中国能吗?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在新时期下、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所能做的海外市场拓展。中国有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还有技术。中国所有资本的技术含量仍然很低,需要有高技术含量的资本。但无论是中国的产能、资本还是技术,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中国的过剩资本、过剩产能和技术(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正是这些国家发展所需要的。
    西方有些人一直说,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地主义?这是歪曲事实。
    西方国家实行殖民地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死了无数人。过去西方国家用枪炮打开人家的大门,现在中国用国有企业、用钱打开人家的大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造成人死亡,这怎么是新殖民地主义呢?
    中国在非洲做的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西方国家以前也做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但那是为了把原材料运出去。中国为非洲国家盖医院、学校、体育馆等等,都是老百姓可以共享的,而不是为少数人建设的。所以,新殖民地主义、新帝国主义这些概念不能随便使用。
    “一带一路”建设到现在为止是成功的。如果只有南海问题,而没有“一带一路”战略,今天的情况会坏得多得多。正是因为“一带一路”战略重视经贸,冲淡了南海问题的军事性质,才避免了军事竞争。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中美关系
    尽管美国不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部分,但“一带一路”战略影响了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竞争合作关系,竞争要么是在经贸领域,要么就是在军事领域。一定要注意,美国现在的经济力量不如以往,但美国还是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因此,美国在和中国竞争的时候,很容易把其重点放在军事上,美国的“重返亚洲”就是如此。
    美国政府不能命令美国商人到东南亚国家投资,因为投资是资本行为,不是总统说了算,而是华尔街说了算;但是航空母舰开到哪里是总统说了算,所以美国很容易派出航空母舰。但如果中国仅从军事领域回应美国,就表明我们同美国走上了军事对峙的道路,这是最危险的。
    在军事领域,中国要有足够的国防来应对美国,但重点还是要放在经贸领域。经贸发展既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努力的重点,也是其他国家需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为了推动发展的。当然,这些都还是初步的,以后还有很多促进发展的手段和制度工具。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贸易规则
    在经贸方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如何制定贸易规则?
    最近国内对这个问题讨论较多,尤其是当讨论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既然美国离开TPP,我们就赶紧加人,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希望中国加入;美国不制定规则,我们就赶紧制定。但笔者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
    我们没看清楚奥巴马其实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他力主TPP主要是为了制定规则,而不让中国制定。但在实际生活中,规则不是制定了就有用;规则的背后是力量,没有力量,制定了规则也没有用。美国以前制定的规则有用,是因为它背后强大的经济力量。
    为什么像马来西亚、越南这些经济力量远远不如中国的国家要加入TPP呢?这国家看中的是美国市场,没有美国市场的吸引力他们不会加入,日本也是如此。所以,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制定规则。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TPP不同的地方在于,TPP是规则导向的,而“一带一路”战略是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理论研究还不够深人。
    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制定规则,这是错误的。“一带一路”建设当然要有规则,但不是中国制定好了强加给其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亮点在于开放性、包容性、参与性,大家在合作中共同书写规则。这涉及中国如何与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对接。
    2016年杭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还有2017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为什么在西方影响那么大?因为西方感觉到中国是一个进步的力量。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令西方感觉到错位了,以前是美国讲的东西现在美国不讲了,而且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但中国开始讲了。
    04
    中国的周边外交
    对中国而言,周边外交是最重要的。当前,周边外交也是最紧张的,从朝鲜半岛、黄海、东海、南海到印度洋,都不太稳定,尤其是现在的朝鲜半岛问题。
    (一)南海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唯一有进步的就是南海问题。
    尽管有人说因为南海问题,好像中国在东南亚没有朋友了。但笔者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处理得当。因为早期菲律宾在造岛,越南在造岛,我们一直很着急,中国为什么一点不动呢?不动的话,人家造好岛以后,南海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如果那样,南海真是变成中国的历史了,即跟我们不相关了。
    这几年中国通过大规模造岛,掌握了主动权。这是那么多年来,第一次中国拥有了主动权。尽管形势还不是很好,但主动权在我们手上。以前我们总是被动地对南海问题做出反应,因此国家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现在做还是晚了一点,如果早10年,情况绝对不会如此,不过我们最后这么做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现在,南海问题大家争吵得凶,但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主动权在中国手里。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很复杂。
    美国没有说中国不能造岛。当然,一些反华、反共的人一直在借机生事。美国清楚地知道,菲律宾在做、越南在做,中国也是要做的;美国抱怨的是,中国做得太快了。确实,中国一年多时间里做了越南几十年时间所做的。这使得越南、菲律宾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如果要做,是可以非常迅速的。美国最担心的是航海自由。美国永远不会放弃这一点,因为它是唯一的全球霸权,它不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部分,但它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中国要认同这个事实,这是美国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国的需要。
    作为大国,中国与美国差不多。很多方面的国际法约束不了大国。全球的大国都是这样,法律只对小国有用,对大国来说,国际法从来就是打折扣的。法律哪来?谁来执行?在和国际法的关系上,美国要站在国际法之上来维护国际法。这就是美国的认知,也是事实。如果没有美国,一定会出现另一个国家站在这个法律之上。
    海上自由既是美国的最大利益,也是中国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中美有最大公约数。中国85%以上的海上交易都经过南海,中国比美国更关心南海的海上自由。美国现在关切南海问题就是其所说的“海上自由”,这一点中国很清楚,也很配合。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有很大进步。以前南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把南海作为海洋和南海的岛礁争议分开了。海洋方面,中国承认美国、日本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合法性,大家都可以共同关注南海的航海自由,这也是近期正在讨论的《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主要内容。
    但是,岛礁争议是中国与东南亚个别国家之间的争议,不是与美国的争议,也不是与日本的争议。现在美国、日本所担心的是,中国的造岛会不会影响海上航道自由。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无论美国批评中国岛礁设施建设或者军事化,中国还是会完成这些岛礁建设。中国已经开始建设了,就不会停下来。但是一旦岛礁建设完成,中国可以更开放一些,例如允许美国航母停靠我们的岛屿,就像允许美国航母停靠香港一样。这也是中国主动权的一部分。现在只要中国不再去黄岩岛造岛就可以。
    中国与菲律宾的形势在改善,未来几年会比较稳定。当然,中国不会放弃,但也不会大规模造岛。所以,南海问题不用太担心。美国的军舰还是会去,但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一个互动模式,你来我抗议,只要大家不擦枪走火就行。
    (二)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是中国和日本的问题,美国站在日本的立场。不过,针对钓鱼岛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实很有限。至少从近期来说,中国不会把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从日本手中拿过来。
    在钓鱼岛问题上,目前中国只需要日本承认这是有争议的,而不是像日本所说属于日本。多年过去了,很多国家担心的擦枪走火并没有发生。以前在政府没有控制的时候,情况是最危险的。现在只要是执政党或者政府派去的就不会出事,但如果是非政府组织去就会比较麻烦。这个互动模式不改变,就不会出很大的问题。
    (三)朝鲜半岛问题
    当前最麻烦的是朝鲜半岛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美国和中国都负有责任。朝鲜发展到当前状态,完全是因为中美之间的矛盾,两个国家不配合。实际上,这两个大国都有能力解决问题,中国能,美国也能。但两个大国都没有选择解决问题,朝鲜巧妙地利用了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找到了空间发展核武器。
    在中国,很多人一直认为朝鲜问题是美国问题。这是错误的。朝鲜问题是中国问题,不是美国问题。就安全来说,朝鲜能否对美国构成实际的安全威胁?即使发展到今天,直接的威胁还是太早,只能说朝鲜对美国的盟友韩国或者日本构成了一些威胁,对美国没有直接威胁。但朝鲜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笔者认为,我们做“扳道工”是远远不够的。
    朝鲜核爆地点最近的与中国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如果朝鲜发展出核武器了,那么韩国就会发展核武器,日本也会发展核武器,于是世界上唯一个被核武器所包围的国家就是中国。
    当然,中国自己也是核武器国家,但是周边被核武器包围并不是好事。现在北边的俄罗斯有核武器,西南的印度、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如果东边像朝鲜这样高度不确定性国家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中国将无法安眠。因此,朝鲜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是很好的进展。在朝鲜问题上,我们有几大误区。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的确很难先动手处理这个问题;但如果是美国动手处理,那么对中国而言就是如何配合。外在的压力对朝鲜是有用的,但是外在的压力还不够大,怎样能真正使它弃武?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国际关系无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如果大棒不够硬,胡萝卜也不够甜,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大棒要硬起来,同时胡萝卜也要甜起来,没有其他办法。在核武器问题上,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外在的压力就可以解决。
    历史地看,去核最有效的就是采用果断的“外科手术”朝鲜问题对中国而言,不仅是一个邻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问题。当然,有些人认为还有地缘政治问题,他们想用朝鲜作为缓冲区来处理中美关系。这是纯粹的幻想。以前中国有“战略纵深”的概念,现在这个概念需要修整。
    在现代技术手段面前, “战略纵深”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不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长远来说,朝鲜半岛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比台湾所能构成的威胁更大更强。
    我们对朝鲜半岛民族的民族性一定要认识清楚。朝鲜半岛对中国有土地要求,这在前几年有过争论,韩国仍然有很多人在进行研究。半岛对我们有土地要求,如果处理不好,它与美国、日本联合,就会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国家安全问题。现在中国担心萨德系统是有道理的,萨德放在韩国只是第一步,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当然,现在有些人觉得从技术上来讲威胁并不是很大。但笔者认为,萨德对中国威胁非常大,萨德系统如果运作起来,中国2/3的国土就丧失了安全感。所以,萨德问题如何解决是中国战略上最首要的问题。
    (四)台湾问题
    笔者个人判断,台湾问题已经解决了75%,或者说经济上台湾已经很难独立了,余下的25%,我们也有足够的方法。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进行对等谈判。
    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不是两个地方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台湾人的问题、香港人的问题。香港只有800多万人口,有问题的人则更少,大部分还是对内地比较友好的,但是因为内地这些年做得不够好,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问题;台湾也是一样
    (五)关于俄罗斯
    就像美国判断的,俄罗斯在今后30年、40年仍然无法崛起。笔者个人对俄罗斯是比较悲观的。
    历史地看,俄罗斯从沙皇大帝开始,对外侵略和扩张非常厉害,但国内永远建设不好。普京执政之后政局稳定了一点,但普京的做法有很大问题,整个国家围绕他一个人转,一会儿当总统,一会儿当总理,也没有任何制度建设。普京是强人,但整个制度围绕他一个人转,不知道在他之后俄罗斯会如何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状况。
    这次美国大选之后,很多人说特朗普带来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过,美国是制度化的,而俄罗斯的制度化很低。普京除寡头是对的,但他以新寡头替代旧寡头。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就发生了寡头政治,寡头到了叶利钦时代就开始干预政治。
    普京以打寡头上台,但是俄罗斯今天仍然面临新寡头政治,只是换了一批寡头,把反对他的寡头换成支持他的寡头,经济结构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民生经济问题。中国的几个县长就能解决,但普京他们解决不了。
    俄罗斯现在的军事实力仍然很强,但还是前苏联的功劳,现在只是维持,没有很多新的技术出现。所以,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会很好,因为两国之间没有生意可做,其他方面的关系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进步。
    (六)关于印度
    印度也很重要。从战略上来说,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现在发展迅速,民族主义崛起得很快。未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将仅次于中美关系。从印度大发展的速度来判断,还有10、15年的时间。
    05
    中国要扛起“全球化”的大旗
    (一)中国应将“自由贸易”大旗继续扛下去
    中国下一步主要是如何与国际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对接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明确提出。
    现在“自由主义”好像很敏感,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我们的确要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区分开来,我们强调的是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西方到处推行西式民主自由,给很多地方造成了混乱。这是我们要反对的。中国不会把自己的制度体系强加给其他国家。不过,西方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是有进步性的。
    以前毛泽东同志对西方的力量也是有分辨的,有革命的力量、进步的力量,也有反动的力量。现在也应当有这个意识,西方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之后以西方主导的进步力量和左派的作为,是我们应当依靠的力量,而不是我们否决的。对此,我们要明确提出。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观望,美国不扛自由贸易的大旗了,中国能不能把自由贸易大旗继续扛下去?中国完全可以接受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先进入自由国际经济体系并接轨。
    中国已经加入了所有大型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亚行等等,我们都是成员。但在其中,中国没有说这个世界秩序已经够好了。相反,中国主张改革这个秩序,争取更多的国际公正和正义。所以,我们是改革者。
    中国力主的改革是有成效的,中国在国际组织里的地位也在提升。今天的国际秩序是二战以后所确立的体系,尽管是西方主导的,但它是相对开放的体系,不像之前由少数列强主导的体系。
    (二)中国接受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的成本是最低的
    接受现行体系对中国来说成本是最低的。即使中国有能力另起炉灶,但另起的“炉灶”其他国家能否接受?
    “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对现存体制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这一点习近平主席解释得非常好,我们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亚行等,我们所做的是“补充”。
    所以,针对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一进入、二改革、三补充就足够了,这对中国是最便宜、最廉价、最经济的方式。
    (三)特朗普为什么反“全球化”
    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机遇并不多。
    很多人说特朗普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不是很全面。特朗普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国内出了问题,现在需要纠正。举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美国引导的,美国在其中获利最多,中国当然也是获利者。
    2008年之前美国的中产阶级有70%、75%,但到今天为止只剩不到50%。全球化所产生的大量利益都流向了少数既得利益者,大部分老百姓没有获得利益,一些人甚至成为牺牲品。
    特朗普这次为什么会赢得选举?这次选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选举,而是一个体制内外的对决。这次选举简直就是白人的一个公投,白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不管教育高或低,大部分都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为什么反对奥巴马的“社会主义”?
    奥巴马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养懒人的,特朗普尤其不认同。上一波的全球化对美国损害最大的就是白人中产阶级,所以现在白人中产阶级就支持他。美国在全球化中获得那么大的利益,但忘记了美国的农业、小城镇。美国要在今后一段时间进行治理和整顿,否则会继续快速衰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特朗普“要使美国再次伟大”并没有错。很多人说他是“逆全球化”。
    一方面,他确实是“逆全球化”。因为近几年国际贸易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程度减低了。
    另一方面,如果说美国的资本流出来、美国的企业走向世界就是全球化,那么现在资本和企业回流到美国不是全球化吗?一样也是全球化。全球化永远是双向的。下一步中国要增强资本的竞争力,要在国际舞台上和美国竞争优质资本。
    就美国内部发展而言,特朗普有几件事情肯定会做:
    一是再工业化。不过,有的时候做得不够聪明。例如现在开发了一些煤矿,对他来说,尽管有环保等问题,但至少可以帮助解决就业。
    二是低税收。因为美国没有国有企业,特朗普所能做的就是和中国以前一样,通过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资本回流、吸引其他国家资本流向美国。
    三是弱美元。美国要刺激出口。
    四是增加军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改变策略,它要在任何时候能够把军力投到世界的任何地方。美国要保证足够的军力来维持霸权,并且投入更多的军费对美国的经济复苏也有好处。
    史料证明,美国经济真正走出“大萧条”就是因为二战。二战一开始,美国的军工企业得到了大发展,政府对军事的支持都投入私营部门。从此意义上说,中国绝对不能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一旦陷人军事竞争,中国会把大量资金投到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
    苏联是最好的例子。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政策就是:一旦美国和前苏联进行军事竞争,前苏联就会立马对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而一旦国民经济军事化,它肯定会倒下。今天的中国重视军民融合,但路还很长,因为我们与美国的经济结构不同。
    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能不能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这个窗口期并不长。
    美国国内治理整顿好了以后还会再出发,绝对不会偏安一隅。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吸引资本,但不能强行管制资本。中美未来对资本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这也是特朗普对于我们的意义。所以,特朗普执政对中国产生的“不确定性”不见得是坏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上台就是坏的确定性,中美关系只能下行,因为她用意识形态来处理中美关系。
    特朗普对中国产生了好的“不确定性”,是指美国会给中国带来好的压力。中国下一步如果要吸引外资,就要通过调整企业税收、人民印汇率、资本流动等举措同美国竞争。这方面的改革经常面临既得利益的阻碍。
    06
    中国如何做好一个新型大国
    (一)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中国成为新型大国的关键
    在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即使奥巴马没有全盘接受这个概念,但他对很多内容是接受的。
    今天与奥巴马时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特朗普是一个没有很强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而奥巴马及希拉里·克林顿都是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我们很难与一个有高度意识形态的人打交道,但是与一个实事求是做生意的人是非常好沟通的。
    从这个角度看,对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需太过担心,经贸关系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谁多赚一点、谁少赚一点的问题。中美两个经济体的互补性非常大,二者并未处于同一层面。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大大改善两国经贸关系,尤其是如果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能够确立信任关系的话。
    在过去,中美关系确实受意识形态关系的影响,并且双方都有意识形态。如果领导层之间的信任度提高了,那么中国企业可以去美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很多事情美国做不了,但中国可以。实际上,世界上从没有发现过两个大经济体之间互补性像中美两国那么强。前些年,有美国学者以“中美国”来形容这种互补关系,“中美国”主要指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
    在朝鲜问题上,美国给中国的压力也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如果朝鲜问题不解决,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国家安全会非常麻烦。邓小平同志当年说过,中美两个大国吵吵闹闹是会有的,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
    有美国学者(前官员)说,现在中美两国之间一年有3000多个互动平台,这是很重要的现象。特朗普想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很难。这一点美国学者也很清楚。因为美俄两国没有很多生意可做。比较一下美俄贸易和中美贸易关系可以看得更为清楚。美国社会的精英界非常痛恨俄罗斯。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笔者与美国一些研究俄罗斯、研究中国的学者有些交流,他们表示:如果你一直研究中国,那么你会喜欢上中国;但如果你一直研究俄罗斯,即使本来对俄罗斯的印象很好,到最后也会恨俄罗斯。究其原因,它们两个文化都是排斥性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包容性的非宗教文化,确实有这个魅力。
    中美关系的大局是稳定的,大国关系好对中国而言是件好事,因为现在真正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致命威胁的也只有美国。像越南、菲律宾,甚至日本,对中国都不会构成直接的致命威胁,这些较小国家所能做的只是为中国制造麻烦。
    在战略上,对中国来说现在无非就是两个重点,一是朝鲜半岛,二是台湾问题。一些人说特朗普想改变台湾问题。尽管他的确表示要改变,但他不会做。我们强调国内建设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美国的国内建设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如果说以前美国自己当“世界警察”,现在美国则要拉上中国一起当。在奥巴马时代,我们有一段时间曾经讨论过G2的可能性,但奥巴马实施不了。由于美国是民主自由国家,而中国是专制等等因素,奥巴马把中国看成异类。特朗普则没有这个概念或者概念不强。从这个角度看,今天G2的机率要大于奥巴马时代。
    (二)中国要做好新型大国必须解放思想
    中国有很好的机会,但是能不能抓住,这还是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我们还需要思想解放,跟美国该斗争的时候就斗争,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在外交上,由于很多原因,有问题中国处理得并不恰当。
    第一,中国已经没有大国意识了。
    与俄罗斯相较,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已经不能支撑成为大国了。但是,这些年来,普京很辛苦地支撑着,并且撑住了。而且普京还抓住一切机会复兴做大国,在中东问题、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处理得很漂亮。而近代以来,中国没有了大国意识。中国在秦朝、汉朝、唐朝的时候有大国意识,但明清以后再也没有大国意识了。
    近代以来,中国不仅没有大国意识,而且一直有太多的“受害者” 情节,因为我们受帝国主义欺压多年,是一个弱者和受害者。但如果这样的受害者情节太重了,我们就会走不出悲情,在国际关系上自己可怜自己。没有自信如何确立大国地位?
    第二,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太意识形态化了。
    例如,在美国问题上,很多人就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他们不是在看真实的美国,而是把美国作为一种简单的忌标形态”,美国就是敌人。这是比较麻烦的。很多人不喜欢美国把中国看成敌人,但是他们自己还把美国看成敌人。
    问题在于,如果用意识形态看问题,就看不到事物的真相,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想象”的美国。这一现象在年轻一代里更糟,现在网上很多反美言论,就是为了反美而反美。怎样实事求是地去看美国,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第三,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反美的。因为当时中国是弱国,非常弱,需要塑造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即反美。但是,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很多人可能还记得他的“三个世界理论”,那里面没有一点意识形态。他为什么把前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具有绝对相反意识形态的国家放在一起作为头号敌人?因为他没有意识形态。
    正因为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世界理论”,使得中国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具有不同的利益,因此中国找到了空间来拓展外交。毛泽东同志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表现在他跟美国建交上。他曾公开表示过,他喜欢和美国的右派打交道,因为右派更多地接近事物的真理,而左派(民主党)往往太理想化。和尼克松时代的美国建交,这与他的现实主义相吻合。
    第四,我们也错读了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当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说,市场是工具,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的概念完全属于资本主义,改革刚开始时,理论界还称之“商品经济”,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不敢使用。
    “市场经济”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在外交上,大家都记得他的八个字,就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很多人现在说,邓小平同志是“韬光养晦”,没有“有所作为”。那是完全错误的理解。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促成国家的崛起,改革开放就源自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加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o这些都是他“有所作为”的功劳。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把很多东西看成“意识形态”,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还是美国,都被看成了意识形态。邓小平同志看待越南就没有意识形态,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教训一顿。为什么今天不可以对朝鲜教训一顿呢?现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归来,很多人希望他像邓小平同志从美国归来后一样,能够实事求是地处理朝鲜半岛问题。
    实际上,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意识形态正越来越束缚着我们对很多问题的处理。不走出意识形态,无论国际、国内社会的问题都很难处理,国家很难崛起。
    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可以称之为“明朝陷阱”的局面。“明朝陷阱”是指明朝失去了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大国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有郑和下西洋,甚至还有倭寇,但我们没有抓住机会。
    今天,如果比较公正地去看,郑和下西洋代表的是国家力量,即中国航海技术是当时最先进的;而民间的“倭寇”现象,实际是浙江、福建一带的海商勾结日本人所为。为什么明朝失去了这个机会?只是因为明朝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的阻挠。今天的中国也一样。朝鲜问题不是中国没有能力解决,哪怕美国不合作,我们也有解决能力。不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挠。
    (三)中国要积极争取大国地位
    历史地看,大国是斗争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我们不能等大国地位从天而降,我们要争取。当然,中国绝对不能做美国那样的大国。如何做大国?做一个什么样的大国?我们还在学。不过,绝对不要去做美国。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怎么发展也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上不会出现像美国一霸独强的局面。进而,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要永不称霸,是最聪明的。
    美国从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成为真正的、唯一的“老大”是在前苏联解体以后,至今并没有多少年,就支撑不下去了。中国一直提倡世界的多极化,实际上世界本就是多极化的。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如何重建亚洲秩序。
    所有区域秩序都避不开大国,亚洲秩序也一样。因此,美国有美国的秩序,俄罗斯有俄罗斯的秩序,印度有印度的秩序等等,未来世界会走向一种新型的帝国时代。这种新型帝国是由一个大国和诸多较小国家组成,但内部的关系与从前不同。在前苏联东欧集团内部,其他国家都听前苏联的;而美国的盟国也都是听美国的。以后可能不是这样。至少,中国不会这么做,中国有很好的优良传统。
    现在说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其实做盟国并不舒服。例如日本、韩国,他们完全没有独立外交,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中国有一个良好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既被西方人污名化,也被我们自己污名化了,那就是朝贡体系。我们应重新评估朝贡体系。
    从现在看,朝贡体系只有一点很不好,就是“叩头”。不过,“叩头”在封建时代也是正常的。笔者的解读是,朝贡体系就是一种单边开放的贸易体系。你向中国皇帝叩头,皇帝就对你开放市场;你送给中国皇帝5块钱,中国皇帝还给你10块钱。当然,中国以后绝对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不可持续。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一个“倡议”,鼓励大家都参加,共同书写规则,在发展过程中书写规则。因此,笔者对中国是非常乐观的,她会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大国。对美国也是一样。如果中国是另外一个美国,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就无法建立。正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型大国,她才能创造一个新型大国关系。

    *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版权归正角评论所有,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编辑:正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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