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先生在江南书院国学研究院成立当天(2017.4.30)的授课
楼宇烈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江南书院永远荣誉院长。
感谢江南书院这么一个环境优美、富有公益情怀的场所,让我能与大家进行交流,看到这样的那么多年轻人来关心传统文化,内心非常激动,让我感觉到我们中华文化有了强大的自信心,能够传承和发扬下去。杨老师定下的命题——“乡贤文化”,其实,谈到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一种做人的学问,我们知识再多,不懂做人的道理,不能说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
被爱·爱人·自爱
儒家是把具有“仁”和“智”作为圣人的标志,“既仁且知”就是君子。那么“仁”和“智”是什么?其中的解释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对“仁”的解释是最深刻的,在我们先秦著作《荀子》,乃荀卿所作,荀卿是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我们常称他为“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当然可能是后人编的,但编得很有意思。就说有一天,孔子在屋子里休息,子路进来,孔子问了两个问题:“何谓仁?何谓智?”子路回答说:“仁者被人爱,智者被人知”。就是说仁者会受到别人的爱戴,智者让人所认识。孔子评价说:“可谓士矣。”你可以称为读书人了。后来子路出,子贡进,孔子又问“何谓仁?何谓智?”子贡回答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仁者爱人,智者知道、认识和尊重他人。孔子说:“可谓士君子矣”,你可以称为读书人中的君子,也就是说子贡在道德实践的方面高于子路。一会儿子贡出去了,颜渊进来,孔子还问这个问题:“何谓仁?何谓智?”颜渊回答曰:“仁者自爱,智者自知”,孔子听后非常高兴,大加赞赏,说:“可谓明君子矣。”不是一般的君子了,而是“明君子”,顾名思义,指明白、通透的君子。 那么,在三个回答中:被人爱、爱人、自爱自知。其实这三种意思都包括其中,但确确实实是有不同的境界。“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人容易知己难”。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看清自己的问题,才是真正明白通透的人。所以孔子讲:“人贵有自知之明”。人也“贵有自爱”啊,所谓自爱,就有要有自尊啊。要自爱,就是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关于仁和智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三个回答中,颜渊的回答是合乎孔子理念的根本宗旨的。《论语》中“仁”,“爱人”的概念有很多。我想这就是他回答颜渊问题最为明确。
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问“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管好自己,让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礼”是社会公共规范,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生活在有组织的群体中间,必须遵守群体的规范,想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为自己想,还应为群体想、社会想。社会是“人人为我”的,因此要做到“我为人人”,不能仅仅想自己,更应当考虑群体,一切言行举止应合乎群体的要求规矩。“克己复礼为仁”,这就是自爱! 因此,懂得自爱、爱人、才能被人爱,这是做人的根本道理。就应该从自爱做起,才能爱人,然后才能得到别人的爱。那么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其根本点立足于人的自觉和自爱。《论语》:“为人由己”,不是别人要求,是自己的,自律的才能做到。
教学为先·成圣成贤
在中国文化中,明白做人的道理是最根本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礼记·学记》说得非常清楚。对个人来讲,就是要人人懂得道理。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道”是什么?“为人之道”,一块精致的玉,不经过雕琢,就不能成为美丽的器件,人不学习,就不能成为君子。对于社会而言,要“化民成俗”,要引导社会构建一个良好的习俗或风气,大家沐浴这样的风气中,就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处事。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通过国家教育,让人明白做人道理,让整个社会构建好的习俗和风气,教育离开了这样根本的目的,那无非只是学了些静止的知识而已,那不能够叫做圣人应该具备的“人的品格”。
人道·仁义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期有本著作,叫《淮南子》,淮南王的门客们集辑的一本书。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听听看,跟我们今天的现状是否有相似的地方,是不是值得今天的人反思:“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为知”,知晓人道是最根本的,接着讲“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为人”。大家看看切合不切合今天的现状?读到这两句话常常让我非常感慨:两千多年前的祖宗就能看到我们今天会沦落到这样的状态,我们现在小狗小猫爱得不得了,至于人怎么样就可以不管了,为了小狗小猫打伤人,甚至杀死人都有! 所以我们做人,我们的教育、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重点,在于人类要认识自己的身份,特别是儒家的文化,首先强调,做人要跟动物区别开来,就是最基本的,不要像禽兽一样,更不能连禽兽都不如,但人和动物有多少差异呢?孟子讲“几希也 ”,就只是一点点区别。 那一点点在什么地方?荀子给我们点出来了,荀子把我们天地之间的万物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水火,水火有气而无生,一过气就没生命气象;第二类,是草木,草木是有气有知而无声,尤其有利而无声,但没有知,知是知觉,情感;第三类禽兽,是有气有声而无意,仁义的一。第四类,人类是私有,固最为天下贵也。人之贵,就贵在他的“义。所以禽兽是有情而无义,人是有情而有义的。什么叫义?《孟子》讲,“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义就是人走的路,路需要辨别清楚,也就是知道应该走什么路、不该走什么路、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不改走。 做人,碰到利的时候,要考虑“利”该不该得,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的“利”。我们不能够见利忘义,而应该见利思义,或者甚至于要以义为利。这才是人啊。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分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重的、什么轻的、什么是急的、什么是缓的、做事分轻重缓急。当国家面临危机,我们可能就要应舍身取义。义字当头,这才是人,丢弃了义,就不是人了。所以古人对人跟禽兽的区别,就只有这么一点,这一点就是义。 那么在今天,我们不仅要跟动物区分开来,特别是我们有条件,受到好的教育的读书人,应该更有志向,不要只做一般的普通人,而应更进一步,想到自己能不能够起社会的榜样作用、表率作用、引导作用。因此要成圣成贤。作为士,一个读书人,应当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因为一个社会的精英,有责任做一个社会的引领者,起一个导向作用,成一个贤人圣人。 什么叫贤人?过去我们笼统地讲“圣贤圣贤”,圣人是“大”圣人,是通脱的,明白了天道、地道、人道。圣人是极少数的,而我们一般的人成贤却是可以的。
乡贤·四标准
过去乡间有“乡贤”,乡贤是地方的榜样和表率。城市里有“贤达”,二者都是社会的模范榜样。 贤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德呢?《荀子》有记载说:鲁哀公问孔子:“人,大约可以分为几种状态”。“人,仪”。第一类就是庸人;庸就是庸常的意思、普通人。第二类为士;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比普通人受更多的教育,比如子路;第三类是君子,君子是历史上开始具有身份地位的差异,后来更着重于品德的差异,君子与小人相对举,君子品德高尚,是能践行道德的人;第四类是贤人,有明确的要求。第五类是大圣。 贤人的标准,孔子总结了是四个方面。前二者是从德行方面而言,后来两条德行结合了实际利益来讲。 第一条“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河南方言里,念“中”。贤人的行为是中规中矩的,达到一种人们可以学习的标准。但这不是做作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说“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不违背本性,是本性的流露。 第二条是“言”,“言作于人而不伤于身”,言论可以为大家所学习和效法,但也不是做作故意的,故不伤于身。要求我们做得要恰如其分,言行中规中矩可以为大家效仿。“不苟且为之”,《荀子·不苟》中提到,“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听着很有道理,可不是那样。第三句“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所以做到恰如其分才是最重要的。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荀子·不苟》) 公曰:“何谓贤人?” 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孔子家语·五仪》
最后两条,是过去乡贤们经常做的。是对自己的要求。“富有天下而不怨财”,财富很多,但让人产生怨恨,是合理合法的作为。财产要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正当当。 第四:“布施天下而不避贫”,把所有财产拿出来奉献社会,但不会觉得贫穷。古代乡贤就是这样做的,办学、开仓、修桥、补路,这样的公益事业,这就是贤人,孔子对此有非常明确的四个标准,今天打造乡贤文化,大家应该明白入手的这些方向。
“富有天下而不怨财,布施天下而不避贫”《荀子·哀公篇》
过去很多地方事务,都是乡贤们维持的,在传统社会里“王权不下县”,县里基本是社会自治。县衙门里没几个人,这就是乡贤们在维持地方自治和谐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如果地方培养一批乡贤,对于维持地方和谐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贤达·三达德
过去在城镇里更多称为“贤达”。我曾经所在的一个书院,它的目标就是培养社会贤达。达是达人,不是今天年轻人网络上的达人啊。“贤达”就是“闻达”,大家都知道,名声在社会上人人皆知。贤,在要做到以上四条;而达人的“达”?大家念过《中庸》吧,《中庸》里有“达道”,“达德”的说法。什么是天下之达道,达德,《中庸》中有两处,一开始就讲到:“中也者,天下只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后面讲到“五常”。还有“智仁勇”三达德。 要做到“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是中国文化实践的原则,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要以“中”为为标准,无过无不及,才能达到“和”,不是孤立的、单向的。什么是“和”?“和”至少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协调之后的结果。做到达人不能只顾一面,要思考怎么才能做到让社会,让人际关系达到“和”的状态。 好学近乎知: 《中庸》的知仁勇和一般的智仁勇还不太一样。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实践的。《中庸》讲:“好学近乎知”,不断努力的学习,人,活一辈子就要学一辈子,没有止境。只要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冰”,第一句话“学不可以已”。所谓“智者”就是好学,不停地学。 当然,学也讲究方法,不能死学,要活学,更要活用。我们要活读书,读活书,才能读书活,如果我们死读书,读死书,那一定是读书死的。什么叫“活书”“死书”,书本上是死的,生活、社会就是一本活书,除了读书本的书,更应当读社会生活的书。这才能做到真正地好学。 力行近乎仁: 中庸对“仁”的解释与刚才所说“自爱,爱人”等内容都不一样,《中庸》说“力行近乎仁”,要去践行,才是“仁”的品德。“仁”的概念非常丰富,不是简单的爱人就能概括,既包括自爱也包括力行。只说不做不能说是仁人君子,君子不仅要说,更要去做。 知耻近乎勇: 关于“勇”更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我们提到勇,就觉得是勇敢而已。《中庸》,“知耻近乎勇。”知即自知,要有羞耻心,要懂得做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不对的要羞耻,要改正,羞耻心十分重要。知耻而改过才是真正的勇气。不懂得羞耻,不会去改过,“无耻之耻,是耻也”。无耻之徒是不懂得羞耻的。 所以,《中庸》的三达德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光讲“三达德”还不够,特别是“力行近乎仁”,仁不仅是种道德,仁更是一个践行,要懂得什么是达道、达德。因此,做社会的贤达是不容易的。在今天来讲,“乡贤”,“贤达”,都是我们今天社会热切盼望涌现出来的人物,来引领社会,造福社会,维持社会和谐。
儒释道三教合一
讲到中国文化,我们也不能把眼光停留在儒学这一个方面。从中国历史讲,我们的本土文化,最后汇聚成了儒道两家,但儒道也不是完全原初的儒道,都有很大的发展,儒家孔子以后还有孟子、荀子。特别是战国后的荀子,对我们后世的社会实践中的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从思想史角度来讲,荀子是先秦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荀子已经把儒、道、法、墨、阴阳初步融会在一起了。因此他的思想对于汉以后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特别在社会的实践出呢个面影响更大。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近代以为思想家谭嗣同概括思想文化用了那么两句话:“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概括这两句话的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集中力量去批判秦政、批判荀学,因为他看到两千年来的专制集权制度就从秦始皇开始,他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君主专制制。从事实上而言,他的概括是对的。因为我们今天还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秦以后不再是封建社会,是对夏商周三代以来制度的分水岭。今天的现行政治系统也还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对不对呢?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除了儒学,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社会伦理关系,我们的言行举止规范,这些生活中最实际的东西都是按照儒学的理念构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处于一个主干的位置,处于一个最现实的生活层面来讲。 至于精神生活方面,道家占据了重要位置;后佛教进来,也占据了重要位置。所以儒释道形成了三个不可分的文化组合,这个组合传统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所以谭嗣同讲的也是从与社会现实生活中间,特别是制度、伦理、行为、规范这几个层面来讲。荀子提倡“礼法并重,王霸兼到”,秦汉以后,世世代代都是刑德兼用,没有说纯粹用礼来治国,都是礼法兼用。荀子提出“隆礼重罚,隆礼尊贤而王,重罚爱民而霸”,我们不仅要讲王道,还要讲霸道,国家才能强大,所以《荀子》有《强国》、有《富国》篇。所以荀子中国历史有很大影响。他提出这条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是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但总体来讲,人在现实生活中总要有精神的需求,不是单纯的伦理关系就能解决的,还有种种境界的追求、情感的寄托等方面,所以道和佛也在这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佛教从公元之际、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逐步与中国本土的儒道相结合,成了中国精神生活的重要是方面。有唐一代,基本定型,其中有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唐玄宗时,他亲自选了三本书注解——《孝经》《道德经》《金刚经》,正好与儒道佛相对应,都是儒道佛的核心和基础。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没有不是贯通三教的。 理学家重新复兴儒学,但是他们很多思想也受到佛道的影响。宋明的理学家受到佛教的影响很深。以至于到朱熹担心程门弟子会走入佛门,自从隋唐以来,主体文化的三教是相互匹配的。“以儒治士;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而且是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于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包容的,没有立于一尊的想法,但三教仍各自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主体性。所以尽管三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各自还是你是你,我是我。 除了三教之外,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中间,这种开放包容的传统一直延续不断。很多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都是被接纳的。基督教是公元6世纪末,唐代时传入中国,由于它的排他性,出现了时断时续的情况。伊斯兰教也是6世纪末7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中国传播1300多年也未曾中断过,而且不断和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结合。 所以我们要把视野打开,不管什么文化,在中国都是“以人为本”的。儒释道三教都是以人为本的。儒家的理念是成圣成贤,是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道家追求成仙,仙也是人做的,是能够保持真性的人,原性返现的人。佛教追求成佛,佛就是一个觉悟者,佛教提倡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学佛绝不是求佛求菩萨,而是成佛成菩萨,佛在心中啊。中国这三教,都是以人为本的,都是人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延续这样的文化精神,那么对于今天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越来越丢失的时代,讲它的意义就很深远。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对自己越来越缺乏信心的时代,把自己交给了数据机器、机器去管理的时代,也就是人的主体性丢失的时代。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应该去重新拾起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为什么会丢失呢?是因为人无限制地发挥了主动性和能动性。而中国文化有要求我们应该管理好能动性,而不是无限制地发展。结果人由人自己发明的机器数据把自己管住了。这就是人的自我异化! 所以中国文化是既要保持好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又要控制好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不要让它盲目张扬而失去了主体性和独立性。因此从这点来讲,中国文化是具有世界意义。我希望我们现代青年更多地深入传统文化,去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让中国有文化,让人类来共享。所以文化要“走出去”,要走出去走,也要走回来,有了这样的共识,有了我们自己的工作努力来构建好我们现代中国文化,那么我们一定可以为世界和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提问环节
1、楼老师您好,听到您的精彩讲演心情非常激动,自己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说不要再深山老林里修炼,要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放在身体力行当中。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学习,但是学习古典乐器时,又很讲究环境的雅,以环境衬托意境。这两点相对比,自己就很困惑。学这些乐器,雅的环境的限制,是不是不利于它的传播呢?弹吉他,随处都可以;但学习古琴,很难看到闹市当中弹琴,按前面的推导的话,我就想我们学古琴、学笛子,是不是也可以去大街上历练一下?谢谢老师。
答:乱和静啊,其实更重要是心的问题,心静了,静就清。“心静,静清”,这四个字是故宫一个戏台的牌匾。反过来呢?静清,心就静。所以不管在闹市在山林,闹市里要有个清净的心,环境也是静的;在山林里,心是乱的,环境也清净不了。所以这要看你在哪儿。当然啦,古琴的声音那么低,在闹市里弹,谁听得见?谁也听不见!所以当然要选择环境,你在闹市里弹古琴,如果是自我欣赏,那没有问题;如果要跟人分享,那恐怕就得选择环境,这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你的问题就是:把本来应该分开来讨论的问题,结果混在一起讨论,所以就搞不清楚了。如果你想着:你闹,我弹我的;你再闹,我也听不见你们的闹,我只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所以这是不同的情况,不要混在一起来谈。
2、楼老师您好,我想问您刚才所讲的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能否深入一下?还有第二就是人的自主的思控是怎样调控的?
答:我想我们每个人不能失去主体,独立性和主体性是连在一起的。我所讲的主体性主要是讲:我们不要沦为其他力量的一种物质。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是强调人的独立性,就是要构建一个在人类之外的一个世界,来管理和主宰我们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由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自己来管理我们自己。这个独立性首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或者换句话讲,在中国文化中间,没有一种外力来干预人的主体性。如西方宗教层面而言,人很容易成为造物者的奴隶。 还有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人很容易沦为物的奴隶,中国文化保持要保持人的独立性,主体性,也就是讲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荀子曾经引过一个古语:“君子易物,小人易于物”,应该支配管理这个事物;而小人是会被物所支配,所管理的。所以人要保持这样的独立性,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就要做人自己。这是主体性大的方面的阐释。 个性化和独立化不是现在所讲的个性化,独立化,当然也需要如此,需要我行我素的个性。但是人既然是群体性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所以人不能违背社会整体的规则。我可以从心所欲,但不可逾矩。孔子到七十时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关于这句话的注解,唐代以前念作zong(纵),宋明以后念成cong(从) ,是有差别和变化的,但不管怎么读,后面三个字管着就行了。不逾矩,那哲学的话来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就是认识了必然以后就有自由;如果不认识自然,违背自然,那么就一点自由都没有了。比如交通规则,遵守规则,车怎么开都可以,非得违背,那这车一开,就有问题了,就触犯了红线,不让你开了。自由是在必然的前提下才有的,不是想怎样就怎样。 从人的天性来讲,是有自己必然的规矩的。比如我们的肚子是有限的,非得让我有限的肚子吃无限的东西,行吗?肯定不行。我们都知道民间话说:“是药三分毒”,但还有个更重要的,那就是“过饱九分毒”。很多病是肚子撑了吃出来的,身体本身是自我调节的过程。我刚才提到的《淮南子》中还有一句话说:“圣人量过而食,”圣人根据自己的肚子来吃,“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人本身有自我调理。不能看到好吃的就拼命吃,会出问题的。《淮南子》还有个更有意思的结论“贪污之心,奚由生哉……” “夫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贪污之心,奚由生哉?” ——《淮南子·俶真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