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
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蠢虫。
在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
我们要前冲，我们要前冲! 前冲，前冲，前冲，前冲! 我们都要前冲!
用蚂蚁的精神，来播种新文化的种，
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
起来，起来，蚂蚁们，
大家起来，蚂蚁们，
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
”
35年前的今天（1982年4月26日），这首歌的词作者，“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自称为“蚂蚁”的沙千里逝世。
乌兰夫在沙千里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指出，沙千里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沙千里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一起走近沙千里的传奇人生。
一心救国
沙千里
沙千里原名重远，曾用名仲渊。原籍江苏苏州，1901年生于上海，幼时在上海海宁路飞虹小学读书，15岁入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号当学徒，20岁左右担任帐房。
192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从事秘密工作，参加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斗争。1928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并参加青年之友社，任《青年之友》周刊主编，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学校期间，沙千里在学生中就有一定的威信，曾任学生会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9年上半年，《青年之友》出版“革新号”，由沙千里主编。《青年之友》从“革新号”开始，形式有较大更新，内容更加充实，积极引导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讨论大家关心的国际问题、社会问题、婚姻问题。1929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
《青年之友》在青年中不断扩大影响，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和一系列的迫害。国民党政府发出了禁止销售《青年之友》的密令，并要查拿负责人，其罪名是宣扬普罗文学，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出版法。邹韬奋提到此事时，曾愤愤不平地说：“民国17年，他曾经同几位朋友创办《青年之友》，一年半后被禁……”《青年之友》虽然被禁，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很快组织了“蚂蚁社”。
“蚂蚁精神”
1930年青年之友社扩组为蚁社，沙千里任执行委员。在成立过程中，沙千里设法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并被批准为职业界青年文化团体。他们以蚂蚁自诩，以“蚂蚁精神”激励大家，号召大家“做活蚂蚁”，“要象蚂蚁一样团结一致，奋斗不息”。蚁社也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著名群众团体之一。1931年后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
1934年集合蚁社核心力量，组建苏联之友社，与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章乃器、葛师良等在蚁社里组织“苏联之友”小组。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沙千里主编《生活知识》月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1936年，沙千里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沙千里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在《救亡情报》、《职业界救国会会刊》、《生活知识》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宣传救国会的主张。他还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各界人士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七君子事件”
图为救国会领袖在苏州狱中合影，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史良被押在女牢)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 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国民党警察和租界西探闯入沙千里家时，沙千里质问对方“自己犯了什么罪，根据什么逮捕他，拘票何在？”在租界捕房时借机向警察宣传抗日救国，希望他们不要再自相残杀。当天上午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法庭上，沙千里逐条驳斥国民党强加给他的罪名，指出“公安机关提不出证据，没有拘票，逮捕罪责不明的公民是违法的。”法庭被迫裁定将沙千里交保释放。同时沈钧儒等六人也获保释。后来国民党补发拘票，重新将他们逮捕，这次史良没有被捕，等到沙千里等六人被押到苏州以后，她自动投案，加入战斗集体。
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1937年4月3日，检察官以“宣传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危害民国的罪名，向法院呈递《公诉状》，对沙千里等人提起公诉，并扩大此案，通缉陶行知等。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7月5日，宋庆龄亲自带领胡愈之等12人，携带行装前往苏州请求羁押。宋庆龄的举动给国民党当局很大压力，更是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7人，并于1939 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促进民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1938年，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沈钧儒等救国会的领导人发动宪政运动，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进行不懈的斗争。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1942年，沙千里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救国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其中也包括沙千里。
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这表明民盟的政治主张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对民盟的这一进步，沙千里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经明确地说：“我们坚持在同盟内部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促进同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1947年5月，中国人民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民盟二中全会决议取消党派盟员，以后盟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会上决定以救国会的名义更加积极活动。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宣言》指出：“今后本会仍一本过去传统的精神，与国内各民主政团，共同努力，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实现。”沙千里在会上积极拥护这一主张。
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被杀害，国民党妄想用暗杀等恐怖手段，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1947年10月27日，宣告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对民盟成员进行迫害。于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陆续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
1948年1月，沙千里在香港出席民盟三中全会，为恢复民盟领导机构，促进民盟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作出了贡献。
为国奉献
1948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前往东北解放区。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是第一批，沙千里是第二批。他们到哈尔滨后，曾以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11月16日，沙千里等又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指出：民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反动独裁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
1949年，他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千里历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三届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二、三、四届执委会副主任委员。
沙千里著有《七人之狱》、《婚姻•子女•继承》、《抗战与民众运动》，译作有《格拉斯顿传》。
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发表于 2017-4-26 21: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