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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淮安市委关于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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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7-1-27 00:27: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民进淮安市委关于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
    2017-01-04

    各基层委员会、总支、支部、专委会:
    为了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明确分工和责任,经市委会研究,决定对新一届民进淮安市委领导班子成员作如下分工:
    王莉莉(主  委):主持市委会全面工作,主抓市委会机关工作。
    田  敏(副主委):分管组织工作,负责组织发展、后备干部队伍、基层组织建设,负责民进市委教育装备产业数字化公共技术服务专家工作站,联系政府对口联系部门市农委、市委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农业智能化公共技术服务专家工作站、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支部、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支部、江苏省食品学院支部。
    李晓薇(副主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负责新闻报导、淮安网站和公众号平台维护、淮安民进报纸编辑等工作,负责民进市委物理与电子专家工作站,联系政府对口联系部门市文广新局、市委会文化工作委员会、淮安民进开明书画院、淮安民进摄影协会、淮阴师院总支、淮阴区总支。
    张智勤(副主委):分管参政议政、办公室工作,负责市委会调研、信息、特约等工作,负责机关组织人事、财务支出、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材料起草、文书档案、普法等工作,联系政府对口联系部门市检察院、市委会议政调研工作委员会、民进市委医养融合社会事业服务专家工作站、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支、直属七支部。
    李  萍(副主委):分管社会服务工作,负责彩虹行动、阳光助学、乡村扶贫、社区帮建、挂钩企业等活动,联系政府对口联系部门市粮食局、市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大学生创业指导专家工作站、清江浦区基层委员会、直属四支部、直属五支部、直属六支部。
    马世良(秘书长):分管统战理论工作,协助张智勤同志做好信息工作,联系市政协经科委、市委会社会工作委员会、淮安区基层委员会五个支部。
    徐梅菊(市委委员):协助田敏同志负责组织工作和市委会教育工作委员会联系工作,联系省淮阴中学支部、省清江中学支部、师院附中支部、直属三支部。
    周爱芹(市委委员):主持民进清江浦区基层委员会工作,协助李萍同志做好社区帮建工作,联系市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工业与民用建筑专家工作站工作、公共法律服务专家工作站、清江浦区基层委员会、直属八支部。
    储兆凤(市委委员):主持民进淮安区基层委员会工作,协助李萍同志做好彩虹行动、阳光助学活动,协助田敏同志做好民进市委教育装备产业数字化公共技术服务专家工作站、农业智能化公共技术服务专家工作站工作、联系市委会离退休工作委员会、淮安区基层委员会五个支部
    周苏闽(市委委员):主持民进淮阴工学院支部工作,负责盐化工工艺技术专家工作站,联系精细有机化工专家工作站、高分子材料专家工作站、淮阴工学院支部。
    罗岸伟(市委委员):主持市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工作,协助张智勤同志负责调研、信息、特约等参政议政工作,协助李萍同志做好挂钩企业工作,负责公共法律服务专家工作站,联系市委会社会工作委员会、直属一支部。
    漆贯凯(市委委员):协助李萍同志做好乡村扶贫活动和市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联系工作,联系食品加工技术专家工作站、食用菌专家工作站、直属二支部。
    特此通知。




            民进淮安市委
            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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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00:27:45 | 显示全部楼层
    民进淮安市委关于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
    2017-01-04
    基层委员会、总支、支部、专委会:
    为了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明确分工和责任,经市委会研究,决定对新一届民进淮安市委领导班子成员作如下分工:
    王莉莉(主  委):主持市委会全面工作,主抓市委会机关工作。
      (副主委):分管组织工作,负责组织发展、后备干部队伍、基层组织建设,负责民进市委教育装备产业数字化公共技术服务专家工作站,联系政府对口联系部门市农委、市委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农业智能化公共技术服务专家工作站、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支部、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支部、江苏省食品学院支部。
    李晓薇(副主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负责新闻报导、淮安网站和公众号平台维护、淮安民进报纸编辑等工作,负责民进市委物理与电子专家工作站,联系政府对口联系部门市文广新局、市委会文化工作委员会、淮安民进开明书画院、淮安民进摄影协会淮阴师院总支、淮阴区总支。
    张智勤(副主委):分管参政议政、办公室工作,负责市委会调研、信息、特约等工作,负责机关组织人事、财务支出、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材料起草、文书档案、普法等工作,联系政府对口联系部门市检察院、市委会议政调研工作委员会、民进市委医养融合社会事业服务专家工作站、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支、直属七支部。
      (副主委):分管社会服务工作,负责彩虹行动、阳光助学、乡村扶贫、社区帮建、挂钩企业等活动,联系政府对口联系部门市粮食局、市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大学生创业指导专家工作站、清江浦区基层委员会、直属四支部、直属五支部、直属六支部。
    马世良(秘书长):分管统战理论工作,协助张智勤同志做好信息工作,联系市政协经科委、市委会社会工作委员会、淮安区基层委员会五个支部。
    徐梅菊(市委委员):协助田敏同志负责组织工作和市委会教育工作委员会联系工作联系省淮阴中学支部、省清江中学支部、师院附中支部、直属三支部。
    周爱芹(市委委员):主持民进清江浦区基层委员会工作,协助李萍同志做好社区帮建工作,联系市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工业与民用建筑专家工作站工作、公共法律服务专家工作站、清江浦区基层委员会、直属八支部。
    储兆凤(市委委员):主持民进淮安区基层委员会工作,协助李萍同志做好彩虹行动、阳光助学活动,协助田敏同志做好民进市委教育装备产业数字化公共技术服务专家工作站、农业智能化公共技术服务专家工作站工作、联系市委会离退休工作委员会、淮安区基层委员会五个支部
    周苏闽(市委委员):主持民进淮阴工学院支部工作,负责盐化工工艺技术专家工作站,联系精细有机化工专家工作站、高分子材料专家工作站、淮阴工学院支部。
    罗岸伟(市委委员):主持市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工作,协助张智勤同志负责调研、信息、特约等参政议政工作,协助李萍同志做好挂钩企业工作,负责公共法律服务专家工作站,联系市委会社会工作委员会、直属一支部。
    漆贯凯(市委委员):协助李萍同志做好乡村扶贫活动和市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联系工作,系食品加工技术专家工作站、食用菌专家工作站、直属二支部。
    特此通知。
            民进淮安市委
            201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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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00:33:4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连载 第一讲)
    2015-07-16
    孟令涛
    引言
    历史记录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麽?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布,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的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毛泽东
    我军长途追剿,从中枢到边陲,从东南到西南,从西南到西北,迢迢万里,沿途追击、截击、堵击共军的行动......诚为我国历史上的空前壮举。
    ——蒋介石
        一切历史都应视为当代史。
    第一讲  中国有了两个革命政党
    16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让英国很快成为日不落帝国;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跟着而来的是西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无产阶级也登上了历史舞台。19世纪4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全胜时期,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研究出了《资本论》,据此,和恩格斯一起,勇敢地向世界宣布:“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判处了资本主义的死刑。面对四海翻腾的世界大潮,中国统治者还沉湎于腐朽的封建制度,操持着老牛拉破车式的农业经济,最后导致19世纪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曾经创造古代四大发明的中国人开始思索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路,民族精英们也开始了踏上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学习西方,推翻封建统治,追赶工业革命,几成共识,也有参照物。于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就借助世界大潮掀起来了。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与许多仁人志士创立的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起共和而终帝制”的口号。继而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发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成功,又催生了中国国民党的产生。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在中国传播,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特别是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更加惊醒了中国人:封建主义是可以推翻的。于是,仿效俄国,“中国共产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了:中华共产党,旅俄华工联合会根据“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新情况创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度又改称“中华共产党”。稍后,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使建立在俄国的“旅俄中华共产党”影响力降低,最后灰飞烟灭。中国无政府共产党1914年在上海成立,主张“灭除资本制度,……不用政府统治”。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无政府流派在中国逐渐破产,这个党也就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大同党)1920年在北京成立,并取得共产国际的承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同党”为求自身发展,遂改组为“东方共产党”,但仍日暮途穷,其领导人姚作宾投靠日寇,认贼作父,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法办。中国社会党。“七七事变”后,该组织依附日军,后其首领江亢虎被捕,1954年死于南京监狱。(重庆)中国共产党,1920年在四川重庆成立,曾发展到100位党员。不久,无疾而终。中国青年共产党,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吴玉章在重庆筹建。后来,吴玉章加入中共,其他人则投靠蒋介石。今日派共产党,差不多与中国共产党同时,胡鄂公与熊德山联络湖北青年,于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今日》杂志,今日派共产党由此得名。由李大钊介绍,胡鄂公秘密加入中共,今日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集体转入中共。1943年因与潘汉年不协,在桂林脱党,1949年去台湾,两年后死于台湾。社会共产党。据党史专家考证,在中共著名人物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日记曾有如下记载:“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的社会共产党,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这是仅见到的有关社会共产党的史料。俞秀松1920年6月,又与陈独秀、李达等成立上海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并参与制定中共党章等活动,其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培养的学员任弼时、刘少奇等后来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1935年12月,在莫斯科受王明、康生诬陷,被苏联最高军事法院错判死刑。支那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二三月间,宣言中赋予自己的使命就是在十年内建设众多的含有报社、公园、大学、中学、小学、工厂、幼儿园图书馆的新村。他们认为,“政治是空的,新村是实的;政治是退步的,新村是进步的;政治是治人的,新村是不治人的;政治是吃人的,新村是生产的;政治是死的,新村是活的”。新村主义失败后,该党也就渐趋消亡。中国革命共产党,1929年12月15日,彭述之、陈独秀、刘仁静等81人发不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稍后在托洛茨基建议下,组成“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任总书记。这就是中国革命共产党的前身。这个党一成立,就成了“过街老鼠”,受到国共两党严厉打击和制裁。陈独秀出狱后,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政党”。彭述之逃至香港,该党政治局也随之迁至香港。此后,该党就渐趋消亡。这先后出现的12个共产党都没有成气候,而唯独今天领导强大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当初也是这一群共产党中逐渐崭露头角,不断战胜各种思潮,清除混杂在自己队伍中各色各样的人物,一直到遵义会议,才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走正确道路的日趋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也正是这样有明确方向、正确领导、严明纪律的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完成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后话。当年刚刚产生的国共两党惺惺相惜,且两党领袖个人关系融洽,又有共产国际撮合,才有国共合作的蜜月期。须知,中共一大就是在辛亥革命元老李书城家密密举行的。现在,李书城当初提供的开会场所上海贝勒路树德里106号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馆馆址。由于民主革命的共同愿景,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实行“党外合作”,方式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正式党内决定。其时,国民党也正需要共产党的帮助。当时,宋庆龄就问过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道:“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邀请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在内的20多位共产党员参加大会,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年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后来,孙中山又提出了更加进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值域下,国共合作立即出现新局面。1924年5月,在共产党建议下,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苏联红军将领为顾问,共产党人周恩来为政治部只主任。第一期学员中有共产党员徐象谦(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等56名,占学生数十分之一。紧接着,就是东征,北伐,发动工农革命运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讨伐北洋军阀,荡荡地方封建势力,革命如火如荼。但是,中共的思想落后于形势,只片面去发动群众运动,而忽视了争取军权的斗争。孰知,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加紧限共反共活动。当北伐节节胜利时,国内外反动势力纷纷菌集到蒋介石身边,蒋介石成为了一切反动势力的中心。加之蒋介石骨子里就仇共反共,当步伐军进抵上海,蒋介石就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上海滩血流成河。继之,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都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过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林也于4月18日杀害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5月13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 政变,杀捕共产党员100多人,长沙一片恐怖。7月15日,汪精卫也宣布与共产党绝裂。历时三年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阵营迅速瓦解重组。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宣布“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打到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0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的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堕于蒋中正之手,唯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孙中山夫人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 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严肃地这指出:“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难道真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历史在此显示,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后来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无缝对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路线,走向了反动。而后发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两种路线斗争在武装斗争上的表现。
    讲座者言: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失败了,国民党左派也失败了,两个精诚合作欲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革命政党都失败了。那么,胜利者是谁呢?是国民党右派,是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阶级获得了胜利。然而,这失败和胜利都是暂时的,而且位置是互换的,最终的胜利属于暂时失败的一方,即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欲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中国所有的正义、进步的力量,其中包括国民党左派。历史在这里制造了一个误会,以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就是国共斗争。蒋介石败走台湾,仍打着中国国民党的旗号,以为国共斗争仍在继续,其实非也。代表中国国民党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共产党亲密合作,成为中国参政党中的重要力量。在台湾仍然存在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以后,经过改造,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倘若能将台湾带回祖国怀抱,并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新组合为全新的中国国民党,将不失为国家建设中的大党。真正的国共再合作,即寄希望于此。历史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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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00:35:4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连载 第二讲)
    2015-07-29
    孟令涛
    第二讲  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原本是讨伐北洋军阀的革命统一战线盟友,都是革命派。就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关头,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四一二惨案”,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接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件”,在才长沙杀共产党人。第二年又发生“七一五事件”,汪精卫在汉口杀共产党人。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了31万多人。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牺牲之后,又有卓越革命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等相继牺牲。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醒屠杀,共产党人看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敌人手中拿刀,我们也必须拿起刀来。于是,共产党相继发动了四次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平江起义,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实行红色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7年8月1日2时南昌起义爆发。周恩来、朱德、谭平山、叶挺、刘伯承、贺龙及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苏联顾问马宁等率领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北伐军两万多人马举行起义。起义前夜,贺龙部下一个副营长向敌人告密,贺龙决定提起两个小时起义,打响起义第一枪的是贺龙密友、北伐骁将欧北川。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武装力量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第一枪。周恩来为这次起义的前委书记。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起义目的是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的中国人民认清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面目,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并联合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挥师南下广州,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北伐。起义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央指示,仍然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起义当天,国民党部分中央委员及个别省区特别代表和海外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中央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一第二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2万余人。1927年8月2日南昌各界群众万余人集合庆祝南昌起义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建国后,又决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是后话。
    与南昌起义不同,秋收起义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竖起中国工农革命军旗号,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为师长。下辖三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原属国民革命军中共控制、奉命参加南昌起义,因未赶上驻扎修水,转而参加秋收起义),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井队和萍乡等地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部队共5000人,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旗帜红底色象征革命;旗帜中央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的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旗帜左边白色套管上书写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整体含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此外,起义前,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鉴于3路起义部队皆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目标,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0日,起义部队1500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23日,起义部队在泸溪镇遭反动部队伏击,损失几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官兵已不足千人。当时,部队思想混乱,纪律涣散。毛泽东当即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民主管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是建设无产阶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0月27日,毛泽东将起义军带到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茅坪,与地方革命武装袁文才、王佐联合组建红四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至于:1,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2,它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3,放弃攻打大城市,而转向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4,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铸就了人民军队的灵魂——党指挥枪。
    井冈山会师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等率部转战福建、江西,历尽千难万险,最后到达广东为保存革命火种,转移敌人视线,朱德利用范石生这个老同学关系,将起义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6军一个团自任团长,化名王楷,驻扎在韶关犁铺头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对外又封锁严密。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决定将在广东活动的南昌起义部队找回来。这绝非一件易事。毛泽东想到何长工,湖南华容人,曾赴法国勤工俭学,非此人莫属。他时红一团卫生队党代表。毛泽东叮嘱何长工,只准成功,不许失败。何长工身负重任,胆大心细,装扮成商人、病人,多次躲过盘查。一日,在韶关澡堂洗澡,遇上范石生部几个军官也在洗澡,议论说,王楷的部队到犁铺来了,他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关系很铁。“范军长老同学”?会不会就是朱德?何长工兴奋极了,总算找到朱德的下落了。他没等洗完澡,立即离开韶关,向犁铺头走去。犁铺距离韶关40多里,山路崎岖,沿途敌人哨卡林立,土匪还经常出没。何长工乔装成华侨巨商,军人料定不敢盘查。这一计果真奏效,范石生部队不敢盘查。可是,上了山,真的遇到拦路抢劫的土匪,逼迫何长工交买路钱。何长工身无分文,怎么办呢?他壮大胆子跟土匪说:“兄弟不是要钱吗?我家有的是,待我转回了一定照付。如果把我杀了,欠了一条人命,什么也得不着。”以此伶牙俐齿骗过了土匪。拂晓时分,到了犁铺头,“王楷”部队查的更严了。士兵不知道何长工底细,就将他捆起来,蒙上眼睛,带到司令部。当朱德问清情况后,才给他松了绑。何长工揉了揉臂膀,激动地说:“我是毛委员派来找你们部队的”。接着,就把毛泽东交代的任务和路上的遭遇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于是,朱德、陈毅率部就向井冈山根据地靠拢。3月下旬,毛泽东率部队在汝城一带击溃尾追的敌军,4月在酃邪县与朱德见面。在毛泽东率部决定掩护下,朱德、陈毅率部于4月中旬抵达江西省宁冈的碧市,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胜利会师。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开始,部队编为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旋即取消师部,改为6个团,由军部直接领导。全军万余人,枪两千余条。接着,在宁冈召开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5月4日,在砻市广场举行会师大会,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建立。接着,又成立了井冈山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一起,从此形成红军主力,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
    1929年,红四军驻扎闽西小镇古田,红军内部发生了一些争论,主要表现在个人领导与党领导的关系方面。前委书记毛泽东就这个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好一年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其实质是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同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两个思想系统、两个指道来袭的斗争,其主要问题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会议通过决议,深刻分析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来源、表现和危害,批判红四军党内存在的8种错误倾向,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断开展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基本原则,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乃至对整个战争年代保持党和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防止蜕变为“农民党”和“流寇”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力量,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广州起义
    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分广东广东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还有市郊部分农民武装,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地主豪绅”等政治纲领,颁布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当然,由于敌众我寡,第三天就失败了。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南闽西,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中国其他地方的革命根据地也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
    平江起义。1928年7与22日上午11时,在盛暑烈日之下,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一团在共产党员、第一团团长彭德怀的率领下,800勇士由驻地越岳麓书院誓师起义,向平江县城发动进攻。紧接着,党派滕代远来作起义部队党代表,建立红五军。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革命斗争的发展,为 创立湘鄂赣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鄂,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两省西部地区。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回到湘西,在段德昌领导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先后开辟了湘鄂边和洪湖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四军(后改为第二军)和红六军。1930年7月,两块根据地发展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军长贺龙,政委朱勉之)和红六军(军长邝继勋,政委段德昌)合编为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政委周逸群。不久,成立了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周逸群代理特委书记兼联县政府主席。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红军和地方武装约3万多人。
    黔东革命根据地,位于贵州东北地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受到蒋介石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挤压,红二军团改为红三军退出洪湖根据地,1934年6月,由湘鄂边转战到黔东地区,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客观上为中央红军西进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查的大别山区。1927年湖北黄麻地区的农民起义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全胜时期包括20余县,拥有350万人口,红军大4·5万。1929年6月,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为主席。1930年11月特委工组,曾中生任书记。1931年1月,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5月,中共鄂豫皖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书记。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1932年1月,成立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主力撤出根据地,向西转移,留下的红军重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留下的部分,又重组二十八军,在高敬亭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地区,包括湖南的平江、浏阳,湖北的大冶、阳新,江西的万载、修水、铜鼓等20余县的地区。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发动平江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28年10月,红五军向井冈山转移后,重组特委,王首道任特委书记,黄公略任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边支队支队长,坚持湘鄂赣边地区的斗争。1929年7月、1930年3月彭德怀、滕代远先后两次率红五军返回湘鄂赣根据地,展开斗争。1930年6月,红五军(军长邓萍,政委张纯清)和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组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前委书记兼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7月,由湘鄂赣边独立师扩编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菏宠,政委李楚屏),编入红三军团。8月,红三军团主力与红一军团合 编为红一方面军。9月,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后,红十六军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想湘鄂赣地区的斗争。1931年7月,成立湘鄂赣省委,李宗白任书记;9月,湘鄂赣省6苏维埃政府建立,赖汝櫵任主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损失惨重,剩下少数人在傅秋涛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边界地区。1932年秋,红二军团在贺龙、关向应、夏曦等率领下,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经鄂北、陕南、川东,于1934年5月进入贵州沿河地区,开辟了黔东根据地。同年10月,任弼时一、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达到黔东地,与红二军团在印江县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接着,2、6军团从黔东出发,发动了湘西攻势,歼灭军阀陈士渠两个旅,奠定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基础。11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省委,任弼时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1935年2月,蒋介石以主要兵力围追中央红军的同时,调集了10多万兵力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红2、6军团先后在陈家河等地歼灭了大量敌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长征。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陕西三省边界地区。1934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25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徐宝珊和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小下,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到外线创建新根据地。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洛)南庾家河地区,,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徐宝珊、吴焕先先后任书记、代理书记。红25军在湘豫陕边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分配土地,建立革命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人口50万。除此以外,小块根据地还有许多。在中央苏区,反动阶级被推翻,人民大众成了新政权的主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摧毁封建所制,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关于红军问题决议》。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革命军为什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有多少“第四军”?
    中国革命之初,处处都会显现苏联的身影。苏联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这是思想上的影响;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联军队叫红军,自然又可以援引来作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称号,既显示工农革命的底色红彤彤,又表明走十月革命道路,武装夺取政权。所以,后来中国工农革命军一律改为中国工农红军。
    在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最早创建的红四军,是朱德、毛泽东于1928年5月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5月25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中国红军历史上第一个红四军,也是第一个打出“红军”旗号的部队。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尓琢。1930年6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在福建长汀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旋改为第一军团。1930年8月28日,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第二个,贺龙于1928年6月在湘鄂西根据地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贺龙。1929年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仍担任军长。1031年7月14日,红四军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第二方面军。
    第三个,1931年1月,由许继慎为军长的红一军与蔡申熙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改称红四军,全军1·2万人,军长邝继勋,后由徐向前、陈昌浩相继接任。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第四方面军。
    上述情况表明,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曾经有过3个红四军,他们在红军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来,发展成的红军三大方面军,实际上就是在这3个红四军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中央根据地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红军的发展和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同步进行的伟大事业。党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具有绝对领导权。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古田会议功盖千秋(单列)。经济是军事活动行政支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印刷货币,首先要有票样图案,而最佳设计人员中共汀连县委宣传部部长黄亚光卷入一场冤假错案,即将处决。在这千钧一发时刻,毛泽民挺身而出,将他从刑场上解救下来,委以重任。黄亚光不负众望,借鉴客家传统文化艺术,推陈出新,设计出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厚政治色彩的样票图案。中央造币厂的技师们大胆个革新,巧妙利用原江西工农银行的影制铜版,进行剪贴,改造成国制印刷铜版。1932年2与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行址选在叶坪村一幢3室2厅的普通农家小院。包括行长在内只有5名公职人员,启动资金仅20万大洋。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分机构遍地开花,业务范围包罗万象。在游击战争环境下,银行员工深山老林设金库,肩挑背驮踏征程。红军长征时,国家银行14名公职人员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秘密金库的大部分财物被分配到各部队保管。剩余的几十担金银、现钞,以及国家银行的重要资料、中央造币厂的主要器材,靠200多名运输队员肩挑背驮,磕磕碰碰地踏上漫漫长征路。经济上,中央苏区还有一个隐秘财源,那就是“黑石头”—钨,它支撑苏区70%财政支出。钨是一种特殊金属,在军事上必不可少,坦克、装甲车、火炮的制造都需要大量的钨钢,比黄金还珍贵。我国钨矿储量占世界的90%,而且多分布在南岭地区,赣南最多。1929年2与10日,朱毛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一战,稳固地占领了赣南,也具有了钨金矿,在矿区建立党组织,积极向旷工、钨砂商贩想想想宣传革命道理,开展维权、罢工斗争,并以当地旷工农民为主体,组建成立红26纵队和22纵队,占据钨金矿。于是,苏区的财政支出和红军给养就有了财源。
    八角帽和红五星是红军的象征。红军八角帽是红军正规军装。1929年3月,长岭寨一役,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闽西重镇长汀城和周围农村。考虑到红四军自创建以来,军装各色各样,而且相当破旧,急需更换。前委决定,利用长汀良好的的缝纫技术好的印染条件,赶制4000套军装。军装的款式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样式,又参考中山装,八角帽上缀上红五星。战士们穿上新军装,士气大增。在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接受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1929年3月,朱毛领导的红四军打下长汀后,赶制4000套新军装,帽子是沿用列宁装式的大八角帽,而其他各部队服装五花八门。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工人的装束。1932年初,从苏联伏龙芝学成归来的刘伯承看到队列中学员服装,各色各样,花花绿绿,甚至有打土豪没收的女人服装。只有来自红四军的学员装束受看,是大八角帽的红军军服。1932年,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的刘伯承担任了红校校长,为了改变学员服装杂乱现状,决定统一服装。改成什么样子呢?赵品三善书法、能绘画,是红军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艺人才,就让他来设计红校统一服装。赵品三开始准备仿照苏联红军的服装,帽子用尖顶的布琼尼军帽,上衣用套头紧口。当时,有人从苏联归来带回了这种军装。但是,经过调查了解,这种军服不适合我国南方气候,而红四军的那种大八角帽也与我们民族的身材脸型不配。于是,他决定重新设计,画了许多草图,继续沿用八角帽。但是,将帽型缩小到双侧的垂直线内,八角帽就显得很小,形成与大八角帽有明显区别的小八角帽。他做了几件样服任学员试穿,请刘伯承校长审定。刘伯承非常满意,当即决定给全校师生每人制作一套。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仿红校,穿上了这种以小八角帽为特征的新式军装。从此,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统一的军装。
    对红色军队、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对这国中之国,蒋介石从开始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彻底剿灭而后快。这就是蒋介石先后五次大规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先后五次反围剿的由来。
    讲座者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蒋介石拿起屠刀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被逼也拿起刀来,建立人民武装,建设革命根据地。如果说,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是星星之火,两三年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便呈燎原之势,肩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重任,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符合历史潮流,得天道,得民心,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共产党人。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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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连载 第三讲)
    2015-08-11
    孟令涛
    第三讲 冲决“铁桶计划”,红军踏上征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始终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心头之痛。蒋介石一连5次发达发动围剿。前3次,由于毛泽东采用灵活机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都以少胜多,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中央苏区反而扩大了,赣南、闽西、浙北红旗连成一片。1934年7、8月间,国民党军又大力向中央苏区推进。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蒋介石和他的首席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策划、制定了一个唤作“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计划的要点是攻下红都瑞金,一举全歼中央红军。蒋介石调集150万部队,各部队每天向前推进10里;每进10里,后继部队便拉上一道铁丝网,构筑一道以堡垒为主的火力网,步步为营。计划在一个月内,部队前锋逼近瑞金城下。届时,在瑞金四周竖起30重铁丝网,30层火力封锁线,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这阵势,非一口吞下中央红军不可。蒋介石非常自信:“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其实,蒋介石直至败退台湾,都不知道这让他心满意足的最高机密的“铁桶计划”,第二天就落到了共产党手中。传出这“铁桶计划”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新任命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广东英德县人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参加过“护国讨袁”,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国民党“老党员”,曾参加过孙中山大本营的警卫工作,原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北伐时一度与蒋介石共事。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以少将参议的空闲头衔剥夺了莫雄的军权,部队遭到了缴械遣散。1934年1月,莫雄应国民党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的邀请,到南昌工作。昔日好友、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长杨永泰举荐,出任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岂知,莫雄离开蒋介石以后,在上海与昔日部下、早已是共产党中央特科“红队”(专门清除党内叛徒的地下工作者)的项与年相遇,并受其影响和教育,思想开始倾向进步,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成为中共特科重点统战对象。这时,项与年等十余名中共地下党员被安排在他身边工作。项的公开身份是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为了配合莫雄“剿共”,迷惑蒋介石,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减少在德安地区的游击活动,佯装败退,给莫雄创造“剿共战绩”。国民党江西省主席信以为真,嘉奖德安专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并授予德安地区“模范区”荣誉。蒋介石极为高兴,传令嘉奖。这次蒋介石策划“铁桶计划”的庐山会议,破格邀请莫雄上庐山,安排具体实施方案。
    莫雄回到司令部,立即找来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商量,如何尽快将这重要情报送到瑞金,好让中央红军赶快脱离险境。大家一致认为,项与年回你讲客家话,熟悉当地地势地貌,和交通线,决定由项与年执行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铁桶计划”全部文件约有三、四斤重,内有包围表、计划书、指示命令等几十份,还有蒋介石语录,指示汇编及其他小册子,每一份文件上都打着“极秘密”印记,并按名单编了号码。莫雄将文件全部交给了卢志英。卢志英、项与年先将其中的要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接着,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得等逐一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边吐白才将“铁桶计划”密写完毕,交给项与年送走。项与年先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藏于安全地方。由于自己体格修长,文质彬彬,就乔装成教书先生出发了。当时江西境内战云密布,戒备森严。“教书先生”越来越难通过哨兵的盘查。项与年只好在山林里面穿行,白天休息,夜间赶路,翻山越岭,尽量避开大路。经过多天的艰难跋涉,没饭吃,没水喝,衣服已破烂不堪,骨瘦如柴,俨然就是一个乞丐。到达兴国,项与年发现,国民党军的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碉堡,每个山头路口均有岗哨。他不得不再躲进山林,寻机前进。项与年心急如焚,时间一点点过去,中央红军危险步步逼近,中国革命,千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危在旦夕。想到这些,项与年抓起一块石头,忍着剧痛,敲下四颗门牙,索性彻底像个乞丐。否则,前面的路寸步难行。果然,第二天,他的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得狰狞可怕,完全成为让人讨厌的老叫花子。他将四本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布口袋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馊味扑鼻的食物,打赤双脚,疯疯癫癫地向敌人的岗哨走去,站岗的避之唯恐不及。以这样非常特殊的方式,项与年混过了敌人一个个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临时中央,亲手将“铁桶计划”交给周恩来。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临时中央迅速作出决定,于10月10日,8万6千名红军战士告别红都瑞金,踏上漫漫长征路。
    其实,蒋介石从一、二、三次对红军的反革命 围剿中,深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事。表面欲剿灭红军,实际上想一箭双雕。蒋介石说:“不问共匪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的心腹之患”。蒋氏还有一块心病,就是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局面。他对文胆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蒋介石首席军师杨永太揣度蒋介石的心思,就向蒋介石进表《万言书》:对内,“削藩”,即借剿灭红军之口实,铲除各路“诸侯”;对外,消灭红军。此乃一箭双雕,不可谓不毒也。杨永太其人来头不小,1880年生于广东茂名,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后离开孙中山加入政学会,先后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广东省省长。1928年初,在上海结识蒋介石。蒋介石十分赏识他,接受过严格的旧式教育,又曾留学日本,“既擅文事,又长武备;既懂立法,又精行政”,对天下事胸怀宏韬大略。蒋介石对各路军阀头痛不已,杨永太数语道破,顿觉心明眼亮,立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一跃而成为蒋介石“首席智囊”,视其若“诸葛亮”的《出师表》“三分天下”:逼迫红军移师西去、铲除各路“诸侯”,老蒋独坐天下。历史演演绎出来的却是另一番事实。
    讲座者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孙悟空能钻进牛魔王老婆肚子里借来芭蕉扇熄灭妖火,共产党人同样能从国民党的心赃里取出最高机密,让红军跳出蒋介石的铁桶计划。蒋介石一直到败退台湾,也想不通到底是谁泄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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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00:37:4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连载 第四讲)
    2015-08-24
    孟令涛
    第四讲,反革命围剿与革命反围剿
    其实,自工农武装产生第一天起,国民党军就采取剿灭政策。但是,剿而不灭,反而越剿越多,革命火种成燎原之势,从南到北形成多块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让老百姓真真实实地看到什么叫翻身解放,什么叫当家作主人。国民党政权惊恐万状,对中央根据地先后组织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下定决心在中国土地上铲除红军和红色政权,真乃气壮如牛。结果呢?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将革命大本营安放的西北的黄土高原。用风水先生话说,那儿是口活气。
    1930年10月、1931年2月、1931年6月、1932年6月、1933年9月,在三年时间内,蒋介石连续向中央苏区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围剿”;共产党也针锋相对地进行了5次反“围剿”斗争,有声有色,演绎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肉搏。
    第一次“围剿”发生在1930年10月底。蒋介石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调集7个师约10万人马,以九路军鲁涤平为总指挥,任命中央军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井冈山根据地“并进长追”,直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大“围剿”。红一方面军在罗坊召开总前委会议,研究如何迎敌。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会决定以红一、三军团为主,共约4万人对付敌10万人马。红军在宁都县黄陂、小布地区集结兵力,待机歼敌。12月29日,张辉瓒率领18师师部及两个旅进至龙岗,陷入红军的包围。30日,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林彪率红四军向敌人发起猛攻。很快,敌军全线崩溃。张辉瓒见势不妙,便换上了一套下级军官的制服,躲进了万功山东坡的茅草丛中。林彪下令,兵分几路,一定要活捉张辉瓒。果然,张辉瓒被红四军战士捉住了。张辉瓒从洞中探出头来,声称要见黄公略。战士回答:“我们是红四军,军长是林彪”。他大叫:“我不见林彪,我要见毛泽东先生”。后来得知,他知道林彪年轻气盛,容易冲动,说不定来火了拔枪毙了他。几位红军战士将张辉瓒押解到龙岗,见到了毛泽东。松了绑的张辉瓒连忙向毛泽东行了鞠躬礼。毛泽东幽默地说:“张师长打到家门口来了,受到这样的接待,我们也是没办法也呀!”张表情难堪,低声说:“毛先生用兵如神,张某实在佩服。张某过去就对毛先生钦慕非常。”毛泽东准备让张辉瓒到红军军事当教员。不料,1931年1月28日,吉安东固苏维埃政府对张辉瓒进行公审,张辉瓒被当众枪决。龙岗战斗歼敌9000余人。5天以内,红军在龙岗、东韶打了两个胜仗,俘敌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即兴赋詩: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词成功地运用了古代神话,形象地展现工农革命的高涨,正像改天换地的共公怒触不周之山那样,将20万反动军队击垮。反“围剿”的胜利令人欢欣鼓舞,《渔家傲》词也让人回肠荡气。
    第二次“围剿”于1931年2月发动。蒋介石亲自到南昌,纠结20万大军,任命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兼总司令。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未能奏效,这次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方针,在西起赣江东到福建建宁的800里长的地区构筑一条弧形战线,分兵四路,于4月开始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并扬言“3个月内消灭共匪”。国民党大兵压境,红军只有3万多人,寡不敌众,不能硬拼。以彭德怀、林彪、黄公略为首的狙击部队依然采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司机歼灭其他敌人。他们在东固隐蔽更0多天,不见动静。林彪心生一计,找来一位排长面授机宜。第二天,敌28师师长公秉藩部下抓到一位自称是红军排长的逃兵。公秉藩亲自审问:“朱毛红军主力现在何处?”红军逃兵招供:“红军主力就在离此不远的东固山中。”公秉藩立即向何应钦作了汇报。5月13日,红军截获敌人进攻命令:“28师将经中洞靠拢东固,47师王金钰部沿观音涯、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14日晨开始行动。”
    敌人果然中计。林彪率红四军火速占领观音涯、九寸岭两处要隘。当王金钰部进入伏击圈时,红四军与敌人展开千人白刃战,喊杀声响彻十里之外。同时,陷入红军包围的28师也被红军杀得七零八落,无法逃出包围圈。被俘的师长公秉藩化妆成士兵,趁红军释放俘虏时潜逃。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军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旅,缴枪5000余支。随后,红四军和兄弟部队一起,由东固、、福田自西向东攻击,扩大战果。其中,红35军军长邓毅刚率部从江西福田镇吉水中洞攻打国民党军王金钰第47师、公秉藩第28师,俘虏敌军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3000余及无线电台一部。紧接着,又配合兄弟部队回师 向东,一直打到福建宁城一带。15天横扫700里,连打5个大胜仗,5月31日,赢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又诗兴大发,写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这首词将红军不怕流血牺牲、同仇敌忾、胜利的喜悦甚至战斗过程都融入其中。他的对手蒋介石痛感第二次“围剿”失败而身心具焚,在南昌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气急败坏地大骂部下无能,以至痛哭失声。
    第三次“围剿”完全是蒋介石情趣所至。第二次“围剿”的硝烟还未散尽,6月21日,蒋介石又气冲冲赶到南昌行营,自任总司令,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急调陈诚、罗卓英、卫立煌、蒋鼎文等嫡系部队30万人马,兵分三路,向江西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围剿”。
    此时,红军主力仅3万多人。以3万敌30万,形势严峻到不敢相信。毛泽东却泰然处之,孙子兵法有“避实击虚”之说,我们就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红军主力从福建西部展开大迂回,绕过整个根据地南部,经过十余天的长途行军,返回了老根据地瑞金、兴国。部队几千里回师后,毛泽东就选择了一个伏击敌人的好地点--莲塘,此地是敌人中路军必经之地。8月6日拂晓,敌上官云湘部的两个师开进该地区。林彪指挥红四军等部队开始攻打,前卫连利用夜幕掩护,悄悄爬进敌军阵地,接近山顶时,前卫连一阵机枪手榴弹狂泻,并发起猛烈冲击。随后,总攻开始,大获全胜。此战俘敌1万余人,缴获电台了两部,活捉敌师长刘春荣及旅团长多人。
    打下莲塘的当天,林彪率领红四军迅速东进,在良村团团围住敌54师。我军占领了制高点,从各个山头冲下来,将敌军切得七零八落,无法统一指挥反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全部被歼。龙岗离良村不远,敌周浑元部在此有严密的防御体系。毛泽东决定暂时不打有备有防额的敌军,仅派红三军佯攻,将其死死钉在这里,而令红、一、三和红七军团进攻东面的黄陂。黄陂敌军毛病丙文第八师在此修筑了大量易守难攻的工事,料红军不敢来攻。毛泽东摸准敌人这个心理,反其道而行之--打。红军采取三集中的战术:炮火集中、兵力集中和军号集中。8月11日,红军密集的炮火突然砸到敌前沿阵地,几十支军号同时吹响,在震天动地的喊“杀” 声中,各路红军突击队冲入敌阵,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战斗只打了一个多小时,全歼毛丙文师4个团。8月6日至11日,5天时间内红军取得莲塘、良村和黄陂三捷的重大胜利。毛泽东紧紧抓住这股气势,再来用兵神勇的大手笔。三次战斗结束以后,国民党军才发觉向西寻找红军主力是大错特错,急忙调整战术,转向东进。这些全在毛泽东掌控之中。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以奇制正,除留下一部分兵力牵制引诱敌人向东追击外,主力立即西行,以隐蔽方式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跳出,与迎面而来的敌军重兵集团作对面穿插。与此同时,邓毅刚率领红35军把国民党蒋鼎文、赵观涛两个师牵制于赣江东岸;把陈诚、罗卓英两个师牵制在万安;把蔡廷锴、沈仲汉韩德勤部困在东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后,邓毅刚率部返回瑞金,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纵队及陈诚、罗卓英纵队得以兵分两路向红军主力杀来,两路纵队相隔不足20里。而三万红军主力从其间穿过,稍有不慎,极容易被敌发现而遭到围歼。对这步险棋,红军指战员都敢走。因为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大家都信服毛泽东用兵如神。突破敌网后,红军进入兴国境内的楓边、白石一带进行隐蔽修整,寻机再战。红军主力向西突围时,担任诱敌任务的红十二军在罗炳辉带领下,拉开大步往东而去,沿途刷标语,设路障,白天公开打着红旗制造大部队行动的气氛。敌军确实很听话,一路紧咬,穷追不舍。追了好一阵子,终于接到准确情报,红军主力在兴国!敌人摸不透红军的真实意图,突然开始全线大后退。毛泽东又指挥根据地军民趁胜追击,各个击破逃敌。9月7日,红军向敌军发起总攻。
    经过四个半月的奋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红军共歼敌17个团,毙伤敌军3万余人,缴获枪械2万余支。可惜啊,中共和红军的历史在这节节胜利的时刻出现了拐点,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窃据了党中央领导地位,将毛泽东排挤出党和红军许多领导地位,埋下失去中央根据地的祸患种子。
    一而再,再而三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愈发壮大,蒋介石寝食难安。于是,于1932年6月,又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5省“清剿”会议,采纳军师杨永泰的“军事与政治并举”,“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方略。国民党在武汉成立“剿匪总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81个师,63万人马向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这次,蒋介石也学习毛泽东,策应逐次转移重点,各个击破。他首先集中兵力鄂豫皖、湘鄂西两个根据地,待得手后,再移兵包围中央苏区,最后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目的。
    1932年7月,国民党以3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展开“围剿”。尽管红四方面军4·5万名将士英勇奋战,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但种种原因,红四方面军没有取得反“围剿”胜利。10月,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带领大部分红四方面军跳出敌包围圈,而中央委员、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坚持留下来,领导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他是沈雁冰(作家矛盾)胞弟,红军唯一女将领张秋琴丈夫。不幸的是,同年11月20日,因肺病复发,在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逝世,年仅31岁。
    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同时,蒋介石还调集10万军队向湘鄂西根据地进攻。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一味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令红军分别把守,困守内线,与敌人硬拼,致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出1932年10月,湘鄂西苏区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仓促西进,向湘赣川黔边境转移。这就是说,蒋介石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可以腾出手来“围剿”中央苏区,1932年底,国民党军30个师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分进合击”中央红军,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在闽赣边界的。这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已由上海迁入苏区,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深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多次提出以“运动战”歼敌的正确意见。但苏区中央局仍屡电红一方面军总部,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强攻敌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1933年2月12日,周、朱在强攻南丰不利的情况下,当机立断,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改强攻为佯攻,以一部分红军伪装成主力,向黎川运动,以钳制和迷惑敌人。林彪率红一军团隐蔽集结于黄陂以北地区,准备中途伏击敌52师和59师。红军悄悄进入伏击地区后,林彪亲率战斗力最强的红11师据守一道山沟,防敌逃跑。当敌52师进入我伏击圈时,林彪一声令下,攻击部队冲下山,将敌分割包围,激战3个小时,全歼52师,师长黎李明当场毙命。随后,我右翼部队将敌59师包围全歼。3月20日,陈诚率领的王牌11师进入东陂的草台岗,林彪率红一军团在此设伏,对敌发起猛烈攻击。由于旗鼓相当,实力不相上下我伤亡惨重。林彪决定动用预备队红九师。李聚奎师长率领红九师冲向草台岗,敌1师师长肖乾在混战中受伤。11师群龙无首,很快全师覆没。至此,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我军共歼灭敌3个师俘敌2万余人。对此,蒋介石极为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地域扩大到湘赣闽粵4省,红一方面军发展至10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中央苏区进入全胜时期。这是大好事,后面又隐藏着大隐患。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中央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发展到相当规模。时隐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1930年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9月中旬,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上海进行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并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一年的准备,1931年11月7日至20日,趁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空隙和氛围,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和中央根据地代表、红军部队代,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共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大会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和婚姻法。这样,工农兵政权就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是,在蒋介石眼中,这国中之国,无异于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另一方面,从莫斯科回来的一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批评毛泽东是经验主义,游击主义,甚至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排挤毛泽东,逼迫毛泽东交出党和红军领导权预留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当主席去”!“做地方工作去”!
    果然,1933年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100为军队,200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果然,毛泽东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背着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大印去做调查研究。这两点不谋而合,给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打上必败的咒符。
    蒋介石以50为兵力用于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国民党军队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术,以攻为守,趁机进剿,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在苏区周围广筑碉堡,同时仍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对占领区实行血腥镇压和欺骗利诱相结合的政策。红军反“围剿”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掌握红军军事指挥权。他们完全放弃红军过去几次反“围剿”中所采用的积极防御和运动战原则,实行右倾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致使红军反“围剿”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9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了江西黎川。博古、李德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方军收复黎平。红军在旬口取得胜利后,博古、李德极力夸大此役的普遍意义,并引以为据,贸然命令红军去攻打黎川东北的强敌。结果屡屡失败。至11月,红军连续战斗两个月,在敌与碉堡之间辗转往复,东奔西突,被动挨打。1933年12月25日,林彪红一军团被李德调往苏区北线,与准备精良的敌军展开了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结果,红军损失惨重。接着,在凤翔峰战斗中,林彪再败,损失1100多人。林彪上书博古、李德,应该改变战术,变阵地战为运动战。他们高炳荣不听。4月上旬,国民党军集结11个师向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进攻。“左”爷们又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口号,命令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红三军团死守广昌。红军将士血战18天,伤2万余人,亡4000余人,北大门失守。7月上旬,蒋介石调集31个师,兵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地区进攻。博古、李德也学习蒋介石,采取“兵分六路”,“全线抵御”。结果,疲于应付,损失极大。在重大挫折面前,林彪和聂荣臻冒死决定,不遵照李德命令,打一个运动战。9月2日,林彪指挥红一军团秘密运动,预先隐蔽埋伏于温坊附近。然后以少量兵力敌三师脱离堡垒群,当敌人进入伏击圈,红一军团一阵猛打猛冲,全歼了敌三师两个团。第二天,敌第三师残部和第九师闻讯离开堡垒工事,又向温坊进犯。林彪指挥部队又将其包围消灭,共歼敌4000多人。接下来,林彪还想再打胜仗,但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也就是说,中央苏区将完全丧失。果然,9月下旬,国民党军进逼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等地,中央根据地越来越小。红军想转移外线作战,这唯一出路,但实施起来也相当困难。蒋介石决心“一个月内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而且计划相当周密,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大有一口吞下中央红军主力之势。中央红军、共产党首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以能成功地实现突围,走上长征路,松毛岭阻击战起了关键作用。以前,想鲜有提及。现在,对松毛岭阻击战要大书特书一笔,对历史有个正确评价,对现实有铁血脊梁铸军魂的警示作用。
    松毛岭地处苏区首府瑞金东大门。南、西、北三个方向连续失守,惟有东门这口气。松毛岭保卫战大致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红一军团和红二十四师为主,红九军团为预备队在作战地点在松毛岭下的温坊一带。也就是上面刚刚说过的9月2日温坊战役,红军将领不顾李德的命令,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红军先后打垮李延年纵队10个团,歼敌4000多人。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打的最好的一役。军团指挥所就设在松毛岭。第二阶段,红九军团接防,红五军团第二十三师、第三十四师暂归红九军团指挥,具体时间是1934年九月10日至294日。红一军团此时已承担迟滞北线之敌,以掩护中央红军各部集中转移的任务,这就和红军九团在松毛岭作战,共同组成和完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最后一战。第三阶段是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全部撤离,红二十四师接替,时间是1934年9月28日至九月30日。10月10日中央红军就撤离苏区开始长征。这长达一个月的松毛岭保卫战该是多么重要啊!舍此,大概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敌我双方对这一仗都非常注重。蒋要灭我,我要涅槃,成败都在此一役。敌东路军三个师向红军阵地轮番进攻、轮番轰炸,双方抢夺山头,形成胶着状态。7天7夜,双方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战争之剧,在此地可谓空前。
    第五次反“围剿”结束了。
    讲座者言:
        决策者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革命的成败、千万将士的生死。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执行毛泽东的方针策略,红军以少胜多,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建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毛泽东被王明、博古解除了红军军队和党的指挥权。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朱德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结果仍然战胜了蒋介石。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完全置于博古、李德的控制下,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以国家对国家,无异于以卵击石,彻底失败了。历史是铁面裁判最公正无私。先后五次反“围剿”就是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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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00:39:0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连载 第五讲)
    2016-01-15
    孟令涛
    第五讲  泪别红都瑞金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无奈之下,必须实行战略大转移,泪别红都瑞金。
    松毛岭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最后一役,是胜利的战役。其胜利,不单纯战役本身的胜利,更大的胜利是让蒋介石“一个月内在江西彻底剿灭红军、消灭红色政权”的企图破灭,红军赢得了实行战略大转移的时间。
    所谓长征,这是后来的说法,起初就是大逃亡,大转移,大搬家--中央红军大搬家、共产党大搬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大搬家,他们被逼离开中央苏区,向红二、六军团贺龙、关向应所在的湘西靠拢。
    项与年不顾生死把蒋介石企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送到瑞金,掌握中共临时中央大权的博古、李德等人绕过中央政治局,密谋大转移。他们多次强调:“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关于为什么要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转移去向等重大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甚至,就连项英、陈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都不知道实行战略转移这一意图。装在博古、李德脑子里的“绝密”,蒋介石却了如指掌,或者说,就是蒋介石采取杨永泰的上书,逼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聚而歼之。蒋介石预先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张开网口,赶着红军往里钻。博古们正是蒋介石牵线的木偶。
    离开苏区前夕,博古们做了如下一些准备:1,在苏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扩红,红军扩大近10万人,新成立了红二十一师、红三十四师、教导师等部队;决定干部去留。这个问题一律由博古一人定夺。一般地说,部队撤退时的去留问题,就是生死问题:走,生;留,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红军长征名单中竟然没有毛泽东。1934年9月,长征即将开始,决定一些高级干部留在苏区打游击。项英、陈毅等人被留在苏区,理由是工作需要,或患病、负伤。博古、李德带有强烈的宗派倾向,凡是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的,不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毛泽东、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人都留下来打游击。久经风雨的老革命深知留下来会是什么境遇,惆怅满怀。何叔衡,党的创始人之一,说直话,“左”倾领导不喜欢。他在《红色中华》上看到张闻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预感到中央红军要转移了,与董必武闲谈中表达想随部队转移的愿望。当得知自己被留下来,拎了酒和花生,找老朋友林伯渠作竟夕谈,相互道别。何老将自己穿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作纪念。党的曾经领导人,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瞿秋白要求参加长征,未获批准。将要转移的同志请他到家里吃饭、话别。他酒喝得特别多,言谈让人好心酸:“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我们如果不能再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早在1932年10月,国际远东局就电令中共中央由上海迁江西中央苏区,以路线斗争名义打压不同意见者。毛泽东就是被莫斯科回来的刘安恭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他一边做社会调查,一边养病。博古不带毛泽东长征,似乎“名正言顺”。但是,“朱毛红军”长征没有“毛”,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不能参加长征,则名不正言不顺,人心难违啊!毛泽东找到博古据理力争。同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也认为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不仅事关毛泽东个人安危,更关系到共产党和红军、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周恩来将博古、李德的内心看透了,是害怕毛泽东能言善辩,能力和水平远超他们。从大局出发,不便明说,只晓之以利害。最终,毛泽东踏上了长征路,编入新编的中央三纵队。这个三纵队,除了毛泽东和几个警卫员外,其余都是驮夫、挑夫和担架员,其歧视态度,明眼人一看便知。毕竟走进长征队伍,后来才会使共产党和红军生存发展有了兴旺的机遇和支柱。若不是这样,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事实证明,留下来的贺昌、阮啸仙、何叔衡等相继壮烈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3,在中央根据地留下中央局,以项英为书记;留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10月22日,又成立了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领导主力红军撤离后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与斗争。同时,还留下了红24师和8个独立团,共一万多人,加上在历次反“围剿”中负伤住院的1万多人,总共3万多人。但是,对于主力红军撤离后苏区如何坚持斗争,没有研究,没有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以至主力红军一撤出,中央苏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也可以说遭到毁灭性打击。我们的红军将士明知留下来命运多舛,但是大家都以服从为天条。确实,主力红军撤离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和伤病员坚持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约50个正规师、6个独立旅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4,进行了一定的思想动员。1934年9月2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发表了张闻天重要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反对左倾领导提出的貌似革命的要求:“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同时也反对“灰心绝望”的右倾错误,并为中央红军突围转移造了舆论。5,进行了必要的物质准备。苏区的、小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囤积的粮食,凡是能搬走的尽量搬走,光是雇佣的挑夫就有千人。当然,最重要的准备是党的领导和主力红军的整合、配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27岁;政治局委员张闻天,34岁;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41岁;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48岁;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36岁;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29岁;中央政治局患病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28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36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28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28岁;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军委纵队
    司令员叶剑英,37岁;政委陈云;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第四梯队司令员陈赓,31岁,政委宋任穷,25岁。
    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28岁;政委聂荣臻,35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参谋长左权,29岁;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第一师师长李聚奎,30岁;政治部主任谭正,27岁;第一团团长杨得志,24岁;第二团政委邓发,24岁;第二师政委刘亚楼,23岁;第四团团长耿飙,24岁;政委7杨成武,20岁;第五团政委赖传珠,24岁;第15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政委萧华,18岁。
    红三军团
    军团长彭德怀,36岁;政委杨尚昆27岁;参谋长邓萍,26岁;第四师师长张宗逊,26岁;政委黄克诚,32岁;第五师师长李天右,20岁;政委钟赤兵,20岁;第十团政委杨勇,22岁;第十一团政委张爱萍,24岁;政治部主任王平,27岁;十二团政委苏振华,22岁;
    红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39岁;政委李卓然,35岁;参谋长陈伯钧,24岁;第十三师政委朱良才,34岁。
    红八军团
    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军团长周昆,32岁;政委苏黄,26岁;参谋长张云逸,42岁。
    红九军团
    军团长罗炳辉,31岁;政委蔡树藩,29岁;参谋长郭天民,29岁。
    讲座者言
    整个党,整个主力红军,甚至整个中华苏维埃政府,就要撤离自己的根据地,离开鱼水情深的苏区老百姓,情何以堪。后来,长征亲历者萧华将军在《长征组歌·告别》中描写地十分真切:“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但是,情势所迫,非走不行。怎么走?那必须似铁流滚滚,势不可挡。军队的整合配置就是这股铁流的形成。中央领导层平均年龄27岁;军队师团长以上干部平均年龄27岁;年龄最小的师长萧华18岁;20岁的二人。这些人身经百战,浑身涌动着青春活力,革命理想冲霄汉。尤其开路先锋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就是一位战神,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些人簇拥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为着普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这股气势谁能阻挡?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也为之逊色。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钢铁洪流。而后的历史证明,就是这股洪流冲决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将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推向更大的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神密命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战无不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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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00:42: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连载 第六讲)
    2016-02-26
    孟令涛
    第六讲  冲击封锁线
    中央红军脚步刚要挪动,蒋介石连续布置了四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设在江西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一带;第二道封锁线设在广东城口至湖南汝城一带;第三道封锁线设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一带;第四道封锁线就是湘江了。前三道被红军轻松突破,第四道,双方大拚杀,红军由8万人锐减成3万人,呈现人类战争史最惨烈的一页。
    第一道封锁线由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防守。前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红军获得全案胜,中央根据地迅速扩大。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域外来了干扰。1932年10月,设在莫斯科的国际远东局电令中共中央由上海迁江西中央苏区,以路线斗争名义打压不同意见者,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洋顾问解除了军事指挥权。1933年2月至6月的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周恩来、朱德沿用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反“围剿”仍然取得了重大胜利,创下了一个月内俘获3名敌师长的记录。毛泽东虽然被博古等“左”倾领导排挤出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是他“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时时为革命前途担心,多次向中央提出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建议,还亲临前线调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高瞻远瞩,在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他就预感到形势将越来越糟糕,必须及早谋划突围事宜。他深知国民党军队山头林立,各怀鬼胎。蒋介石欲借“围剿”红军之名,削弱并消灭异己,地方实力派“防蒋甚于防共”。陈济棠就是这样的人。他看到每次剿共蒋介石都派地方军阀去送死,而他的中央军都远离战场。这分明想一箭双雕。所以,国民党军内部是矛盾重重,勾心斗角。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敌人的形势,就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与朱德商量以后,派得力干部何长工带上朱德的亲笔信去找“南天王”陈济棠。经过艰苦、细致,复杂的交流,反复谈判,最终、达成五项协议:
    1, 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 互通情报,用与有线丶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
    3, 解除封锁;
    4, 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不过,这个协议不能写在纸上,各自只能心中有数。不管怎么说,这是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胜利,为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提供了重要保障。陈济棠确实执行了互相借道协议,让出了40里通道。但是,这个协议只传达到旅以上干部,团以下军官不知情,又怕他们误事,增加了一道命令:敌不向我射击不许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准出击。10月20日,中央军委在于都祁乐山下达突围命令,命令部队在安远、信丰间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突围。10月21日深夜,中央红军以红一、九军团为左纵队,红二、八军团为右纵队,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掩护,开始了突围行动。突围战役第一仗首先在安远和信丰间的版石圩一线碉堡群间打响。守敌为粵军一个旅,他们发现红军大部队后,边打边撤。当天,红军一师一团向新田前进。当时,粵军第一师二、三团以为不过二、三百人,说不定是“土共”、游击队的骚扰,各派一营出击,遭到红军迎头痛击,两营均被击溃。我军趁胜追击,红一团占领了新田。其他各部也开展了突击行动。就这样,我军全部突破了苦心经营多年的“乌龟壳”防线被突破了,度过章水,继续西进。不幸的是,在从新田当古陂的战斗中,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我军年轻的优秀指挥员,三军团的一员猛将。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封锁线的消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娘希匹,陈济棠你坏了我的大事”。于是,蒋介石急令湖南军阀何键与广西军阀陈济棠在湖南的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一线布置了第二道封锁线。
    这次担任堵截任务由一个军阀变为两个军阀,即广东军阀陈济棠加湖南军阀何键,以实现一箭三雕目的,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两个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阀,让军阀之间相互监督,也借军阀之手消灭红军。无论谁监督谁,军阀心中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防蒋甚于防共”,视地盘和实力为生命。10月30日至11月2日,红军从江西崇义和大庾向湖南汝城、广东城口挺进。陈济棠执行秘密协定,没有派重兵阻截;湘军何键受到红军多次打击,心颤胆寒,也不敢贸然用兵;而蒋介石嫡系中央军远在湘赣边 ,鞭长莫及,敌人一时组织不起拦截。因此,红军前进的方向,只遇到几小股敌军,以保安队居多一触即溃。红军分3路前进。左路由红一军团一部和红五、九军团组成,从崇义的聂都经过汝城鱼王向大坪、东岭方向前进;由三、八军团组成的右路军则由崇义的文星圩、丰州圩、上堡向汝城的热水、集龙、濠头进军。左路军以奔袭、奇袭消灭了城口守敌,于11月4日夺取了城口,军团部随即移驻城口。右路军于10月30日中午达到热水附近,随即占领附近大山有利地形,俯控热水。热水,由赣入湘的必经之地。这里,敌人正规军尚未达到,只有民团百余人,连了望哨都没设。红军一举消灭了民团,占领热水。10月31日,红军通过热水,继续西行,抵达上桥。彭德怀命令部队迅速抢着占制高点苏仙岭。湘敌对红军三面围攻,红三军团将其击溃。11月4日,红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红军主力已经相继入湘。这样,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又被英勇的红军突破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关于巧妙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举行谈判,达成协议,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闪耀出灿烂才光辉。
    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蒋介石又在粵汉铁路湘粵边界的良田到宜章之间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动粵军、湘军和中央军一起来围堵红军。湘军刘建绪、李觉部驻守郴县,王东原师在郴县、宜章之间的良田,陶广师在汝城以西的文明司一带;11月5日,粵军召开韶关会议,决定采取“先堵后剿”的方针,既防红军入粵,又防蒋介石的中央军抢地盘,以其主力严密布防;中央军薛岳、周浑元急急从江西赶过来。敌人来势不可谓不凶猛。而中央红军沉着应对。11月7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继续西进。右路红三、八军团绕过汝城县城,经太平圩、山田坳、百丈岭、文明司直取宜章;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为中路,从太平、新桥经界头、延寿、岭秀、文明司挺进宜章;红一、五、九军团为左路,从城口出发,延九峰山脉向乐昌、宜章边境进军。这时,中央红军已经在湖南境内,进入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宜章县城,是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一环。红三军团决定把夺取宜章的任务交给英勇善战,号称“兴国师”的红六师。11月13日,天大雨,路滑难行。红六师虽然已经走了一夜,行程120里路,但个个精神抖擞,冒雨疾进。他们共同的心愿是“坚决完成任务,夺取宜章县城。”当天早晨,他们已经达到离宜章县城二、三里的分水,击溃阻碍前进的民团百余人,直逼宜章城下。在宜章城外,三百多工人热烈欢迎红军的到来。他们是被何健强迫来修路的,听说红军要攻城,自动跑来帮红军作攻城准备有的挖地道,有的搬木材,有的扎梯子,出现劳苦大众与红军并肩战斗的动人场面。正当要攻城,宜章城却不攻自破了。原来守城白匪害怕红军的声威,深更半夜将全城洗劫一空,逃之夭夭。14日凌晨,城门突然打开,城内老百姓男女老少一起跑出来欢迎红军。15日,红军在宜章城召开三千人大会,宣布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群众异口同声说:“红军真正好,一心为穷人”。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在右路军向宜章前进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红一团从九峰、乐昌打过去,并派一支部队控制距粵汉路十多公里的九峰山制高点,以防备粵敌占领乐昌后,向我发动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11月6日下午,红一军团达到痳坑圩时,为了了解情况,林彪亲自利用敌人电话线以敌人口气,与乐昌民团团长通话,询问红军情况。该民团团长确信“是自己人”,就告诉他:“红军到何处,我不知道。乐昌昨天到了粵军邓龙光部的3个团,一团今日开往九峰山去了。”探听到敌情,林彪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命令红四团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占领九峰山制高点。红四他接受任务后,一鼓作气抢占了九峰山,,激战了一天,在牵制、监视粵军,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后,赶回军团,随军团主力西进。当红三军团进占宜章的时候,红一军团也越过了大王山,达到了宜章的白色渡(今红岩)。白色渡,是宜章的一个小镇,粵汉铁路经过此地。碉楼里的民团对于红军的到来闻风丧胆,早已逃之夭夭。这里有三、四千穷苦的筑路工人,每天要干12小时苦力,收入微薄,生活非常困苦。红军到来,就发传单,写标语,召开工人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这样,极大地激发工人的斗争情趣,掀起了参加红军的高潮,一下子就扩红四五百名新战士。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第一次卓有成效的扩红活动。同时,在白色渡,红军帮助当地组织了3个苏维埃政府,发展了42名党员,组建了3个秘密党支部,成立了有60多人的游击队和有一百多人的赤卫队。当然,为了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打仗天天有。其中,在延寿布置了六七个团堵截红军后卫五、九军团,激战两天两夜,红五、红九军团坚决堵住了粵湘两省的追兵,消灭了大量敌人,掩护全军安全通过延寿险境。有趣的是,粵军陈济棠命令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路程,真可谓“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这段历史,一直在隐秘中躺了48年,1982年10月,秘密协定当事人、时任中顾委常委的何长工在《难忘的岁月》中才披露出来。陈济棠派的“神秘”人物、化名“李君”的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三人至死守口如瓶。执行协议,给红军让路的余汉谋中将后背叛陈济棠,投靠蒋介石,他也没有敢吐露一字,怕掉脑袋。其实,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则是中央军,粵军、湘军一起给红军西进通道。当然是各怀鬼胎。地方军阀为了“保境安民”,中央军为了借刀杀人,尽量削弱军阀的势力和地盘。尽管有人让路,激烈的战斗仍时有发生。通过多次拼杀,红军最終还是占领第三道封锁线的支撑点宜章城和白色渡,红军主力顺利地通过了粵汉铁路线,第三道封锁线被中央红军胜利地突破了。
    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又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在湘江两岸,从广西的全州到湖南的灌阳、兴安,呈“品”字形,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蒋介石在此雕集25个师30万大军,布置成天罗地网,坐等红军来钻。此计不可谓不毒。前3道封锁线被红军顺利突破,蒋介石不考虑这是天道,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而却怪罪“窝里斗”:各路诸侯,广东陈济唐、湖南何健、广西白崇喜、云南龙云、贵州王家烈、四川刘湘等都非等闲之辈,又各怀鬼胎,共同心理是防共与防蒋同等重要,保境安民才关乎切肤之痛。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毒计复毒计,破例任用地方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入湘“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周浑元等中央军统属其指挥。同时,又命令陈济棠以粵军四个师进至粵湘桂边进行截击;令白崇禧的以桂军5个师控制官阳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居险堵截红军;还叫王家烈的黔军扼守黔东。这样必欲将红军全部消灭而后快。中央军归地方军阀指挥,不谙政治的薛岳认为这是一种侮辱,难免牢骚满腹。蒋介石正需要他这种表现以迷惑何键等地方军阀。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就是一箭三雕:如地方军阀红军消灭,这求之不得;若恶斗到两败俱伤时,让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坐收渔利,既消灭红军,又收拾地方军阀。此举不可谓不毒。蒋介石深恐薛岳不解自己的良苦用心,又亲自给薛岳修书一封,末尾写道:“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薛岳立即顿悟,要剿灭的不仅是红军,还有地方军阀。其实,总司令也好,前敌总指挥也罢,都是空职,何健指挥不了薛岳,薛岳也指挥不了何健,一切都是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指挥。与蒋介石经常过招的毛泽东对蒋介石这一套毒计,洞若观火。他虽然已经不在其位,但还是将革命的成败,红军的死活时时挂在心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多次给“左”倾主义者提出正确的主张,但都置若罔闻。面对能否冲决第四道封锁线严峻问题,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又一次郑重向他们提出: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全州)后,不要过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延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保庆。接着,可以向东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应该说,这是大胆而正确的战略选择。蒋介石却十分看重毛泽东的作用。他在给追剿前敌总司令薛岳的电报中说:“朱毛确在军中”。 “歼灭此股,关系国家成败,应特加注意”。确实,对于红军,这一役也同样关乎生死存亡。 但是“左”倾领导博古,这位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越成为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他哪里是蒋介石的对手,第四次拒绝毛泽东的建议,一意孤行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钻。原本可以兵不血刃顺利地渡过湘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丢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血染湘江、成为不可避免。
    在一周时间的强渡湘江战役中,每一个渡河点都发生惨烈的恶战,英勇的红军战士几乎是用三分之二的生命搭成渡河之舟,才渡过三分之一的人员。是否成功渡河的标志是红军的首脑机关能否渡过。为确保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安全渡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交替为左右两路 向湘江进发,在广西灌县新圩与桂军恶战一场。如果红军不先敌一步抢占新圩一线的山头阵地,扼住全州到灌县公路,则将危及全军 渡江计划的实施。中革军委面临红三军团无论如何必须抢占并守住新圩阵地。他们给三军团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面对这钢铁铸成的命令,彭德怀义无反顾,也以钢铁般的言语电令红三军团指战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到四天。” 11月27日,红三军 团前卫部队第5师3000名将士在李天佑师长率领下,从文市开拔,经过几天急行军,赶到新圩附近。又马不停蹄两个多小时急行军,于下午四时许,终于先敌一步,抢占新圩。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部队不许生火做饭,饿了,就啃红薯,吃生米,渴了就舀田里的水喝。这时候,红军先头部队已经与赶来堵截的桂军发生短暂的交火。11月28日,新圩战斗打响了,红五师阵地一片火海,桂军在炮火掩护下,向红五师发起3猛攻,企图凭借优势兵力和精良武器夺取新圩。这是一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的作战。红军只有近战,才能克服火力弱,弹药匮乏的困难,发挥红军之长。李天佑命令部队对敌人的最初进攻不予理睬,待敌人进到进到只有二三十米时,各种武器疾风暴雨般地新敌阵扑去,打退了敌第一次进攻。仅仅隔了几分钟,桂军又发起第二次进攻,火力更猛,时间持续更长。红军仍然采取靠近打的战术,当敌离阵地只有几十米时,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桂军第二次进攻被打退了。当然,红军付出了相当的代价。11月29日拂晓,6架敌机飞到新圩上空,桂军的迫击炮、山炮和飞机扔下的炸弹一起呼啸着砸在新圩阵地上,整个阵地都在颤抖。敌人一轮又一轮地向红五师反扑。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石块与敌人拼杀。一千二、三百人的红15团伤亡过半,团长负伤,参谋长牺牲,3个营长战亡2个。惨烈啊,惊心动魄。在这牺牲越来越大,战斗越来越艰苦的时刻,指战员们多么希望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走快一点,尽快渡过湘江啊。快点过江,就可以减少伤亡,减少流血。但是,指挥部的电报不断传来的却是: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每一份电报都要求部队继续坚持。红星纵队和军委纵队共一万四千多人,有一千多副担子,以一、三、五、八、九军团为左右翼和后卫掩护,被保护在一百多里的狭长甬道里,缓缓地、按部就班地向湘江吧边前进,如同“叫花子搬家”,背着坛坛罐罐,两天才走14公里。原本可以兵不血刃顺利渡过湘江的良机,被轻而易举地丢掉了,造成客前残酷的大血战。就这样,红五师坚持了三天三夜,为军委纵队和后续军团撑开了了一条渡过湘江的西进通道。
    界首阻击战又是“红军中第一号善战的湖南人”与“小诸葛”之间率军鏖战,惊天地泣鬼神。界首在历史上叫“湘源区”,意即湘江源头,地处上游,并非天险,宽不足百米,水深不超过腰部,可以涉水过江,军委纵队选在这里过江。
    11月30日下午,周恩来、朱德终于赶到界首,在湘江东岸建立指挥部,指挥红军搭浮桥。罗瑞卿带领督战队也来到战地。红军以一、三军团突击渡口。周恩来、朱德已经几天几夜没吃饭没睡觉。大家都清醒地意识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到了,也可以说,这是红军的最后时刻。这几天,周恩来那张英俊的脸明显的消瘦了,眉心微蹙,目光忧郁,无法妮敛收地流露内心深刻的负重之感。正在筹划过江之事,一架架机翼上印着青天白日园徽的飞机俯冲下来,随即腾起几股黑色烟雾,闷雷般的隆隆声过去,血肉和着泥沙、石块横飞,早已被血水染红的江面上,不断漂过八角帽、圆圆的斗笠、灰布军装和红军战士的尸体、死亡的骡马、散落的文件。渡口道旁,丢弃的笨重机器、辎重物资、行李挑子比比皆是。博古焦急不安地和李德骑着马来到也来到渡口,他大声地对周恩来说:“能过一个就过一个”,其慌乱心态难以掩饰。毛泽东来到湘江渡口,长长的头发散乱地飞动,环视一下渡口:“恩来,我们到了。”“立即过江!”周恩来下令。毛泽东走上了浮桥。至12月1日17时30分,军委纵队全部过了湘江。
    尽管付出极大的代价,红军毕竟突破了蒋介石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中国革命的大脑和火种。蒋介石的厄运无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到来,中国革命不可阻挡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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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00:44:0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连载 第七讲)
    2016-03-24
    孟令涛
    第七讲  红34师,永远屹立湘江两岸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间强渡湘江,突破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10余万锐减到4万余人,董振棠、陈云之红五军团损失过半,刘少奇、罗荣桓的红八军团和少共国际师几乎覆灭,担任殿后任务的红34师4300余人马一个不剩,永远留在那里。他们永远屹立于湘江两岸,与那里的山水共存。
    这一天,担任右翼掩护任务的红一军团两个师在全州脚山铺激战,死死挡住湘军4个师的轮番进攻;担任左翼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新圩;第四师在兴安界首光华铺与桂军4个师厮杀;红34师与桂军在文塘发生激战。
    在连续的冲锋中,红34师伤亡惨重。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张凯、一零二团团长吕官印、政委蔡中牺牲,大批将士血洒疆场。在向北的进攻受挫后,师长陈树湘率部南撤,试图从兴安以南寻路西进,再度遭桂军层层阻击,无法打开前进。为了减少危险,陈树湘当机立断,向东撤入雾源山区,并迅速占领了狗爪山、岭脚底村。这时,桂军再次发起猛烈进攻,红34师边打边向大山转移。由于地形不熟,部队又被切为数段,各团各自为战。12月4日,陈树湘率余布从新圩南穿越全灌公路时,遭到桂军围攻,仅400多人冲出包围。当晚被迫在半山腰露宿。第二天,再次遭到包围。陈树湘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薄弱处突围,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12月9日,陈树湘率百余人向东进入湖南,在抢渡姑子江时,遭到湖南江华县保安队伏击,腹部中弹受伤,藏匿于驷马桥附近的洪东庙疗伤,被道县保安队抓获。保安队将陈树湘抬到一家店铺里,威逼利诱,想从这位红军高官口中得到红军更多的情报。陈树湘毫不动摇,拒医绝食。保安队无奈,只有将陈树湘绑在担架上,抬到县城去邀功请赏。行至蚣坝镇马神村将军塘时,陈树湘从昏迷中醒来,乘敌不备,强忍剧痛,将手伸进腹内,拉出肠子使尽全力,大吼一声,将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实现了他“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29岁的年轻生命划时天大的句号,永远留在祖国的大地上。敌人残忍地将陈树湘的首级割下,装在一个竹篾笼里送到长沙何健的“剿匪司令部”,悬挂在长沙市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的石灯柱上示众。当地老百姓感其壮举,悄悄将陈树湘无头遗体掩埋在萧水河畔阴阳村南。
    自此,红34师4000人马,几乎全部倒在湘江两岸,为掩护主力红军渡湘江,献出了生命。仅幸存1人,他就是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在部队被打散后,隐身于群众中,几经辗转,于抗日期间回到部队。1955年授中将军衔。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陈树湘光荣的一生。
    陈树湘,曾用名陈树春,1905年1月30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福临铺一个佃农家庭,5岁丧母,8岁当小童工。1914年,天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父亲贷找他到长沙郊外种菜卖菜。五四运动爆发,卖菜之余,常常在街头听学生演讲,看新剧演出,开始接受新思想,参加新民学会在长沙的反日爱国活动。1921年,毛泽东、杨开慧定居长沙清水塘,从事建党活动。陈树湘住地与毛家一墙之隔,常常到那儿挑水送菜,不但认识了毛泽东夫妇,还结识了毛泽东家常客何叔衡、李维汉、周以粟、滕代远、毛泽覃等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家,思想有了很大进步。1922年秋,陈树湘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边种菜,边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经周以粟。滕代远介绍,陈树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期间,他参加了农军反攻长沙的战斗,与赖传珠等人秘密赶到武昌,进入叶挺新兵营当兵,历任班长、排长,后调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排长,随团乘船东下,准备参加南昌起义。1927年9月,警卫团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随部在江西修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并随部队上了井冈山。红四军成立后,先后任连长、团长。1934年3月,即长征前夕,被任命为红34师师长。
    一代英烈,永世留名。2009年9月10日,陈树湘被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10月,中共中央 在闵西召开的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体与会代表讲述了“为苏维埃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4师师长陈树湘“断肠铭志”的故事,以昭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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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00:45:0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连载 第八讲)
    2016-04-27
    孟令涛
    第八讲  红军突破湘江后的几次深刻反省
    湘江战役,广大红军指战员怀着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献身精神,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与国民党30万人马鏖战了五个昼夜,以近五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终于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歼红军于湘江的罪恶计划,拼死渡过了湘江,继续走上了长征路。然而,面对人民军队建军史上最惨痛的败仗,人人都在深刻反思,为什么遭受如此大的损失?无疑,博古、李德瞎指挥是罪恶之源。博古自己也深感责任重大,眼下红军的危急处境跟自己绝对有关,但又无法挽救,害怕中国革命事业毁于自己之手。他越想越怕,精神恍惚之下,竟掏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慢慢举起来,对准自己太阳穴。就在手指已经触到了冰冷的扳机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突然从背后大吼一声:“你要干什么?”猛力夺下他的枪,语重心长地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李德虽然没有举枪自尽,但也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毕竟,他是最高三人团中负责军事指挥,又自命不凡,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此,广大红军将士早已看得很透,不满情趣遍及全军上下,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错误指挥,迫切希望恢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下一步行进方向是哪里?按最高三人团的意思,仍然迷恋着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拼死往蒋介石的口袋阵里钻。博古、李德于12月4日决定,中央红军继续西进湘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周恩来深感这是一条是绝路,要中央红军与五、六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决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张闻天)一路争论这条错误的军事路线。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临时举行的一次飞行会议,,即边行进,边开会。参加议事的人有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中心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问题。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落入敌人罗网。但是,博古、李德坚持原有计划。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第二天举行中央通道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多数同志的同意。会后,中央军委于开会 当天19时30分下达了《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白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其第一师相机进占黎平。”李德对此极为不满。博古、李德坚持与二、六军团的计划被否决。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国记事》中说:“毛泽东又一次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毛泽东这次不仅得到洛甫、王家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的“中央三人小组”成员周恩来的支持,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票。由此可见当时斗争的激烈,也可以看到中央高层正能量在迅速聚集。中央红军12月15日占领黎平,各路国民党军离中央红军还有3天路程,这为中央红军在黎平举行政治局会议赢得了时间。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又一次挺身而出,力主红军西进贵州。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体制改革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会议上激烈争论是必然的。但最终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会后,中央军委于当日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队伍,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日,将一、九军团编为右纵队,中央军委纵队和三军团、五军团编为左纵队,继续出征。这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移。这一重大决策,将几十万敌军甩在了湘西,使红军争取了主动。也可以说,也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移方向的转变。这一转兵,不仅避免了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还确定了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会后,周恩来将决定和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用英语与周恩来大吵起来,周恩来拍桌子,把马灯都震灭了。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举行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主要是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消灭其一部,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陈云同志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湖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周恩来同志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经过这一系列的反思和斗争,我们党更加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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