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前夜的中国阵痛！

开来明道

政改前夜的中国阵痛！[size=0.75em]2013-09-05 17:21阅读：7,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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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6em]按语：这篇文章可能会让你花点精力来看，但我认为是值得的，无论是居庙高之高的公仆或是处江湖以远的百姓，我希望传达出一个真实中国内在的声音，这不是从民主宪政来探讨中国政改，而是从经济的微观处，阐述中国政改的必然，没有假如，只有必然！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单纯只是政改本身那么简单，它牵涉到许多复杂、尖锐的社会利益诱因，我们过去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什么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中国，却仍是上层建筑在决定经济基础呢？我相信马克思若在世，也看不懂当下“中国特色”的气象万千。恍惚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经济规律在这个国家全然失效，中国总想撇开世界，在宴乐高歌中开创一套独门绝学，并冠以一个响当当的名头：中国模式。
从风景这边独好，到现在经济困局，中国模式似乎还没荣耀成型，就已经在偃旗息鼓中了……
金融危机诱发性征兆初显
前不久红色官媒《求是》杂志发文，称“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好的国家”，我私下在猜测，《求是》杂志如此这般高调地吟诵时，有个人已经焦虑到不行，他不是别人，就是新任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刚上任之初，也怀有“全民红利”思想，但接下来大半年时间里，他已发现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发展模式似乎已经失灵，今年上半年以来，国家投入的货币总量并不低于往年，但刚性的GDP好像绵花糖一样软绵绵地膨大，李克强意识到必须对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铁腕调控，否则一味地开闸放水，崩而未溃的经济将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结果都已是世人皆知，6月中旬，央行稍动真格，一直爹疼娘爱，毫无抗压能力的各大国有银行，就凸显钱荒，中国银行间短期拆借利率竟然飙到了25%，股市一泄千里，富豪一夜之间就流失几十上百亿元资金，这几乎就是金融危机已然来临的先兆。
对此，被喻为中国改革派的央行行长周小川无奈表示，市场已基本理解了央行的“实弹演习”，只是话音未落，他就不得不再施怀柔政策，为亲骨肉们雪中送炭。
这就是中国经济虚弱无力的真实表现，也许很多人都难解其中之谜，为何胡温体制一转手到习李体制，就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动荡？
其实这与接班人们无关，只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惯性润滑方式有关。2008年，当美国金融危机暴发时，正值中国奥运会盛典之年，保稳定促增长的结果，不是将危机及时转化为中国产业调整的良机，而是彰显万能政府超越经济规律的阔绰，4万亿救市方案由高层们拍拍脑袋就炉了，当时就有许小年等大批经济学者痛陈这是“祸水”，不出两年，CPI必然疯涨，形成新的量变性泡沫，最终将自尝苦果。
两年不到，果然应验，但此时十八大已经临近，束手无策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祭出了凯恩斯主义，继续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喜迎党的十八大”，4万亿的2.0版赓即又推了出来，泡沫就这样越吹越大，产业沉苛积重难返，老百姓手中的钱一天天缩水，内心焦灼但强挺硬扛的温家宝心知肚明：这烫手的山芋只能交给下一届政府了去处理了。
但思维脱节、政治敏感的官媒却早已按奈不住太平盛世的狂欢，间隙性复发“大跃进”时代的遗风，大赞风景这边独好！美国媒体为此嘈弄，党支部降至华尔街，连美国都有救了！
中国确实做过金融危机的救火队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资本机会主义的商业哲学曾在中国发挥到了极至，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中国确实成为那次危机最大的受益者。
时间回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时，因着自1989年以来的政治经济低靡，中国国家统计口径中“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已连续9年为负，1997年竟然高达221亿美元，这意味着当年借的外债，差不多又通过地下渠道出逃，重新流出了中国。好了，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临界点上暴发了，资本趋利避害，向利润最高方向流动的结果，给市场发育不全、经济相对稳定的中国带来一次天赐的际遇，当年资本出逃现象得以遏止并从此逆转，热钱开始大举流入中国，此后十多年里，热钱与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型经济一拍即合，在股市、房地产业和人民币升值热炒中翻云覆雨、兴风作浪、神出鬼没。
任何一个欧美国家的财富集累方式都远不如转轨中的中国来得这般传奇，由于体制使然，权力与财富的拥有者对环境和资源的占有量从优，他们更容易在资本市场上获利，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权力寻租最大“角斗场”，生产资料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被反复扭曲，兽性湮灭人性，经济如同纵欲过度的男人，过早透支了明天的健康，导致当下中国社会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几近无解。
透支的繁荣一定要偿还
中国政府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总导演和主角，这30多年来似乎也在显示他们的确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高手，但有一点必须明白，低年级成绩好的同学，进入高年级时，就是从普通学生进入精英学子的过程，身心环境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值得观注的两个方向是，一、今年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史无前例，但房地产依然涨声一片，北、上、广上半年土地成交量差不多就已相当于去年全年的成交量，而且土地升值速度在加快，这是政府自己对自我控调政策的反讽，也说明宏观调控面对失缰的经济已失去杆杠的作用；二、今年国家货币投入增加，但经济却前所未有的疲软，这说明在产业失衡的情况下，资本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方式，又暗暗回流到房地产业。
一个房地产业，足可将中国体制性弊端透彻得一清二楚，甚至不需要显微镜！
其实，从朱镕基时代开始的分税制，中央就已把地方政府就逼上绝路，作为GDP政绩考核的需要，缺钱缺粮的地方政府要发展，又不能违背法律直接向市场借贷，怎么办？于是各地纷纷成立国企投资公司，以此为平台，向市场融资，土地成为政府资源垄断中最大的抵押品，经营城市变成了经营土地。地方政府的钱袋与房地产开发商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成为钱途合一的盟友，甚至不惜动用国家警力参与由开发商主导的暴力拆迁，与民争利，制造了人伦社会最大的人道灾难：上访者群体！中国也由此攀升上全球房价的颠峰！
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就此呈现：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那就意味着金融风险。
几年前，人们就在问，中国金融危机来了吗？患得患失的危机意识下，人们似乎更相信政府全能的调控能力，的确，危机像遥远的传说，让所有预言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很少有谁能在抽丝剥茧中，看到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巨大的黑洞。
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最近3年多时间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从60万亿上升到100多万亿，增长了67%，中国才是全球最大的“印钞机”。而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国企的债务规模已达130万亿元左右，仅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举债下的繁荣差不多就相当一位借钱扮帅的阔少，终究是要梦回现实的。
所有繁荣在尖刻、沉重的数据面前，都应当沉痛的默哀。郎咸平说中国99%的白领会在未来十年破产，沦回贫困阶层，此话虽然有郎式风格的过头，亦显出所有经济学者对中国未来的悲观，我们过去靠政府威权下的“缩骨功”，躲过了两场金融危机，但如果真的要来，不，是早晚一定要来的那场危机，一定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在经历周期性的经济波折之后，从今年以来的经济表现来看，即使再泡沫化地推出4万亿救市的3.0版，中国亦无法实现所期待的“高增长”了，印钞的结果，只会将人民币幻化为国民党大陆统治未期的金元券，那时一捆金元券还买不到一个狗不理包子，许多市民甚至连入厕用的手纸都是百元大钞。
但若按李克强铁腕治市的决心，中国必然从周期性衰退遁入到结构性衰退中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透支的繁荣一定要偿还；意味着经济改革将不再是政府主导的修补，而是全领域结构性改革，李克强的政府怎么避都避不过去，因为他们仍然战胜不了经济规律，而且是永远！
利益集团改革阻力如同残酷巷战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但全球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屈指可数，欧美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要想让他们承认，根本不可能，别的不说，人家政府只是服务型的，国家法律根本不允许政府直接参与竞争性经济活动；而中国却完全违背这一市场准则，经济搭台，政府唱戏，银行是政府开的，高速公路是政府的，医院、学校是政府的，工会是政府的，甚至厕所也可以成为政府名下的“小金库”。央企有150家，地方国企近13万家，说白了，政府垄断了经济资源的70%，规则永远是朝他们制定的，你怎么玩也玩不过政府迷踪拳般的游戏规则，权力寻租成为民企官商合流的不二法则。
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政府两次推出4万亿救市方案，钱主要流向了国企，这些年国进民退，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但政府一直羞于承认，那么事实是：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2年的35%左右，这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这说明什么？说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回到了1980年以先的计划经济时代了，显然这是巨倒退。
这样的经济体系确实是中国的独门绝学，政府原本想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条件下，利用威权主义的官商哲学，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而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结果是：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惊人的社会不公、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恶化的环境、扭曲的市场价值、钝化了的产业竞争和毫无创新能力的科技跟风，如果不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中国经济的前景无疑将黯然无光，在资源耗尽后重回初级产业老路，也就是说几十年经济改革归零。
李克强在上任之初答中外记者时说，改革比触动灵魂还难，但别无它法。王岐山在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也直率地说，我们知道现在所作的只是在治标，但我们要为治本迎得时间。
什么叫治本？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回归市场经济的普世法则中去，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所有制将全面改变，政府必须制定一个中长期经济改革蓝图，最终退出市场操盘手角色，真正转型为服务型政府；金融、国企业也将完成“非特色”化的市场改造，主流方向是私有化，想不想做，做与不做，都必然要做，只是以改革方式或革命方式来实现罢了。与此配套的则必然是政改，当垄断寄生下的国营企业整体退出后，经济基础才能决定上层建筑，威权才能回归民权，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终极的全民福利。
但现实的艰难令人窒息，看到了和做得到，存在非常巨大的差距，即使是在治本方面，利益集团的阻力就如同残酷的巷战。
全国现存有3万多项收费审批项目，李克强准备今年再砍一半，但刀没下，就遭到各地异乎寻常的顽强抵抗，许多部门花样百出、耍尽手段与中央捉迷藏，隐匿上报的收费项目多次被打回，但仍不死心要拚死一搏，完全是社会百态下的群丑图。联想今年党报公布的先锋队员超过了8000多万，现在看来，在利益争夺上，他们确实很先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转型陷阱”！意是指改革和转型过程中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能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从而使改革原动力丧失怠尽。
李克强手上的牌并不多，许多大好的机会被他的上任甚至上上任们耗掉了，小平遗产已不够用，但超越小平，谁都没那见识和魅力，待落到李克强肩头时，还没等卧薪尝胆，金融危机已隔窗敲门，
是退避三舍，还是破釜沉舟？李克强的选择面只能非A即B，仅有沉着是不够的，游离或绕路无非是让危机继续击鼓传花，事实上，以前就是这样得过且过玩大的，一矣被李克强接上手，已病入膏肓，刮骨疗毒已不足惜，恐怕是一些体制性器官都得更换，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
所有迹象都在显明，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国红利正在很消失，并且成为中国的拖累。
学者管清友说：6月的市场动荡还算不上危机的开始，而仅仅是一场危机的预演。危机酝酿阶段停留的时间越长，最后引爆时的反应就越惨烈。
经济阵痛成为催生政改的良机
毫无疑问，中国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过去许多吞吞吐吐、捏捏藏藏的社会问题，现在不得不拿到桌面上来，宪政民主其实是最和平的“革命”方式，这一点左翼也是看清楚了的，“社科系”的理论家们也明白，宪政之于中国当下与未来体制的意义，它是将权力关进笼中的一副猛药。如此，中国今年这个夏天，差不多就是由“两报一刊”点燃的，宪政的姓资姓社问题，引发了微博时代全民大讨论，官文民批，这是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崛起后，自媒体第一次以如此巨大的能量在当下中国展示其非凡的主流声音，而当局高层开放胸襟似乎也前所未有，所有评论、跟贴全部敞开，少被和谐，“社科系”们高高在上的“宇宙真理”，显然没有宪政理想带来的民主与人权实惠。
政府投资拉动型经济，本质上是以剥夺全民福利为代价来飚高GDP的，但这却成为资源占有者——官僚利益集团们的福利。李悔之先生认为，中国亚腐败和福利腐败，高达1.5万亿，我想恐怕远远不止，比如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金的差距，就有1-2倍，与农民的差距更是高达十多倍，倘若这笔钱连在一起，每年足可绕地球一两圈吧？
投资对中国GDP的贡献高达50%，而消费却只有35%，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就在于低层老百姓被剥夺福利后，没有真正可建朔的消费能力，因而形成了产能过剩，只能依托低廉的出口来消化存量。而所有成熟市场体系的国家，刚好相反。甚至连毛左们都看清了，中国虽然有3万亿外汇储备，有高额的贸易顺差，说白了就是在低端产业下用廉价的劳动力为欧美人民高尚的消费打工。
改革的目的不是反腐败，那只是治标，而是拨乱反正，将扭曲的体制彻底翻转过来。鉴于中国社会得过且过，以维稳来强制维系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真正的大变革的机率甚小，除非以危机来推动社会的真正逆转。
危机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为这样的大变革提供了一次可能代价极其昂贵的机遇。在未来几年，所有蛰伏的社会问题都将集中暴发，而维稳极限已尽，利益博弈将首次朝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方向不可逆转地嬗变，习近平最近称“改革让老百姓做决定”，不单是意气之言，实则是社会腐朽后必然要全面更新的历史潮流。
可以预料的是，当下维持的政体下，只对经济修修补补的时代已然过去，或根本就是穷途末路，在大危机之下，拖累中国的国企还可能成为政府破釜沉舟的最后王牌——通过国企业私有化，为庞大的社会改革成本买单，最后和平转型到真正的“新社会”，也即是当前争论不休的宪政民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民和解。
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入商品经济社会，又从商品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没动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根本，而下一次转型，必然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向攻坚，反复必然会有，而且还可能异常剧烈，但普世价值的回归，不只是公民社会的需要，政党早期革命理想亦是如此，见光死的体制里，美好的苟活，对官僚集团也是精神的桎梏，这与网上通缉犯们内心的疑虑与忐忑异曲同工。
一个压抑人心时代的过去和全民参政时代的到来，在现实主义之下的不确定性，其实都是潜在的能量积蓄，唤醒的方式不是“人人推墙”，乃是凿洞修门，自由通达，这样就可大大降低社会的机会成本，并为社会体制重建时，积累宽恕与和解的“附加值”！

开来明道

如果你感到委屈，证明你还有底线 。
如果你感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 。
如果你感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 。
如果你感到绝望，证明你还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