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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背包客”眼里的香港
2016年的“五一”早已没有了5天长假，原想去越南走走看看的计划因几个同伴要参加“广交会”走不开，只好再改期。于是习惯性地背起背包过关赴港。
我本来很烦去香港的。过关排队、乘车排队、购物排队，吃饭、埋单，无不排队。到处摩肩接踵，人满为患；商店大同小异，处处雷同。所谓购物天堂，远不及澳门好玩。澳门虽是赌城，却不逼着你去赌，而是诱惑你去赌：环境靓丽，节奏从容，购物观光，两相适宜，赌与不赌，赌大赌小，亦在两可。不像香港街头，无立锥之地，若不购物，所来何为？若要购物，触目所及，无非是“熟”而且“俗”的那些品牌，满足过境客一次性购物需求的大路货居多，贴心服务熟客、回头客的“心水店”却很难寻。
大概港人也对这种纯购物团感到腻烦了，“不欢迎”的声音近年来不时响起，内地游客的赴港热情也开始降温。我倒觉得这是该去香港多走多看的时候了。从去年开始，我赴港越来越频密。除了购书、购物，时常携家人、朋友去博物馆、科学馆、图书馆、湿地公园，香港朋友的文艺活动、学术活动也是逢邀必到，而且主动埋单，请茶、请饭、请咖啡、请大话无厘头。
港人向重实际。与生意无关的话不谈，谈完生意上的事，就该吃饭唱K洗脚按摩了。近年来，港人却有点反常。一年一度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的“四城会”，香港代表团向来以技术活、技术话题见长，前年的交流会上，香港代表却念起诗句来。深圳代表调侃说，香港朋友终于也吟诗作对了。过往这么多年，我们跟你们说形而上，你们却只关心洗脚城。
我曾经很羡慕香港朋友工作上的纯粹，以及生活上同样的纯粹，就好像羡慕许多同学去了美洲、澳洲后可以活得很傻很单纯一样。成熟的社会，运行得像无人驾驶的谷歌汽车，一切都有既定的程序，一切都有约定俗成的法度。这样的社会，我们的祖辈也曾经拥有，而且以为千年不易，万世长存。
可惜我们生逢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意味着改变，这未必不好。事实上，很多深圳人就是不愿过生而知老、生而知死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才不管不顾、懵里懵懂地投奔到深圳这座变革之城，去过一种不确定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我也是这样的深圳人：辞掉内地的稳定工作来到深圳，又辞掉深圳公务员的工作改做文化，生活和工作充满了不确定，为了解决一个不确定又引出更大一堆的不确定。
我们就像“城市之王”：城市的方方面面、生活的枝枝节节，我们都得亲自打量一番，仔细地梳理一遍，并因此成为“深圳主义者”。我们又像“哲学之王”：五花八门的说法、三教九流的舆论，我们都得亲自斟酌一回，认真地思考一遍，也因此成了“深圳民间智库”。我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恨不得三头六臂、武装到牙齿，以期生活能够游刃有余。三十多年来，深圳河北岸的我们，就是这样学会了如何去面对生活的不确定。
香港也曾经不确定。一百七十多年前，香港也曾经是一个“地瘠山多、水源缺乏”的小渔村。发现“维多利亚港”作为“东亚为数不多的港阔水深的天然良港”的价值，需要航海、贸易、港口经营等诸多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是“异想天开”的知识和想象力。没有这种知识和想象力，那香港就只不过是荒芜边陲的蕞尔小岛，予取予求，无关紧要。有了这种知识和想象力，香港就有可能成为国际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贸易大港、堪与伦敦和纽约媲美的“东方之珠”。
我们曾经以为香港是深圳永恒的灯塔，只要紧随香港，亦步亦趋，就可一劳永逸。但当我们走近香港灯塔的脚下，发现灯塔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也都在冥思苦想新的航向。技术革命的先行者被层出不穷更新的技术颠覆，谁也无法保证从蒸汽机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总是一路领先。物质财富的获得者因为财富的不断增长而掉入陷阱，谁在眼花缭乱的财富面前能自始至终保持谦卑、自觉主动地急公好义？资本跨国界的全球流动，使得地缘因素重要性降低，亚洲金融中心在香港、在上海、在东京、在新加坡，还是在新德里，主要的考量因素已经不是地缘。国际贸易，亦复如是。电子通关，货物直达，香港这样的转口港，地位只会下降，不会上升。前些年轻松赚钱的开心日子延缓了香港人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廉洁高效的香港公务员习惯于接受并执行指令，然而指令又该如何作出呢？
香港回归，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意味着伦敦议会和白金汉宫已经取消了香港议题；深圳河以北的决策资源，越是尊重港人治港，就越不便对香港的事情指指点点。至于最有话事权、最被寄予厚望的香港大佬们，他们显然对自己的赚钱业务更感兴趣，却对繁杂啰嗦的城市公共事务很不上心。他们不像历史上的威尼斯商人，一点都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城市自治权。他们像躯体庞大、长满财富肥膘的骆驼，过不了城市公共治理的窄门。
香港的夹心阶层越来越缩水，缺乏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普通的草根阶层碌碌终日，缺乏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的社会支撑。香港开埠伊始，就是个被治理的城市，即使悉心栽培，高度自治的养成，也非一日之功，何况何况呢？
香港回归之日，即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时。香港特区政府临变履新，既无运筹帷幄的成熟经验，又无细思明辨的时间、空间。虽然击退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于一时，却始终未能就香港长远发展，画出令人信服的蓝图。
萧规曹随，沿袭港英旧制，肯定行不通；引颈北望，仰仗中央决断，也不是办法。不仅因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也是因为整个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尚且处在变动不居之中，要就香港在全球版图之中作精准定位，那就更加不易。
巨大的不确定，意味着深刻的改变，至于如何改变，全凭自己把握。深圳也曾经数度“被抛弃”，在中国大陆的生态系统中，深圳的资源禀赋并不比北京上海更具优势，但是深圳始终没有放弃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北上广深”，深圳的城市地位是打拼出来的。新加坡被迫“独立”之际，如丧考妣，却在短短数十年中，风头直逼百年香港。
香港有170多年华洋杂处的经历；香港人用皮肤感知过有500年商业经验的老牌资本帝国的城市治理；香港人与1000多年来泛舟南洋、经略海外的华人、华侨心气相通，血脉相连。只要香港人愿意在洗脚的时候也谈谈诗和远方，一切都将因此而不同。
2000多年来的中华帝国，大部分的注意力和可配置资源，都被落后而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所牵引。中华民族的背脊，被磨出厚厚的老茧。金戈铁马，万里黄沙，却鲜少孕育出新的文明，新的进化。衣冠南渡的江东、向海而生的华南，不仅华夏正音代代相传，异域文明也频频往来。这块温润如腹、生机勃勃的膏腴之地，包容着多样性，孕育着可能性，实在是华夏文明最有希望的“新地方”。
魏晋南北朝以来，唐宋元明清以来，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南移，已是昭然若揭的历史事实。问题的关键，不是北方是否认可南方，而是南方是否能始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香港回归以后，内地游客赴港便利化安排，确有基于支持香港旅游业的善意；内地游客良莠不齐，大量赴港，导致文化冲突、心理摩擦，亦属正常。先是不假思索地开闸放水、开门迎客，内地人赴港生子也来者不拒；后又骤然变卦，抓奶粉客，赶内地人，政策变化之剧烈，甚少转圜商量之余地。这就叫“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砸了”。为什么事先无预案，事后无救济？说到底是经验不足，想象力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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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4 22: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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