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懋征，1921年9月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教师家庭，194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这位大学高材生放弃留校机会，毅然选择了小学教师的岗位，一教就是60年。1956年，35岁的她被评为共和国首批特级教师，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她的小学语文教学经验在全国各地推广，人们把她和南京的斯霞并称为“南斯北霍”。
2004年教师节前，温家宝总理来到霍懋征家里，看望这位为小学教育奉献了毕生精力的83岁的老教师。此前几个月，温总理曾在北京几名教师的来信上亲笔批示：“霍懋征老师的模范事迹，充分说明高学历人才从事基础教育具有深远意义。”教师节后，教育部党组做出决定，在全国教育系统开展向霍懋征、邹有云、黄静华、盘振玉、林崇德五位模范教师学习的活动。
温家宝总理来看望时，差点挤不进她的小屋
北京阜成门外白堆子，钓鱼台国宾馆北门附近一栋居民楼里，二层一套略显狭窄的居室，就是霍懋征老师的家。按下门铃，开门的是小保姆，冲出来“汪汪汪”迎接客人的，则是两只大“京巴”。进到屋里，霍老师笑着说：“我喜欢小生命，是‘陆海空三军司令'，那屋鱼缸里养着小金鱼，阳台上是鸟。每天我在这屋写东西，外面鸟语花香，屋里小狗围着。闲了就喂喂鱼，喂喂小鸟、小狗。”
走上阳台看看，果然挂着两副鸟笼，各养着一对鹦鹉。阳台一角还支了个小课桌，霍懋征说：“我爱坐在这儿看书写东西，你看这里视野多好！”我探头往外面看看，下面紧临着一个十字路口，车来人往，市声嘈杂，用今天时尚的住宅标准来看，这里绝不是个“宜居”的地方。但年已耄耋的霍老师倒把小阳台当成闹中取静的所在，也许她是凭借阳台这个窗口，在保持和外面大时代的沟通？
霍老师告诉我，这屋里的两只大狗是“京巴”，另一间屋里有着另一个狗家庭——三只小“博美”。“每天两只大狗跟我一床睡。晚上看完电视，我一站起身来，关上灯，它们就乖乖地跟着我去卧室了。”她又一指沙发上、柜子上的许多绒毛玩具，“那些都是给小狗玩的”。
84岁的霍懋征，身材高大，腰板挺直，精神健旺。大概是因为一辈子教小孩儿吧，率直的性格和天真的童心始终没有离开这位老人。她带有几分自豪地告诉我："昨天上医院检查了，什么病也没有，血压也正常。"虽说早就退了休，但她每天依然伏案工作近10个小时。
我们在沙发上落座。环顾四周，温总理和霍老师的合影摆在显眼的位置，还有几个镜框里是她和学生们的合影，照片上的学生有髫龄少年，也有鬓发灰白的中年人。谈话自然地回溯到去年教师节温总理的探望。霍懋征说，“总理来之前，国务院秘书处的同志先来了一趟，来看看我的房子。他们说你还有间大点的房子没有？我说对不起，我没有。”这些年来霍懋征当然有机会调换大一点的房子，但都被她婉拒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说在这里也住习惯了。”“9月5日那天，一开始总理都进不来屋，因为市里的领导们已经把屋子挤满了。”
从当天的电视新闻中，人们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和霍懋征老师亲切交谈的一幕。那是一个教师家庭出身的总理，对一个毕生从教的老教师的敬慕。报纸上记载了温总理的一段话：“我对教师很有感情，我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教师。”温家宝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家里很小，夜里我睡醒了还看到他们在备课，我很敬重教师这个职业。”
霍懋征很有感触地说，这一辈子自己真的挺幸福：1949年作为教师代表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时解放军列队通过天安门，骑兵连好威风啊，有红马连、白马连……我那时就暗下决心，一定当一个新中国的好老师。” 五六十年代她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周总理在接见时称她为“我们的国宝”。
大学高材生执意教小学，在当年是个令人费解的举动。如今，这个教育世家已经到了第四代。
我问霍老师，当年大学毕业是怎么想到去小学教书的？那个时代大学生教小学非常罕见。她说，这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霍懋征的母亲是个中学教师，在山东济南一所中学里教音乐。幼小的霍懋征目睹母亲对学生的种种关爱和学生们对母亲的敬爱，那份师生之情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父亲出国留学，回国后另外有了女人，不再对这个家尽义务，母亲独自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作为大女儿，霍懋征很小就帮妈妈分担家务，照顾弟、妹。“济南的家门口是一条小河，我常挎上篮子到河边洗衣服，有一次肥皂掉到河里，我急忙伸手去捞，脚下一滑就掉进河里，好不容易才爬上来，那时我还不到10岁。”十一二岁她就自己做饭、收拾屋子、买菜，照顾弟弟妹妹。“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我有个窍门，买菜花一块钱，我说八毛，好让妈妈高兴。”让妈妈高兴的还有，霍懋征从小学习就好。
霍懋征跟已经去世的老伴赵树楷，也是通过妈妈认识的。那时霍懋征一家已经迁到北京。赵树楷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大中中学教数学，跟霍懋征的妈妈是同事。在女师大(现在的北师大)兼课时他又教过霍懋征。“妈妈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就这样我们相识、结婚了。”
1943年，作为北师大数学系的高材生，霍懋征面临毕业的抉择。“学校让我留校教书，我说不。我要求到小学任教。有人问我为什么大学毕业非要到小学？一个原因是我爱孩子。看到妈妈的学生跟妈妈之间那种情谊，他们给妈妈带来的快乐，我就想过，长大我也要当老师。另一个理由，我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小学是打基础的，是启蒙教育，我觉得当小学老师最光荣。那个年代是'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我在大学里成绩好，自己提出去小学，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就这样，她来到了北京实验二小(当时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的子女许多都曾在这里读书)，并一口气在这所学校工作了60年。60年里，霍懋征有太多的机会甩掉“孩子王”的帽子。
20世纪50年代初她被借到教育部去编写语文教学大纲，审查教材。“4年后编完了，审完了，教育部要留我，但我还是坚持回学校。后来全国妇联调我去，我也没去。虽然我知道，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教好每个学生，是很不容易的事，任务光荣而又艰巨。但是当孩子们成长起来，都能为国家做贡献时，你就是最幸福的人。”
除了母亲和老伴，女儿赵萱退休前是北京156中学校长，现在是全国中学校长委员会常务理事。小女儿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当老师，是师级干部，55岁还在任教。儿子原在师大女附中教化学，后来去了日本，现在从事日中贸易。赵萱的女儿在教育国际交流中心工作。算起来，一家四代人有9个从事教育。1991年这个教师之家当选为“全国优秀教育世家”。
霍懋征本人曾担任全国妇联执委、民进中央常委和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但她始终没有离开过讲台。
1999年春节，霍懋征从1954年教到1960年--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那个班的同学，把她请去参加他们的联欢会。30几名50出头的中年人齐聚一堂，有的已经退休了。霍懋征给他们带去了自己78岁时在海拔4000米的
九寨沟长河边骑着牦牛挥手扬鞭的照片。一位教育家为照片题诗：“人生七十古来稀，骑上牦牛变十七。挥手扬鞭千重意，晚辈我等要牢记。”学生们高兴地像小时那样排成两队，伸出两只大手恭恭敬敬来接老师的照片。霍懋征激动地说：“45年前，你们每个人每天伸着两只小手让我检查卫生。转眼间，今天你们每人伸着两只大手，来接我的照片。你们用这两只大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我是你们的小学老师，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文革”中被专政一年多，有一天回家时，却看到小儿子躺在血泊中。
上世纪60年代，霍懋征接连遭受了两次人生重大打击。1962年的一天，她正在上课时，学校通知她22岁的二女儿病危。她不忍心把一个班的孩子丢下，继续把课讲完了。等下了课赶到医院时，女儿已经断了气。女儿临终前没能等到妈妈，只给她留下了一张字条：“亲爱的妈妈，我要活啊！”40多年过去了，孩子的身影至今时常在她眼前闪现。
1966年“文革”中，霍懋征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关押，被监督劳动，一年零九个月不许回家。
有一天，工宣队通知她可以回家看看，她还挺高兴，心想终于能看到孩子们了。那时15岁的女儿和13岁的儿子自己在家，没有大人照管。可一到家门口她就惊呆了：13岁的儿子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15岁的女儿在旁边吓傻了，屋子里被抄家者翻得乱七八糟。他听说儿子是在外面被红卫兵用三棱刮刀扎死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下这个毒手，难道是因为我保护老一辈革命家的孩子，得罪了什么人？当时有几个领袖、老帅的孩子是我的学生。‘文革'中他们的家长受到冲击，我总是尽可能地保护这些孩子。”
她不顾一切地扑到儿子身上，号啕大哭：“赵鸣，妈妈对不起你啊！”没容她料理后事，工宣队的人又把她押回了被专政的地方。
儿子死了，霍懋征悲痛之余，想的却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那些思想畸形、行为扭曲的学生们。被批斗、被专政时，她没少挨学生的打骂。“好好的学生，运动一来完全变了样，张嘴就骂，抬手就打，这是教育的失败，教育的悲哀。”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该怎样教好这迷失的一代？这位数学系的高材生，此时暗暗做出一个决定：“如果有朝一日还能重返讲台，我一定改教语文。”“因为从古至今，语文教学重在育人，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恢复教课后她被分到丁字小学教语文，1978年又回到实验二小。当时组织上的意思是让她当校长，但她坚决不当，要回到一线站讲台教书。后来实在推不过当了个副校长，但仍兼一个班的语文课。
“文以载道”，语文教学一定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霍懋征坚持多年的主张。1979年她参加全国23省市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会议，会是在长春吉林师大附中召开的。讨论会上的主流声音是：语文教学要加强“双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教育，不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否则会两败俱伤。作为一名与会的小学教师，她大胆地向那些中学教师提出了反对意见：语文课必须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这不是外加的什么任务，而是文与道的统一。那些老师说，那你给我们上一课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陌生的地方、给陌生的学生上课。我上的是《毛岸英在狱中》，讲述8岁的岸英跟妈妈在狱中的故事。我在课上提问：岸英为什么能战胜敌人？学生有的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有的说因为他有远大的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些带着成人套话痕迹的回答，显然不符合小岸英当时的思想实际。我引导学生反复读课文，启发学生想像杨开慧一次次面对敌人严刑拷打而英勇无畏的表现对岸英的深刻影响，他们终于明白了是妈妈的言传身教，使岸英有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智慧。一节课讲下来，学生热泪盈眶，在场听课的老师也大为感动。与会的老师、专家都心悦诚服地同意了我的观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上她的课，学生们迫不及待。
霍懋征在“文革”后接手的第一个班——一个五年一贯制的三年级班，开始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喜欢听故事、学儿歌，我就用‘破谜语'的方式教给他们识字。比如我在语文课上教小孩子‘聪明'这两个字，我说，每人都有四件宝，我说一个你们猜猜：‘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粒黑葡萄'，学生猜出是眼睛；我又说‘东一片，西一片，隔座山头不见面'，是耳朵；‘红门楼，白门坎儿，里边一个嘻嘻孩儿'，是嘴巴；‘小白孩儿，住高楼，看不见，摸不着，太阳一出来可不得了'，是脑子，脑子要是露出来就坏了。我说，你们看老师怎么写这个‘聪'字：左边是个耳朵，耳朵是干吗的？是用来听老师讲课的；右边上头两点，是你们的小眼睛，看老师写黑板的；中间一个口，是用来说话、读课文的；下边是一个心字，学习要用心学，用脑子想。再看‘明'字，是一个日，一个月，因为脑子要天天用，月月用。孩子们兴趣可大了，喊着说，老师再破一个，再破一个！后来学生自己也会编这种字谜了。”
她给学生讲明朝翰林解缙小时的故事。解缙家对面的曹尚书家有个大竹园，解缙就在自家门上写了副对子：“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曹尚书一看7岁的孩子就能写出如此对联，故意叫人把自家的竹子都砍短了，让他这对子做不成。解缙把原来的对联下面各添了一个字，变成“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曹尚书一生气，叫人把竹子连根拔掉，解缙又把对联改成了“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于是曹尚书邀请解缙去他家，但只开了一个小门洞，还给他出了个上联：“小犬进门嫌路窄”，解缙立即对出下联：“大鹏展翅恨天低”。曹尚书十分佩服，打开大门把他迎接进府。
“我教学生学这个故事里的反义词：‘长、短'、‘有、无'等，又问学生：‘你们自己说说还有哪些反义词？'学生兴致勃勃，又想出了好几组：‘大、小'、‘东、西'、‘动、静'……我进一步启发学生，在某些情况下，有的反义词又不作反义词用。我举起小黑板，上面写了三句话：‘小红，你说把这东西放哪儿？'‘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已经做完了。'‘我等了半天，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祖国的语言太丰富、太奇妙了，孩子们特别感兴趣，下了课纷纷去翻字典、成语词典(我们班里就有小图书馆)。事实证明学生在学习感兴趣的东西时，记忆力非常好。”
“我还教三年级学生做诗，讲曹植做‘七步诗'的故事。学生特别有兴趣，下了课就在教室的方砖地上迈‘七步'。第二天，他们说：‘老师再教我们一首'，我教了骆宾王的‘鹅'，第三天教了‘锄禾日当午'。就这样，每天学一首诗。渐渐学生就能模仿着吟诗了。比如学了《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他们就吟出了‘来客问学生，言师上课去。只在校园中，屋多不知处'。我们到颐和园玩‘捉特务'的游戏，根据线索找目标，在一个半山亭子，一个小队发现的纸条是‘坐此亭望昆明湖，集体做诗一首'，他们就能写出‘今日来到此山中，绿树丛中点点红。遥望昆明水如镜，无数轻舟水上行'这样的诗来。"
3年下来，这届普通班学生参加了1981年北京市最后一次小学毕业升学统考，全班46人的语文成绩是44篇一类文、两篇二类文，平均97.46分，而且所有试卷干净整洁，没有出现一个错别字。这个结果如同放了一颗卫星，引起了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界的普遍关注。
发表于 2015-7-30 00:4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