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已走上一条单向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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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国农民已走上一条单向不归路

2015年02月06日 10:26来源： 采编：东方财富网

　　BWCHINESE中文网今日刊文称，当前中国农民已走上了一条单向的不归路，而留守农民和城居农民又出现很多新的待解决问题。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立即引发各方强烈关注。2004年以来，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会有一定篇幅谈及农村教育。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农村教育的表述出现在第三部分“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的第16条“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中，一共262个字。
　　连续12年一号文件聚焦三农，的确也使得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城镇化也迅速得在提高。而当前中国农民已走上了一条单向的不归路，而留守农民和城居农民又出现很多新的待解决问题。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估计，中国2014年的城镇人口约7.58亿人，占总人口的54%。到了2050年，城镇人口将达10.5亿人，占人口的76%，涨幅惊人。未来30年，为农民在经济转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寻求出路，中国政府推出了“新农村”概念。新农村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构想。
　　像西方先进国过去那样，城市的工商业现代化，将带动农业现代化，并以城市经济盈余支持农业。这个格局彻底改变了改革开放前，把城市大部分非工业人口视为“非生产性”消费者，为此而克制城市发展扩充的旧理念。
　　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以每年约一个百分点增长，从1980年的19%，增到2014年的54%。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农民流进城市务工或经营中小型生意，约占农民总数的30%。农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既能提高留守农民的个人收入，又协助城区经济转型过程建设，和加强城区内需作用。农民参与的城镇化，是通过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城镇化。
　　当前中国农民流向城市已是一条单向不归路。以贵州流动人口特征为例：截至2013年3月，贵州流动人口累计858万人，其中超过70%属跨省外流，这其中97%流进浙江、广东和福建三省。同样的，贵州本省籍跨县流动人口，也集中在贵阳和遵义两个最大城市，流动人口还有“家庭式”和持续性增长趋势。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它的农村人口高密度的小农经济特性。即使到了2050年，以联合国预测中国农民占总人口24%，和中国政府为保证粮食安全而设定的18亿亩良田红线估算，人均面积将是2.57亩。到时农民仍有3.4亿人，农业人口密度依然很高。
　　2006年是中国城乡关系蜕变的分水岭，这一年标志由农村支援城市转向城市支援农村。随着城市经济较高效发展，中国农民尝到城市支援的多项优惠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提供种粮和购置农具补贴，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规范农资市场，加强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扶贫和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经济和交通得到改善后，可预见的是全国村庄，将从现有的320多万个逐渐减少，但个别村庄规模却会扩大。
　　1967年，孟德拉斯在《小农的终结》一书中，谈的就是当时法国“传统小农”在二战后经济转型中消失。这些小农处在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迅速推进的时刻，不是纷纷变卖小片土地，或用自己土地加入规模大的农业合作社成为股东，或成为新式机械化农人，或是奔向城市，身份转变成城市人口。
　　在目前阶段，对于入城农民，关键是如何协助他们的再社会化，以适应城居文化，经济领域异象，提高就业能力，并逐步解决户口制、福利和孩子教育等问题，最后达到农民市民化和城市现代化统一的目标。
　　BWCHINESE中文网之前曾发表文章表示，中国人很快会挤破头争做农民。文章表示，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来说，需求量最高的往往是拥有一技之长的蓝领，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劳工成本的上涨，特别是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白领不再是应届毕业生的唯一出路，蓝领将是未来应届生的重要就业渠道。他分析，从招聘方看，不少蓝领岗位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需要具有一定知识、善于在学习中积累经验的人才在这些关键技术岗位上工作。
　　据最新的调查发现，拉面师月薪1.2万元；公交司机月薪8000元；搬运工月薪8000元；拌凉菜师傅月薪6000元；更不用提耳熟能详的月嫂、速递员动辄过万的收入……现在北京很多行业的蓝领劳动者工资，早已超出普通白领的工资。新蓝领时代已经到来。
　　原来对于留守农民出现的问题是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土地的收益权、转让权等均未在农民身上。而当今小农生产已经完全没有竞争力了。那小块的土地也养活不了今天的农民。在城里打工，还要回去种那小块的土地，已经变得不经济了。这正是大量土地被荒弃的原因。
　　为提高土地利用规模和效率，新农村政策允许农地转让、租赁、拍卖等方式经营和投资。中国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院去年年末在京发布《2014年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蓝皮书预判称，在2015年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国将在试点地区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向深入。
　　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外，蓝皮书称，2015年的土地政策，将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前提下积极推进各项制度建设和改革。
　　2015年将会继续加大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保护和建设力度。此外，节约集约用地、增量存量并举将成为常态。
　　蓝皮书指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已经纳入国家土地利用计划，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总结出普适性办法，从试点转为常规性工作。
　　同时新农民又将是拥有发达资讯，相对先进的环保生产概念、企业精神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至于如何达致较公平正义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键是如何避免将来出现农业产权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问题。
　　不过同时财经作家谢作诗表示，目前土地不出现兼并，改革就是失败的。他表示，自愿交易基础上的土地兼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说越兼并越好。应该说，兼并比不兼并对农民更好。土地不兼并，农民在城里打工，也没有好好利用它，也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收入。兼并之后的农民可以得到一部分钱，农民拿着这些钱在城里可以更好的工作生活。那些愿意继续保留土地的，也完全可以选择保留，因为交易是自愿的。
　　中国未来的小农，将会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中化中，寻求机会和突破其传统贫困的瓶颈；远景应是人口密度较低，民居环境清洁、节能、美观、产品多元化、拥有生活质量，能实现可持续经济和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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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锡文：让农民根据市场需求来进行生产

　　3日，国新办就《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解读等情况举行发布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出席发布会并向回答了记者提问。
　　金融时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刚才您提到库存的问题，因为农产品价格太高，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要高，中国的粮食库存现在相当的大，有人也担心质量不好。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现在库存的问题是多么大的问题，怎么样解决？谢谢。
　　陈锡文：
　　你讲的这个情况，其实去年春播开始各地就向中央政府反映，有的地方表示原有的库存已经满了，今年如果再有新的收购往哪里装，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刚才讲到中国一些主要农产品库存的数量比较大，这是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其实就是刚才讲的，国内收购进来的如果要销售出去，价格比国际市场的产品要高，营销企业、加工企业就可能更愿意用国外进口的，这样就导致了国内这部分库存不断地攀升。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过去提出来要实行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主要就是为了想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棉花的库存我们的数量比较大，而且前些年我们棉花的进口量比较大，我们自己一年的棉花生产量大概在700万吨左右。但是最高的时候，前年进口量大概在600万吨左右。所以就有了国内收购的大部分进了仓库这样的问题。
　　实行目标价格改革，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政府颁布一个目标价格，但实际的市场价格，实际市场价格是根据全球、全国的供求关系形成的均衡价格，比如说棉花的均衡价格，就目前的情况看，在国内大概是13600多块钱一吨，这跟国际市场价差不多，但是政府对新疆地区，新疆是中国最重要的棉花产区，对那里给出的目标价格是19800元/吨。这中间有600元的差额，农民销售棉花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去销售，中间差的一块，由政府对他进行补贴。除了新疆以外的地区补贴的水平就没有这么高，正是采取这样一种办法，实际上使得价格国内的棉花销售价格是在不断下降，因为我们前年对新疆地区的棉花临时售出价格是20400元，今年定的目标价是19800，而真正形成的市场价格是13600，农民会逐渐按照市场价格去生产。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也了解到今年各地的棉农，从种植意愿来说，他自己愿意少种一些棉花，去生产别的市场需要的产品，这样会适当减少无效的供给，保证市场供求的平衡。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对一些重要农产品，比如三大谷物，比如棉花、食糖，中国加入WTO以后承诺过对这些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的管理制度。很清楚的一条是我承诺的关税配额之内的进口是低关税的，超过配额的将实行高关税。过去有一些地方执行得不严，客观上讲走私的情况不少，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讲，更加严格的落实我们对WTO的承诺，把这些实行关税配额的产品严格的纳入正规渠道来进口，这也对国内的供给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将在去年对棉花和东北以及内蒙古大豆实行目标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总结经验，让市场在价格形成中起主要的作用，这样给农民传达一个正确的市场需求的信息，让农民根据市场需求来进行生产，逐步的化解这几年形成的矛盾。（证券时报网）
　　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重大课题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2份中央一号文件1日由新华社授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全文约12000字，共分5个部分32条，包括：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文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如何在“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加速，城乡互动联系增强，如何在城镇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破解这些难题，是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靠改革添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中华工商时报）
　　推进农民市民化重在转观念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获得工作并最终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公共服务而成为城市市民的过程。但把2亿多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实现身份的转换，并非易事。这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城乡各项体制机制同步改革。但是，体制改革需要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有一种观点认为，把2亿多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保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会导致城市尤其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东部沿海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财力不堪重负。这种观点认为，接纳一个农民工在城市落户需要承担较高的额外公共支出。如果要实现“三个一亿人”的目标，政府负担的财政支出将非常巨大。这种观点把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变成了“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其实，这种测算方法反映了思维方式的单向性和简单化。农民工不仅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享受者，同时也是城市收入的创造者。只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增加政府多少负担，而不考虑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价值和税收，是非常片面的。而且，这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放开城市户口限制，就会出现潮涌现象，让城市户籍人口一时间猛增，带来城市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赶不上问题。其实，大多数农民工在城里待了多年，已经是城里人了，只是户口在农村而已，转为城市户口不会给政府带来很大的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另一方面，即使符合城市入户条件，也不是所有农民工都愿意在其所工作的城市落户，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打算将来回到离自己的家乡不远的城市或县城，甚至回到农村工作和生活。因此，计算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支出时，把一个人的福利和社保支出乘以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总数得到一个总福利支出，于是得出一个天文数字，这种思维方式显然过于简单片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进城之后工作可能不稳定，有可能因失业而无收入来源，因此农民工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不能让其自由转让，万一在城里待不下，还可以回到农村有个住处，有承包地可以维持生计；如果把承包地转让了，就会出现城里待不下，农村回不去的局面，造成社会问题。其实，这个考虑是不必要的。大多数在城里落户的农民工是有较强生存能力的，即使其中有少数农民工因老病残等个人原因，失去劳动能力，也应由城市社保体系来为他们基本生活兜底。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对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提出了要求。有了这个文件以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就有章可循了。
　　总之，用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将不利于城乡体制改革进程。比如，如果向农民工放开城市户口限制，立即就会想到农民工将会潮涌般在城里落户，导致城市财政支出压力急剧增加；如果准许城市居民下乡投资农业，马上就会想到城里人会一窝蜂地下乡购地买房，导致农地非农化和农村两极分化；如果放开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转让的限制，即刻就会想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会遭到破坏。这些绝对化思维使得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各项体制改革谨小慎微，迈不开大步。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应该鼓励各地大胆地探索适合本地情况的途径和方法，总结经验，然后向其他地区推广。（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