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理想，无情怀 在官不聊生的同时，昆明民间却拍手点赞。“通过整治官场，改变官员的作风，获得了民间力量的巨大支持，刚开始，至少有90%的民间力量在支持他。”昆明当地一位公务员说。 “去政府办事，找得到人，事情也好办了。”霍泰安说，“让老百姓有了直接的认识，对整个办事机构的直接观感发生了一个良好的变化。” 外界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在正式任命之前一个月，仇和就悄悄到了昆明。知情者说，仇和经常打出租车，一个人去昆明的市区和郊区秘密调研。其间，他用任命前的最后4天，除了解市委各个办公室的情况外，还请当地的媒体提供近期报纸的报道，并强调要“负面”的。“看看我们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和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仇和这样解释原因。 上任昆明的当天下午，仇和就到便民服务中心和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昆明民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座城市的主政者。大家觉得，这个官员不一样。 跟别的官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仇和到任之后，就迅按下了昆明城市的建设键。 云南当地资深媒体人郭敏说，昆明城市建设第一次质的发展是在1999年。当年，世博会在昆明举行。之后，这座城市的基础建设基本原地踏步。“仇和过来后，算是第二次质的发展。” 2008年1月17日，仇和在一次会议上这样描述昆明：“城中空间与城郊空间不对称，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对称；春城不绿，城市整体形象不佳；交通拥堵，市民出行不便，被一些市民戏称为‘困民’；城中村见缝插楼，春城几乎成为‘村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与现代化都市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 “村城，困民”，这种在昆明民间流传甚广的段子，却从来没有一位昆明的主政者拿来在会上说。当时，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同时，城市竞争力排名从2003年以来也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已经落到了第73位。因此，《新世纪周刊》把仇和的调任解读为，“这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他的宿迁改革的认可。从昆明来看，这里也急需一位改革派官员。” 对于昆明的交通，仇和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大家知道，1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10个出入口，2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20个出入口，3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30个出入口，5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50个出入口，而拥有600万人口的昆明，却只有17个出入口。” 这是仇和刚到昆明就决定治堵的原因。“出租车司机对城市的交通抱怨太多了。”一位知情者说。 在此种情况下，昆明一下子启动了84个城中村的改建和6条地铁的修建。整个昆明城成了一个大工地。“于是那段时间，写有江苏宿迁的挖掘机，日夜轰鸣在昆明的城中村，蔚为大观。”郭敏说，“那时候，我就判断，他会给这座城市带来美好的变化，也会给这座城市留下非常深的痛苦。” 媒体只注意到了城中村改造中制造的矛盾，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城中村的治安。在城中村未改造之前，昆明市的犯罪率中，城中村要占到60%。这也是仇和决定在3年内把昆明城中村改造完成的一个因素。 但在此过程中，仇和并未充分考虑到居民的承受力。其实大部分不是反对拆建，而是反对拆建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完全可以用一种更柔和的方式，推进政策的实施，尽量减少扰民，这样大家就更能理解一些。”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尽管对于修路和城中村改造，民间多有怨言，但几乎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直到拆防盗笼事件发生，仇和在民间的声望从“几乎一边倒的喝彩转到了质疑”。“老百姓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强势的人，他做事并不是为了讨好百姓，而只是为了推进自己的施政理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场人士说。 2009年，在仇和的提议下，昆明城开始了“拆防盗笼运动”。“为了市容的整体统一，要求所有凸出墙面的防盗窗全部拆掉。”郭敏说。 显然，昆明市民都抵制这项拆除运动。“开始要全部自费拆，后来只要沿街拆就行，政府给一定的补偿。” 最终因反对的声音太大，这项拆除工作只得叫停。“节节败退，很丧气。”接近仇和的一位官员讲，“他还经常跟我们抱怨，说老百姓不理解他。” “可他却从来没有理解老百姓为什么要装防盗窗。”郭敏说，“仇和有抱负，却没有情怀。” 此时的仇和，在昆明民间倒成了一位野蛮的拆迁者。“手段过于野蛮，其实完全可以用妥协合作的方式。”上述接近仇和的官员说，“但这正是他自负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学会去理解民众。” 为了学习新加坡政府的执行力，他派出大量公务员赴新加坡。而他自己，也特别推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拆防盗笼激起民愤时，他引用了李光耀的话对身边的人说：“自己从不在乎民众支持率，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选择了让人畏惧，其实就选择了孤独。仇和对身边的人说，他忙里偷闲时，喜欢“独自到海埂大堤上，去看不远万里而来的红嘴鸥，看空阔无边的滇池，看睡美人般的西山，看蓝蓝的天、悠然的云，看树荫下、花丛中与海鸥同乐的人们”。 仇和上任之初，下力气治理滇池，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思路，并铁腕推行“河长制”，让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认领入滇河道，治污责任到人。“应该说问题拿捏得非常精准。”郭敏说，“在他那几年，基本不会有污水流入滇池。” 但另一个治滇池的举措也常被人诟病。仇和常给身边的人推荐一本书《水葫芦拯救世界》，并从江苏大量地引进水葫芦。“他真的认为水葫芦可以拯救滇池，可事实证明不行，后来，政府为了清理打捞滇池的水葫芦，不得不向世行贷款。”一位知情者说。 仇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的存在。比如，他本想通过引进40名博士来规范政府的行事程序，却没想，他自己对法治的破坏，无所顾及。在卸任昆明市委书记前夕，浙江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入昆明。当时此公司想在呈贡拿一块地，在周边的土地达到700万一亩时，此公司却只愿意支付200万一亩。 后来，土地的相关部门觉得实在不好交待，只得找到公司再商量，最后，同意加到300万一亩。“不久后，市委市政府就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了一个文，把土地的交易价格就规定在了300万一亩，也就是说，在土地招拍挂之前，价格就已经先定好了。”一位接近昆明官场高层的知情人说，“都是由仇和一手安排的。后来此公司要的地块的招拍挂就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形式。” 另一件事情就更为离谱。2005年，昆明市在建设呈贡新区之初，云南本地一家企业——诺仕达集团在昆明新市委市政府办公楼边上拍了一块七百多亩的地块。就在企业把所有正常手续走完、准备建设之时，仇和调任昆明。在一次视察中，仇和在山上指着诺仕达集团的地块说，“这块地换掉，种上树。” 当时，仇和问随行的时任市长张祖林有什么意见，张祖林回道，“我就一句话，按书记的指示办。”此后，昆明市委市政府以要建设生态区的理由发文给企业，要求收回此地块。 诺仕达集团的董事长任怀灿不得不临时从加拿大赶回国内沟通此事。最终，只得同意政府用周边的地块来置换。 “有能力的领导，最后变成了一个无视法治的人。”上述知情人士说，“说翻脸就翻脸，把政府的公信力置于何处？” 还有一件置政府公信力不顾的事件更广为人知。在仇和未任职昆明之前，云南本地一批企业家在昆明周边拍得一些地块。仇和任职昆明之后，觉得这些地块出让的价格太便宜，便要求这些企业向政府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来，由于这批企业家的抱团抵制，才逃过一劫。 “先发一个文件让补缴费，第二次发文又说没有补缴费的企业不给办证，最后又发文说不再补缴费。”上述知情人士说，“来来回回的，完全都是按领导的个人意愿办。”
|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