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保障”是把双刃剑 人民日报报道称,2012年,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余额约为8.2万亿元,假定地方债务余额以20万亿元计,总体债务在28万亿元左右。以2012年52万亿元的GDP规模计算,债务占比为54%。如果按照动态的2013年GDP增长7.5%后56万亿元的规模计算,债务占比则是50%。因此,即使取目前媒体上关于地方债估算规模的最大值计算,我国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线下,总体上风险是可控的。 王勇赞同风险整体可控的观点,局部透支尚不对宏观总体构成较大伤害,目前的体制对防范债务问题崩溃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地方债务问题受到中央政府的总体管控和帮扶,使得地方债务危机不至于演变成全面危机。 不过中央为地方兜底的传统做法也并非没有弊端,许多地方主要靠卖地还债,导致强拆等恶性事件屡有发生;一些地方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一些地方提前征收税费、“寅吃卯粮”。这些现象对当地的长期发展不利。 王勇指出,由于传统上有中央兜底的保障,有“大家长”做后台,会使得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发展无所顾忌地借债,地方机会主义盛行,如果各地都采取债务恶性膨胀的方式追求短期效益,未来出现的债务问题也不是中央能解决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当前地方债务最大的风险在于不透明,只要能够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建立起严格的债务审查、债务风险防控机制,不让地方政府债务出现无序蔓延和暗中积累,整体风险就不会太大。 王勇表示,中央正在加大推进地方直接自主发债的尝试,地方债从“幕后”走到“台前”也许更利于防控风险。 地方债需揭开盖头到台前 中债网于日前的公告中称,深圳市将于本月8日自主发行两期共计36亿元地方债。这是今年年内最后一次地方自主发行地方债,此前山东省、上海市等地先后已完成自主发行地方债,总计完成发行额度616亿元。 地方直接发债为何会比过去的模式更容易掌控风险呢? “过去各类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多通过商业银行等进行间接融资,不但对金融体系健康运行不利,也更难于掌控。未来城投债应该限定在债务市场发债,由于购买者来源广,能分散风险。再者,自主发债以市场行为完善对债务的监督、评级,由于采用企业化运作,银行及投资方不再需要较多的地方财政参与担保。”王勇说。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称,截至2012年底,银行信贷仍是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构成部分,达到9.3万亿元;财政部代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债余额为0.65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和中期票据合计约1.95万亿元;而近年来快速增长的信托融资约有2.11万亿元;地方政府通过BT方式吸收社会资金的量也比较大,约有5.26万亿元。 允许地方发债并克服地方无限的借债欲望还需要一些“杀手锏”,王勇认为,中央需要对地方债务进行总量和比例控制,而债务透明度较高的投入市场化运作也是必要的措施。地方经济实力和财务管理状况将直接影响实际发债结果,比如财务状况好的地区,便能以较低成本进行较大规模融资;而财务状况差的地区,由于投资者忧虑,可能给予较高的利息也难于融资。这些做法将利于限制地方融资的机会主义趋向。 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债局面,目前作为地方债务主体的地方政府掌控好自己的财务状况对未来自主发债很重要。“那些出现债务问题的地方,对未来发展会有负面影响,如果自主发债,会因为不良的债务历史导致筹资成本加大,购买者因为对发债者的违约担心相对较高,因此发债方必须给予更高的利息等优惠才能吸引到投资者。”王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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