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他的的同行者

开来明道

胡耀邦的同行者　万千同行关系谱   民主应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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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5年前的今天，胡耀邦离开了我们。他所踏上的道路——建设一个重回常识、开放的、民主的国家——却从未缺少奋力行走的身影。比如习仲勋、比如袁庚、比如冯兰瑞、比如于光远……这些同行者既有耀邦的同侪，也有耀邦的属下，还有一批与之肝胆相照的知识分子，也包括耀邦的子女甚至是素昧平生的年轻人。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踏上耀邦曾经踏上的道路，也已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景观。耀邦和他的同行者，曾经推动了是我们的历史，也代表了时代所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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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共志者　 一生照人见肝胆 遇事观过知器量   
追求理想和现实的结合　　胡耀邦重视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比如，在中共十二大讨论未来20年GDP翻番的问题时，他就指示，针对这个理想性的目标，必须要考虑前10年如何打基础，后10年如何更快地发展，每年的发展速度究竟是多少。要求精确计算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多少农民要进城——他预计有上亿的农民将要进入城市发展。也就是说，面对追求的理想目标，耀邦也是很现实的。

█ 习仲勋：患难相助 共同打开改革开放局面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称“把守南大门”。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北京组织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习仲勋主政广东，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创了广东发展的新局面。这一时期，胡耀邦和习仲勋突破教条主义的夹击，杀出本本主义的重围，批判左倾路线，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难相助，推动了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详细]

█ 万里：一动一静 正式确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1年12月由胡耀邦提出,在万里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最后把它作为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的最大贡献是它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文件还强调: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已“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这个文件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农民吃了“定心丸”。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中央的正式肯定。[详细]

█ 袁庚：开路先锋 试水蛇口获突破　　1983年2月9日上午，胡耀邦兴致勃勃地来到以蛇口速度、蛇口模式而名扬全国的蛇口工业区，受到干部职工的热情欢迎。总书记一行在简朴的会议室里，首先观看了纪录工业区移山填海搞基础设施建设的电视录像，然后听取工业区创办者袁庚的汇报。胡耀邦听后满意地鼓励说：你们不仅要办工业，更要大胆搞改革。袁庚回应说：总书记在1月20日的报告（指胡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改革，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四化建设。对此，我们深有体会。报告的每一条都说到我们心坎上了，从上到下都能这样办，国家就大有希望，特区建设步伐也会大大加快。[详细]

█ 任仲夷：受赠对联 勇夫知义智者怀仁　　任仲夷曾经回忆，他来广东工作之前，于1980年10月31日到11月6日，受到中央领导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人的接见。胡耀邦特意送给任仲夷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本来悬于成都武侯祠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胡耀邦将“蜀”字改成了“粤”字，意味深长。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首《赠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如果说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是勇，“治粤要深思”是智，任仲夷无疑是一个“勇夫”兼智者。但是，他同时又有仁义之心，用胡耀邦转赠对联的下联来说，他的仁义就是顺从民心所向，以民心为上。[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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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胡耀邦与共事者　直率诚实无韬晦 胸怀豁达语贴心[/url] 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 抓大事　　胡耀邦同志和年轻干部有一次中肯的谈话。他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广大团员、青年对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业的需要。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才能得到。职位的改变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装，明天穿衬衫，衣服变了，衣服里的人丝毫没变，你还是你，还是昨天那个启立。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

█ 杜润生：践行胡耀邦一号文件指示 推动农村改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而在此之前，高层争论异常激烈。在势不两立的政治气氛下，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一建言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应允。1982年，杜润生带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这一天发布的1982年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在农村工作方面，中央每年都要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于是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杜润生按照中央的部署，每年年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酝酿，探讨，冬天起草，次年年初发出。杜润生提出的包产到户政策得到了有力落实。[详细]

█ 于光远：紧随胡耀邦 真正赞成改革开放的人　　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他组建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为其提供思想支持，于光远就是七名成员之一。1977到1978年间，正是中国面临巨大转型的时期，许多命题都是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率先提出。特别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后来成为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这份讲话稿就是在邓小平的授意下，由于光远组织人起草的。邓小平对提纲逐一详细解读，胡耀邦和于光远安排人员执笔起草。草稿三日后完成，邓小平又两次与胡耀邦、于光远和起草的人员讨论修改意见，直到第四次讨论时才定稿。[详细]

█ 冯兰瑞：“两头真”群体中唯一的女性　　1973年，经历了“文革”的播迁，冯兰瑞与于光远重逢，参与编辑书籍，1975年调入于光远参与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踏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门槛。和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一样，政研室精英荟萃，冯兰瑞资历菲薄。但和延安时期不一样，冯兰瑞以初生之势，厕身论争前沿。1979年，冯兰瑞于苏绍智合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引发轩然大波。之后“不发达阶段论”被于光远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写入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经过一再向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争取，最终被十三大政治报告确认，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心指导思想。2008年，《炎黄春秋》发表的于光远回忆文章，确认了冯兰瑞、苏绍智对于这一关键理论问题的开创之功。[详细]

█ 朱厚泽：胡耀邦“思想同道”者 主张改革　　朱厚泽是胡耀邦的股肱要员，知识界一些思想解放、主张政治改革的不同年龄段的人士是胡耀邦的朋友，也是朱厚泽的朋友。朱厚泽经常参加当时一些思想活跃的、民间发起组织的研讨会，不仅发表言论，而且在知识界、思想界和高层之间发挥了中介、沟通的作用。他在胡耀邦辞职后而卸任，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但是其关注与思考更加活跃、更加深刻。2008年，中国大地关于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争论方兴未艾，朱厚泽先生鲜明地宣称：“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也在正式的院报上发话了，也在批普世价值。……为这件事，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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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胡耀邦与知识人　道义承担有铁肩 是非面前争自由[/url] 浓得化不开的知识分子情结　　中共领导人都有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知识分子情结。但如胡耀邦对知识分子认识之深刻、对知识分子真心爱护且赢得了知识分子衷心爱戴者，则不多见。这是因为在胡耀邦心中，有一个浓得化不开的知识分子情结。他的知识分子气质，来源于他的反思。而反思、批判，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他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勇气；他的知识分子情怀，来源于他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由此，人们就更容易看清他为受难的人平反的古道热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奔波不息的身影。他从未没有整过人、伤过人且帮助过无数人。他的所言所行，有着他对生活沉重而深刻的思考，有着与人为善的天然本性，因而散发着生命的温暖和光芒。他的知识分子情结，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书写着为民请命的高贵。

█ 费孝通：耀邦同志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总是认为，在我一生经历的转折点上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英明果断、力排狂澜，我们这一小撮“毛选里有名的六教授”， 决不可能这样容易重见光明的。我想到的是耀邦同志在1983年11月3日看了我所写的那本《小城镇大问题》小册子之后随手写下的一 段话，他用反思的口吻说，如果情况没有摸透，"硬着头皮去干……必然成不了功"。这些话出自主持大政的领导同志之口，我认为值 得作为认真负责的榜样。后来我越是接近耀邦同志，越是对他更为尊敬。我感激他不仅在关键时刻给了我这一生中的第二次生命，而 且以身作则地教导了我怎样做一个党的朋友：怎样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而乐此不倦。[详细]

█ 马寅初：应该检讨的不是我　　1979年夏，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为马寅初平反，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 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 识分子！”当时马老已经98岁高龄，下肢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在轮椅上听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 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详细]

█ 华罗庚：鱼雁相知 坚定应用研究决心　　1981年春天，数学家华罗庚在给胡耀邦的信中说：“早在1972年您就知道我的心意……到生产实际中找课题，不但不容易， 而且有风险；在业务中从文献到文献，每年写几篇文章，没问题。在实际中解决得了问题与否？容易漏底。原来还是权威学者，解决 不了问题是否有失面子？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那就更是阻力重重了。理论联系实际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以往搞一个理论分支， 三四年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搞应用20年才略窥门径……”几天以后，华罗庚收到了胡耀邦的回信，信中说：至于你谈到你今后工 作的过重打算我倒有点不放心。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 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详细]

█ 戴煌：唯一一次接触促使我写胡耀邦　　我和胡耀邦只有一次接触。1979年6月上旬，中纪委开常委扩大会，胡耀邦到会作了长篇讲话。我根据会议材料来写新闻稿， 胡耀邦看稿后说，党任何时候只有一个中心，可是在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一个中心，即大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心，整顿党风也 是个中心。两个中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你能不能把这个修改一下？我们商量了一下，说会议简报和会议材料参加会议的人 都看了散了会这些人带回去，各级也都看了。如果当时会上讲是两个中心，稿子里面只讲一个中心，人家就会说，新华社某人乱改稿 ，这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他觉得颇为难，走来走去考虑。我想，他是不是不高兴了？因为历来我们党领导人说一不二，我是不是 伤了他面子啊？结果他走了几个来回，停下来说：哎，你说得对！干脆会议新闻暂时先不发了。我今天在家里跟你们讲的这些话对中 纪委也有参考价值，你能不能到中纪委帮我转达一下？他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在党内是少有的，于是就下决心积累关于胡耀邦的材料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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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胡耀邦与后来人　情系黎民忘小我 大树底下无荫凉[/url] 子女忆父亲：铁面无私 没能沾半点光　　谈起父母与兄妹们的关系，胡德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竟是“他们才不管呢！”这是胡耀邦夫妇对待子女的一贯态度。正因如此，胡家子女从小就在“自力更生中长大”。但翻看胡家子女的履历：长子胡德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次子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上世纪90年代从中科院软件中心下海，投资项目囊括科技开发、植树造林、填海造地；小女李恒（满妹），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某外企高管。他们个个都算功成名就。

█ 长子胡德平：父亲为子女有平民意识感到很高兴　　胡德平上北大时，“思想自由散漫”，曾向父亲说自己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工作也不会做，而且“不自由”。胡耀邦则跟他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要求进步，但是你们也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在胡德平的印象中，父亲批评人的态度也是很温和的，总是启发子女们的自觉。[详细]

█ 次子刘湖：因革命被送人的二儿子　　1945年冬，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作战。李昭态度坚决，也要求同往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未满40天的次子，送给了陕北老乡刘世昌。“当时他们对孩子可不太在乎，把革命看得高于一切。父亲只提了3个条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转送别人；二是将来要让孩子上学；三是让他自由恋爱。父亲坚持让孩子随老乡姓刘，老乡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叫刘湖（胡）了”。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解放后，刘世昌一家辗转到了青海。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其间，胡耀邦从没有来找过儿子。[详细]

█ 老三胡德华：“稀里糊涂”长大 父母都是“工作狂”　　由于家里已接连生下两个男孩，父母都望女欲穿，以至于他出生后，父亲直接从前线传话：“既然又是个男娃，也没什么好回去看的。”在父亲的失望中，胡德华默默地来到人间。不仅没有出生地，他还和其他兄妹一样，一直没有大名。据胡德华回忆，“如果要按现在的说法，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工作狂’，孩子生下来就不管了，能活就活。”[详细]

█ 小女儿满妹：一向低调 被父亲阻止“走后门”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甚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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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耀邦　江湖寥廓多豪气 庙堂之上有直声
http://history.sohu.com/s2014/huyaobang/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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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习仲勋在转折关头患难相助 友谊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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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14日18:58
来源：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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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 :胡耀邦和习仲勋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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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文史参考》（4月下）

　　胡耀邦和习仲勋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他们率先投身历史的洪流，谱写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阔篇章。

　　胡耀邦和习仲勋早年投身人民解放事业，长期的革命生涯锻炼了他们坚韧的意志和豁达的胸怀。两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开国、初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随后，胡耀邦在陕西主持工作时因为反对“左”的做法，被打成“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两人先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在逆境中，胡耀邦和习仲勋开始思考中国发展的新道路。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称“把守南大门”。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北京组织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习仲勋主政广东，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创了广东发展的新局面。胡耀邦受叶剑英委托写信转告习仲勋：“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一时期，胡耀邦和习仲勋突破教条主义的夹击，杀出本本主义的重围，批判左倾路线，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难相助，推动了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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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习仲勋被彻底平反。同年底，习仲勋调任中央并于1981年3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习仲勋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改革开放事业有了一个革故鼎新、声气相求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和习仲勋肝胆相照、精诚团结、同舟共济。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事业当中，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局面。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邓小平对这一时期的工作高度肯定。

　　胡耀邦和习仲勋在长期的工作中结成了坚强的战斗友谊。胡耀邦积极支持习仲勋开展工作，习仲勋也在胡耀邦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胡耀邦和习仲勋的友谊，堪称典范。

　　1977-1986年平反冤假错案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大量冤假错案急待平反，中央每月收到的申诉信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每月也收到申诉信1万多封。来信来访猛增，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在胡耀邦和习仲勋看来，对待基层信访的态度，不论来信说什么，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对待。而来信来访中，有关冤假错案的问题占的比重很大。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很快，中组部和胡耀邦家门前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聚集着一群群上访的人。胡耀邦夜以继日地工作，重要信访案子亲自过问、审查、批示，直至最后解决。

　　夏衍等人写信要求恢复工作

　　12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了中组部面临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工作后，他说，最后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认真做好来访接待工作，二是认真处理群众来信。他说，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年底，胡耀邦收到署名原对外文委二百零五名干部的来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只有我们这二百零五人一直“没人要”，“四人帮”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我们强烈要求恢复工作。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胡耀邦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工作组，前往调查研究。

　　1978年初，就上访人员登门申诉问题，胡耀邦对老秘书高勇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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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为习仲勋平反

　　1962年8月，康生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文革”前后，习仲勋遭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先后三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1976年 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1977年 8月21日，习仲勋提起笔来，分别给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写信，述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状况，恳切请求党中央重新认真审查他的党籍问题，作出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与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另一方面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并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而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得到解决，心急如焚。她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1978年初齐心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胡耀邦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十分关切地询问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的各种磨难深表同情。胡耀邦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胡耀邦还说，现在是充分行使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的时候，但也是容易出错的时候，既要大胆果断，也要谦虚谨慎，遵守党规党法，才能把事情办好。胡耀邦从资历、经验、能力、威信等方面对习仲勋作了充分肯定。

　　叶剑英会见齐心时也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齐心迅速把与叶剑英和胡耀邦的谈话情况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当即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时机来到了。

　　胡耀邦雷厉风行，立即行动，指示中央组织部迅速查清习仲勋的冤案。1978年2月，习仲勋的人生历程出现历史性转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河南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立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到达河南省会郑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书记及其他同志的热烈欢迎。习仲勋情不自禁地与这位省委书记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同志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位省委书记当即安排习仲勋白天在中州宾馆休息，晚上坐火车回北京。习仲勋说：“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到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而后我们俩人好好谈谈，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新鲜空气。”习仲勋游览了郑州市区、百货公司，来到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殉难烈士的二七纪念塔。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谈起，“十年内乱”时期有一段时间他被关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开始从一数到一万，然后再退着走，从一万数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