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红利”与“全球化红利”推动创业潮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100年前的中国,主旋律是推翻皇权、共和、革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旋律是战争;而我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游行、口号、大字报、揪出走资派。那时候如果有人说要创业,是天方夜谭。做点小生意,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割掉的。 改革开放后,大家才从革命的浪潮中,开始关注民生,关注经济。跟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的各项生产要素都被长期限制和束缚,中国的产品、商品、服务提供者几乎是空白。就像在一片原始的土地上开垦,资源丰富;就像在一片裸露的矿场上采矿,遍地都是黄金。稍微敏锐一点的人就能找到创业机会;稍微勤奋一点的就可以做得不错。创业成功的概率很大。这就是人们经常讲到的“制度红利”。 创业潮的另一个推手是“全球化红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冷战思维的改变,世界经济正处在走出国家、走出地缘的全球化进程中。技术、人才、资金、品牌等关键生产要素,都不再局限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向发展快的、机会多的、利润高的地方流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无疑可以媲美早期的美国,成为人才、资金汇聚的新热点。 我创立的三个上市公司,都是靠国际资本来完成初始投资的。IDG、鼎辉、成为等VC、PE与天使投资人的资金来自全球各地,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在内的股东都是我们的投资人。我们选择上市也是在美国的纳斯达克,大部分投资者是美国、欧洲的基金,当然也包括香港、大陆的中国投资者。 中国企业不仅可以非常方便地吸引到国际资本,人才的流动更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包括我在内的大学毕业生去美国留学是终极梦想。如果能在美国留下工作,拿到绿卡,更像是留在天堂一样。可现如今许多有抱负的留学生回到中国来就业、创业。比如我们的创业伙伴梁建章、沈南鹏,都是留学美国,然后放弃了薪酬丰厚的跨国企业工作,回到中国来创业发展。“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叠加在一起,带动了中国的创业潮。创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 另一个红利是“人口红利”。它不仅滋养出“中国制造”的盛况,而且会孕育出“中国服务”的奇观。中国曾经借助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成就了世界上“中国制造”的奇迹。神州大地到处是工业园,到处在开工厂、招商引资;从非洲酋长身上的衣服到美国圣诞节儿童的玩具,从欧洲游艇到苹果商店里畅销的iPhone,无一不是“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确实解决了许多城镇和农村人口的就业,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也给国家带来了大量外汇储备;在土地财政之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也是靠制造业。但是,制造业可以造就少数富裕的企业主,流水线上的众多工人收入仍然不高,无法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准;凭借廉价劳动力、低廉土地、税收优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难以维续;同时,粗犷的发展模式给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困扰许多城市的雾霾就是恶果之一。 因此,随着“中国制造”将广大中国人民从“温饱”带向“小康”,服务业的巨大空间显现出来。目前城市化人口超过3亿,跟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未来中国城市化讲达到50%以上,城市人口将会超过6亿。这些人口基数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大国。这群人的消费将会带动世界上最大的服务业产业链。这就是我早在2008年提出来的“中国服务”概念。 “中国服务”的从业主体将会更加多元:有酒店服务员,也有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律师;有开网店、开餐馆的小企业主,也会有创业公司CEO和投资人。“中国服务”将会带来多层次的充分就业,也会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相应的收入,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依赖服务业的发展壮大。 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对于能源、土地等资源性生产要素消耗不大,可以缓解制造业对环境的影响,会极大程度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中国制造”实际上是贫穷的中国人民为全世界制造廉价产品,而“中国服务”恰恰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不管是国营的工商银行、中国移动,还是外资的百胜集团,包括民营的腾讯、阿里巴巴,都已经跻身世界级的企业行列。他们无不是靠中国庞大的消费人群滋养和成就。在庞大的人口带动下,中国将会形成巨大的内需市场。而这个市场,将会滋养众多创业公司,其中将会出现众多的服务业巨无霸企业。 因此,中国创业的机会更多是在服务业。“中国制造”已经走到了一个低增长、缓增长的拐点,未来在服务业有更多机会、更多空间,而且服务业的企业有机会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世界级的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