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拯救楼市泡沫| 首席对策

开来明道

新型城镇化拯救楼市泡沫| 首席对策原创 2016-03-27 李策 [url=]第一财经资讯[/url]
记者：李策

摄像：姜一鹤 孙嘉

首席对策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两会传递新的政策信号、供给侧改革、新一轮房价上涨与调控、营改增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第一财经李策专访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和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对于当前一线房价疯涨、三四线去库存压力大，刘尚希认为这与城镇化密切相关，不容忽视，城镇规划要合理引导人流、物流、信息流，推动公共资源均等化。房地产市场要区分消费和投资性需求，要防止投资性需求引发的泡沫风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偏宽松的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刘尚希认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适当地提高赤字率，从去年2.62%提高到3%，扩大债务的规模。另一个方面就是要盘活存量资金，就是把钱要用好。

当记者问到当前备受关注的营改增问题时，刘尚希表示营改增将真正打破制造业、服务业实行不同税制所造成的二元税制，使得产业间有效地融合、产业分工细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此外，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于中国经济前景较为乐观，他认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还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主要是因为中国跟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距和后发优势。要把潜力变成现实，需要内外部条件，最近经济增速比较慢是因为国际需求不足和国内挖掘后发优势的投资不足。把我们拥有的回旋余地跟政策手段用足，“十三五”规划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目标可以实现。

谈到去产能和就业安置，林毅夫认为，应该把效率低的企业淘汰掉，效率好的企业留下来，提高整个产业的整体水平，同时做好社会政策兜底。

在谈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时，林毅夫认为， “十三五”时期，我们强调要创造新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继续保留旧动力，靠双引擎来增长。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我们的收入水平就能够不断向发达国家去逼近，这样就能够跨过中等收入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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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

第一财经 李策：刘老师，您好，我们看到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财政政策到底要积极到什么样的程度？所谓的稳健偏宽松，到底有多宽松？也就是说我们2016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怎么演绎？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经济学家 刘尚希：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大家都关注的，就是适当地提高赤字率，从去年2.62%提高到3%，扩大债务的规模，这是加大力度的一个表现。另一个方面就是要盘活存量资金，就是把钱要用好，用得有效果，把一分钱当成两分钱来花，这样才真正是体现力度。所以基于财政政策的力度，应当综合起来看，不能只是看到赤字的增加、债务的扩大，同时还要看到花钱的效果得提升。这方面的潜力是更大的，而这方面恰恰容易被人所忽略。

第一财经 李策：我们看到两会当中对于资本市场释放了很多信号，中央多次提出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您认为它的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怎样能够通过改革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经济学家 刘尚希：资本市场的发展要完善资本市场的功能，资本市场是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话应当说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你这个储蓄要变成投资可以有多个管道，也可通过银行间接融资，也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就把储蓄转化成了投资。资本市场一个基本自功能就是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再一个是发行债价格，再一个是分散风险，再有一个增强流动性。

资本市场的这些功能定位，我觉得要搞准，但是现在好像变成了从资本市场上面融资，融资的功能是比较强的，但是你其它方面，老百姓更多的通过炒作来赚取差价，而并没有从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得到购买股票或者债券相应的收益，如果进入资本市场的人，他的这种收益来自于炒作，而不是来自于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长期持有这些股票或者债券，导致大家不断地换手，这就形成泡沫，那么这样就是很难起到真正的通过资本市场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所以还得要从功能完善方面入手。

第一财经 李策：两会过后有没有释放什么新的政策信号，特别是对于现在结构分化的房地产市场，我们看到三四线城市的库存又上升了15.7%，但是一二线城市仍然存在疯狂抢购的行为，您认为目前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收紧政策会不会达倒预期的效果？

经济学家  刘尚希：这种分化恐怕与我们的城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们城镇化的规划，怎么去引导人流、物流、信息流，尤其在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人流，你怎么去引导。我们现实的情况来看，更多的是引到了一二线城市，大家拼命往这里投机，这样导致一二线城市房地产的价格还在往上涨，为什么人们都选择一二线城市呢？机会多，它为什么机会多呢？它与城市发展的集聚效应是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就是公共资源，越是一线城市，它公共资源就越多，而且质量越高。如果说我们的公共资源在这种空间布局上，你不能均衡，不能真正地朝着基本公共物均等化这个方向发展，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会引向一线城市。单纯就房地产本身，它是难以解决的，因为对住房的需求与我们城镇化的过程，与我们城镇化的规划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开来明道

专访国务院参事林毅夫

第一财经 李策：林先生，您好！您的研究“新结构主义”显示我们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有8%左右，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就您来看，我们的政策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能够缩小我们的产出负缺口，助力经济稳增长，请您谈一下？

经济学家 林毅夫：我认为我们中国在未来5年、10年、15年的时间，还有平均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是怎么判断呢？因为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种方式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都一样的，发达国家它的产业跟技术在全世界最前沿，它的技术创新，它的产业升级都要靠自己发明，我们知道发明投入很大，风险也非常大，从过去这100多年的情形来看，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大约在3%。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业跟发达国家有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当然代表我们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发达国家低，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业附加价值比发达国家少。但是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我们可以由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的来源，也就是有所谓的后发优势。

根据跟我们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其它发展比较好的，赶上发达国家的这些经济体的经验来看的话，他们基本上能够保持十几二十年8%-10%的增长，如果他们能够实现的话，那就代表这个后发优势有这个潜力，应该是有8%的潜力。但是有8%的潜力，为什么这几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慢？最主要要把潜力变成现实，有外部条件、有内部条件。

我们知道从2008年以后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来国家还没有完全复苏，所以国际的需求不足，加上我们经济增长当然会比潜力低一点。但是我觉得靠内需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多条件，一方面就是有技术的潜力，我们还可以继续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去升级，还有基础设施、环保、城镇化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有了投资以后，就会创造就业，消费就会增长。所以我想把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潜力用出，把我们拥有的回旋余地跟政策手段用足，我相信“十三五”规划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目标，再有8%的增长潜力，在我们这些有利条件利用足的话，6.5%以上的增长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第一财经 李策：您的观点比较乐观，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当中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的结构也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针对产能过剩，主要是在煤炭和钢铁领域开始进行调整，但是困难重重，比如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和如何依托有效的市场，就您现在来看，两会过后的政策对于我们现在的结构调整有没有什么新的信号？对我们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您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经济学家 林毅夫：我想产能过剩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过去平均每年的增长将近10%，现在降到7%，或者比7%还低一点，这样的话适应10%增长的产能，在只有7%增长的情况之下，当然会有不少过剩的地方。那么在正常的情况，它有过剩，它市场价格会降低，价格降低以后，一些盈利状况不好的企业就会退出，那么这个退出以后，市场又会恢复。而且退出的通常是效率比较低的，技术水平比较低的，这样的话，这种退出还能够整体提高我们产业的技术，我们整个产业的效率水平，应该是会好的。

现在我们国内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有很多盈利状况不好的企业，它并不能按照这种市场机制退出，也就是一般所讨论的僵尸企业，它盈利状况不好，未来盈利的前景也不好，但是它总还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金融的支持，然后不退出。我们想主要原因是我们有不少企业有政策性负担，因为它可能雇佣了很多人员，这些人员超过它的经济运行的需要，可是我们从政治上面为了增加就业，就让这些企业去负担这些人员，因为它去负担这些人员，它实际上是承担了社会性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政府加给它的，它既然有政策性负担，那政府就必须给政策性的保护跟补贴。金融机构知道政府会给它政策性的保护跟补贴，等于政府给它做担保，所以金融机构即使看到它的盈利状况不好，也会继续给它贷款。

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去产能的问题，主要的还是必须解决这些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问题，如果你政策性的负担的这些人员剥离出来，它就会按照市场的工具跟需求的情形，经验不好的企业，效率低的企业就自然会被淘汰，这种市场汰劣存优的机制就能够实现。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提出，要设立1000亿人民币的专业基金，来解决去产能过程当中，这些过去的人员的安置。

另外，如果这些政策性负担人员安置完了以后，由于正常的市场汰劣择优而产生的失业的话，应该由社会政策来兜底，应该有失业保险，还有这些员工的再教育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就能够让这个产能按照市场的工具跟需求来解决它怎么恢复的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效率低的企业会被淘汰掉，效率好的企业能够留下来，提高整个产业的整体水平。

第一财经 李策：您的一项研究里面还显示到2020年，我们可以跻身于高等收入国家，我不知道这个研究依据来自哪里，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您觉得，我们实现的路径有哪些，推动我们稳增长和调结构，什么是主导产业，这方面金怎么看待？

经济学家 林毅夫：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就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它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不能比发达国家快，所以它就赶不上发达国家，就一直限在那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上面。那么它的经济增长，我前面已经谈到了，它的基础是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要不断升级，如果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够利用跟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有利条件，让技术创新的速度、产业升级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的话，它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收入水平提升的速度就可以比发达国家快。这样的话，它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小，然后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12615美元，跨过那个门槛就变成高收入国家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前面提到了，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后发优势，即使在现在有不少产业是产能过剩的，但是我还能产业升级。如果你产业升级了以后，劳动生产率水平就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在整个“十三五”规划当中，我们也强调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旧的动力当中还要继续保留，所以要靠双引擎来增长。我想这些增长方式让我们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保持一个相对于发达国家快的增长速度，我们的收入水平就能够不断向发达国家去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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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泡沫恐慌再起 政策窗口切换临近2016-03-27 均衡博弈公共研究 [url=]第一财经资讯[/url]

作者：小荣 团评等

来源：均衡博弈公共研究院

3月25日，所有媒体还沉浸在上海“史上最严”楼市新政的讨论中时，于晚间，深圳最新限购政策的跟进、武汉公积金贷款政策的调整、南京住房贷款政策的调整，一时间舆论再次炸锅，能让这些地方整齐划一的出台地产调控政策，一定是来自于最高管理层的授意，于是所有人都在惊呼“风向变了”。

据媒体披露，深圳调控政策的核心条款是：1、外地户口缴纳社保年限“1改3”；2、认贷认房，在深无房但2年内有住房贷款记录的，或有一套住房贷款已结清的，首付比例由3成提升至4成。武汉调控政策的核心条款是：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下调10万至50万元。

南京调控政策的核心条款是：认房认贷，有贷款记录即非首套房，以家庭为单位，只要贷款买过房，不管有没有还清，都将按照二套房政策来执行，最低首付执行标准为45%，贷款利率上浮1.1倍。

此前，宁波也公布16条房产新政，刺激库存的清理，核心条款是：未结清贷款二套房首付最低降至30%。

上海、深圳、武汉、南京及要求2016年全年房价涨幅不能超过12%的苏州，均是15年下半年以来房价上涨迅猛的城市，在货币恐慌和逐利的驱动下，原本作为资本避险标的的一线城市土地和房子被投机和套利资金所推动，泡沫被再次放大；而“首付贷”、“众筹炒房”、“中介联合哄抬房价”互联网金融工具在上述城市的大规模蔓延和全面介入，使得炒房人群的杠杆被快速放大，风险承受能力反而进一步弱化。

中国资产体系中金字塔尖部分的资产价格，却由部分以杠杆和追逐短期收益的群体和套利资金来支撑，风险收益比完全失衡，若房价上涨停滞或任何黑天鹅事件的爆发，快速抛盘导致沙堆效应的坍塌，所引发的金融风险根本无法控制。

正如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规范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促进住房金融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我们所看到的：“要求全省金融部门要按照“分类指导、因地施策”的原则，把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落实好。在消化三四线城市库存的同时，更要密切关注南京、苏州等地因房价上涨过快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这份内部文件透漏出，年初的去库存战略，正逐步转变为对房价泡沫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防范。

与此同时，一则人民日报“中国经济不需要“地产投机客””的评论稿也在媒体中广为流传，“当前经济处于去旧育新关键时期，房地产市场平稳、均衡、健康发展，既可以为转型营造良好环境，又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题中之义。相反，借助各种金融工具投机炒房，不仅给投机者自身带来巨大风险，亦无益于经济持久健康发展。……在居住这一社会必要需求尚未得到较好满足时，投资甚至投机需求过旺，……亦有损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这则檄文的出台表露了管理层对于当前一线城市房地产投机泡沫的担忧。

借助地产，让家庭部门加杠杆、拉动经济，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是管理层良好的初衷，但这一政策经过舆论与市场解读后，得出的却是：让居民部门为政府及企业负债表的修复为买单。这一结论经过互联网媒体之手，完成了对一、二线年轻城市中坚群体的全面覆盖，并得到绝大部分的认可，这一过程事实上将政府推向了市场的潜在对立面，成为市场与政策博弈的最发源头。

由于深谙“落后就吃亏”的道理，买房避险的市场心理就此形成，在排队买房、借钱买房推动下房价的上涨，导致预期引导现实的自我实现，进一步得到市场验证；于是市场情绪再次高涨，首付贷、众筹买房的现象也正是市场亢奋特征的体现，而这一幕，我们恰恰在2015年股灾前的股市中刚刚见过。

几乎所有人在论证问题的时候，不约而同的都会借用一个观点，中国特殊论或者**例外论，即中国是不一样的，正如：京沪的房价是特殊社会和权力结构下形成的产物，京沪永远涨；深圳的房价是由于城市面积太小，供需失衡所导致的……等等等等，每个城市似乎都由支撑她房价永远上涨的理由。真的是这样么？

当2010年前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市值纷纷步入世界前十时，舆论以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潜力、市场规模来佐证，结果呢？当2015年，中国神车市值超越波音、空客市值时，舆论也纷纷以一路一带战略下，全球范围内高铁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广阔前景及中国高铁技术的竞争力，来佐证这一合理性，结果呢？

2015的股灾，及年末人民币汇率改革下国内外市场风险联动与恐慌叠加，已充分告诫国内投资者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伴随着国内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国内资产进入到全球市场，参与到全球比价已无可避免。未来国内任何一项大类资产投资都需站在国际化视野的角度来审视其估值的合理性。

在中信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通过“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工作机会、城市公共交通、空气质量、相对收入、相对年轻化人口”等七个因素综合衡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东京、纽约、伦敦等城市的房价比较，结果得出深圳的综合指标已接近东京，略低于纽约与伦敦。再参考，彭博新闻社根据本月调查得出的“中国涨薪潮已经开始消退”的结论，“伴随着商业环境和盈利状况变得更加疲弱，工资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将难以维持”，相信所有投资者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房价收入比将进一步失衡，及高房价的玩家群体将进一步减少。

随着河北钢铁将引流5万人入非钢铁行业、武钢将减员5万人、鞍钢将减员6万人、渤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陷入1920亿元债务困局、广西有色破产重组负债145亿等新闻屡屡出现，所有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都是一样。正如周其仁教授在“透过一朵郁金香，看房地产泡沫的根源”中的观点，““泡沫”不过是，基于对实际交易情形的无知而无法解释的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分缕析荷兰历史上曾经更离谱的“郁金香狂潮”、“天下第一泡沫”，发现表面的“非理性”背后，却有着符合经济规律和常识的现实。三人成虎，中外皆然，这一过程需要的正是管理层的理性与监管的劝导。”

有不少人询问，管理层开始控制地产泡沫，债券市场的恐慌还未过去，资金是否会选择股市进行避险？用股市泡沫来替代地产泡沫，也许。跟着央妈相机抉择，是当下唯一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