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3年：五十而知天命

开来明道

生于1963年：五十而知天命 肩负改革的重任

南方人物周刊[微博]2013-12-25 07:06

41

[摘要]生于1963年的人们生活过的这50年，比他们的容颜改变得更快的，是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这使得他们的人生格外值得书写。我们以生于1963为标记，透过他们来理解这个时代。

这一代人正在担起改革的重任，他们承上启下，昭示着明天。 图片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开来明道

生于1963与生于60年代初并无本质的不同，我们之所以选取这一年份，是因为今年正好是他们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人生丰满而睿智；还因为，在经历了“三年饥荒”之后的人口负增长的情势下，1963年的高人口出生率，诞生了近3000万只“兔子”，众多的人口基数，成为我们观察60年代生人一个独特的切入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代人正在担起改革的重任，他们承上启下，昭示着明天。

1963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第14个年头。此前，中国经历了工商改造、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三反五反，经过了反右和大跃进。到1963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影响至今的城乡分治结构已经形成，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产品统购统销的价格体系、城镇市民和国家职工的供应体系和工资体系均已建立。

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大跃进特色的工作方式明显降温。一年后，中国的人口出生曲线回升。今天，你无论从身边随机抽样，还是通过报刊上出现的人物观察，都能感受到1963年出生的人口比前几年多。事实上你感觉对了，那一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三千万，超过1960年和1961年的总和，也是新中国历年来的峰值。

那时国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前几年的饥馑，也标志着这一年出生的人们比大他们一两岁的哥哥姐姐们幸运。

在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传统社会主义年代，出生在农村和城镇的孩子的命运差别，比今天更大。这意味着，那一年，中国的总人口开始接近七亿，其中，七分之一的人口在农村。这意味着，在那一年出生的近三千万新生婴儿，有大约两千五百万在农村生长。这相当于说，那一年出生的孩子，有不到七分之一，也就是不足四百万的孩子有机会上幼儿园。当时，城市的小学教育也尚未普及，农村孩子不仅没有学前教育，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复式班”——大孩子和小孩子在一起上课。

当生于1963年的孩子睁大眼睛看世界，看到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特殊时期。在1970年他们上学以前，“文革”从爆发进入平稳期。“文革”在农村和城镇只有方式不同，同样轰轰烈烈。生于1963年的孩子看着哥哥姐姐“停课闹革命”，还轮不到自己参与。至于成人社会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情况，更不到理解的时候。

但是，当时即便在农村也能感受到惊人的氛围，甚至听得到枪声。他们开始接触社会语言时，大人们在谈论谁被批斗，谁死于非命，谈论“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邓小平，并且“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及至入学，学校开始批判“贼林彪、孔老二”，说他们“都是坏东西”，课堂上，跟哥哥姐姐一样听毛主席归纳出来的“十次路线斗争”，文化教育相当次要。

在他们小学和初中时期，无论城乡都会遇到课本短缺和随时停课。学校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流行三支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公共文化极度苍白，可以看到的电影是少有的几部战争片和样板戏。1949年以前或50年代出版的国内外人文社科书籍，成为禁书，自觉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反叛行为。现在看来，那个时代没有荒废学业的只是少数孩子。

生于1963的孩子在10岁的时候，赶上学校出现了一会儿“正规”时期，那是因为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刮起右倾翻案风”。但是，这一年出生的孩子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与“文革”叠在一起。“文革”结束的标志是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控制。不过，一个13岁的孩子，再敏感，除了知道“国家出大事了”，应该很难听懂“十月里，响春雷”的弦外之音。

他们的少年时期在社会混乱、教育缺失和物资匮乏中结束了。那时的学校教育，一度采用“速成式”，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生于1963的孩子赶上了前一段。在“文革”结束，学校教育开始崇尚分数和高考的时候，他们进入中学。学习毕竟是少年最擅长的事，加入高考大军的时候，他们迅速把学业荒废得更多的哥哥姐姐挤出大学门外。他们中的幸运儿在80年代初进入大学。

1980年，33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万，录取率8.4%。而当时许多农村地区的高中录取率也不会比这个比例高。这意味着当年三千万青年，今天50岁的人们，绝大部分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甚至义务教育也是缺失的。在80年代，读完大学等于有了铁定的工作。但没有上过大学，工作的门路相当狭窄，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步入轨道。于是，城市失业率开始上升（一个著名的概念“待业青年”诞生了）。而农村已经实行了“责任田”，6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成为农村所不需要的劳动力。

当二十多万精英在80年代上半叶的大学学习时，他们中的两千万兄弟姐妹，小部分在城市彷徨，大部分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禁锢后的社会一旦稍有放松，青年处于失业状态的特殊现象又出现了。也许现在看来，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并不是那么严峻，但1983年开始的严打，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赶上了。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经济转型的第一轮震荡。物质尚还匮乏，物价开始上涨。而生于大跃进后第一个人口峰值的1963年的人们，开始进入结婚生子阶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生育峰值。那也是独生子女政策最严厉的时期。到今天，又过了二十五年左右，他们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他们开始缔结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这是一种伦理断裂和养老困难的家庭模式。

他们经历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洗礼。今天，中国各行业中，生于1963的精英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领军人物。按照中国党政官员的年龄规定，在体制中拾级而上并且成长顺利的，已经步入国家中层或上层领导行列。他们中的城镇职工，可能在“下岗买断”潮中遭遇逆境，如果他正好在一个不太景气的国有企业的话。他们中的城镇职工，在住房改革制度的时候，可能赶上了彻底商品化之前的某种国家保障。他们中的农村人口，在城市需要大量蓝领劳工的时候，满足了城市的需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他们都是主要的劳动者和生产力。

生于1963年的人们已经走过半个世纪，走过人生的盛年，走进了人生担子最重的时期，家庭和社会一样都撂不下。他们是“四二一”家庭的重要支柱，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担当。他们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压力层：他们今天的劳动，既要支持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出生的那一代人以及更早的人们的养老，还要保证后继的社会保障的可持续，但他们的身体正由盛而衰，体力劳动的大好时光已经过去，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体力劳动者。

他们中的幸运者从中学到大学，凭借知识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历经三十余年的磨励和打拼，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娱乐、体育等各个领域成为领军者和实干家，他们人数之多、成就之突出都具有代表意义。

按孔子对人生阶段的经典描绘，生于1963年的人们，而今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从积极的方面说，这时的人生进入“抛弃幻想，结合实际，踏实工作”的好时期。这也是一个“智慧的门槛”，意味着人生进入成熟和丰收的年代。但也可以说，站在50岁的门槛，瞻前顾后，“大势已定”，虽然对某些人来说，50岁以后仍可建功立业。

而生于1963年的人们生活过的这50年，比他们的容颜改变得更快的，是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这使得他们的人生格外值得书写。在2013年的岁尾，我们以生于1963为标记，来观察一代人的命运，也透过他们来理解这个时代。

开来明道

19名省委常委生于1963年 从政多非第一职业

2014年02月11日15:47来源：廉政瞭望 作者：李天锐

　　2002年，从西藏赶回上海的援藏干部尹弘让熟人大吃一惊。过去脸庞白皙、头发乌黑的他，此时脸有些黑红，头发斑白，39岁的人，看上去老了10岁。

　　19名生于1963年的省委常委

　　1月10日，甘肃省副省长冉万祥被官媒披露获任甘肃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这也使廉政瞭望记者统计的生于1963年的省级党委常委数量，增至19人。

　　之所以把1963年出生的省级常委单独梳理，是因为他们刚刚度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在经历“3年饥荒”之后，1963年出现的人口高出生率，使这个群体具有了一定代表性；还因为在1963年出生的高官中，比起孙政才、胡春华等明星官员，公众对他们相对陌生。

　　从政多非“第一职业”

　　在生于1963年的19名省级党委常委中，兼任重要城市（新区）书记的官员最多，为5人。此外，还有浙江葛慧君等4人兼任宣传部长，上海尹弘等4人兼任秘书长，重庆翁杰明等3人兼任政府副职。

　　19人中，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是唯一的省委副书记。他与葛慧君，以及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19人里，女性高官除葛慧君外，还有河北省委常委、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

　　上世纪80年代初，1963年出生的他们开始走出家乡求学。不过，多数人的第一学历并不十分“显赫”。如赵勇1979年9月~1982年7月在湖南水利水电学校大专班学习，李海涛1980年9月~1984年8月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财会专业学习等。1980年时，33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万人，录取率仅8.4%，难度堪比如今的“公考”。

　　大学毕业后何去何从，想必他们当年不用太担心，有组织包分配。赵勇、田向利、樊金龙等人，来到乡村基层，在党政机关“主干线”工作。

　　2012年3月，赵勇曾对河北驻村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是第一批下乡的选调生，当时是人民公社，我在那里工作了3年半，了解了真正的国情，增进了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一辈子的财富。”他还针对农村环境脏乱差，结合当年经验，提议对垃圾实行“户清村收”。

　　不过，19人中，有11人一开始并未走上从政之路，他们多成为教师。如葛慧君1983年8月开始在浙江省诸暨中学任教，徐麟1982年10月起在上海市南汇县周浦中学任教等。

　　无论是教师还是乡镇干部，他们中的多数人，此后都担任了基层团委领导，开始积累从政经验。如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尹弘从上海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团委副书记；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樊金龙毕业即担任江苏省太仓县王秀公社团委书记等。

　　现任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书记沈晓明则是例外。他1987年于浙江温州医学院儿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做了一名住院医生。关于选择医学院，沈晓明曾透露，当年妹妹遭遇了严重的发育问题，家人几次三番到大医院求医，却徒劳无功，“恐惧和绝望笼罩着整个家庭”。填报志愿时，父母鼓励热原本爱乒乓球的他填了儿科。

　　关于毕业后在温州的工作，沈晓明曾回忆，“那时候，国家很缺训练有素的儿科医生，我只能承担起双倍的工作量，确保每个等候着的病人当日能看完。我一天大约要看100来个病人，苦苦支撑，筋疲力尽”。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988年，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王君正研究生毕业，进入劳动部办公厅。据媒体披露，他后来成为时任劳动部副部长令狐安的秘书。1998年，调任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三处处长的廖国勋开始系统接触秘书工作。14年后，他成为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梳理19名省级党委常委履历，有11人做过秘书或曾在办公厅工作。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高广滨、樊金龙、田向利、葛慧君等先后走上团省委书记的岗位。而赵勇则在经历湖南省民政厅处长、团湖南省委副书记等历练后上调团中央，于2003年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事实上，19人中，从事过共青团工作的亦超过一半。

　　成其圣是个例外。出身媒体行业的他在天津人民出版社，从文史编辑室编辑、总编办副主任做起，一直做到总编辑，后任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尽管从政路径各有不同，但多岗锻炼、小步快跑，是这些官员履历的共同特点，这也意味着他们在一些岗位任职时间并不太长。如2003年至2007年，离任团浙江省委书记的葛慧君历任宁波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金华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

　　不过，组织上随时都在对他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2001年，尹弘在上海市长宁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任上，曾被安排援藏、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3年。

　　2002年上海党代会上，从西藏赶来的尹弘让熟人大吃一惊。过去脸庞白皙、头发乌黑的他，此时脸有些黑红，头发斑白，39岁的人看上去老了10岁。据说他刚进藏时高原反应重，腿是飘的，吃什么吐什么，只能躺在床上，吃4颗安定入睡。不久，他住的土坯宿舍楼又被雨水淋塌了。适应过来后，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一年来到各地调研跑了12万公里。

　　说起这些，他的感受是，“这样复杂艰苦，都能把事情做好，还会有什么困难难倒我们呢？”

　　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翁杰明在中国社科院任职时，就拥有3次挂职经历。1990年，他在院团委副书记任上，转赴陕西商洛地区锻炼近1年；1996年5月，他开始了在陕西丹凤县挂职副书记1年多的生活；1997年7月，重庆直辖刚12天，他就作为首届博士服务团团长，挂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留渝至今。

　　2002年，翁杰明到偏远的万盛区任书记。“我是确实想干一点实事的，因此也不在乎个人得失。”当时，该区“煤矿行业不景气，下岗工人剧增，社会矛盾凸显”。有报道称，翁到任后，首先统一班子工作思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逾年经济实现了大跨越。

　　盘点这些官员升任副部级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07年~2008年、2011~2012年两个时段，时值地方党代会、人代会换届前后。成为省级常委前，12人任地方正厅岗位，6人任地方副省级职务，另有1人在中央机关工作。

　　尽管1963年出生的省级常委中，官员多本土成长，但异地交流干部仍有5人。除赵勇、翁杰明外，1993年，王君正跟随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令狐安前往滇地，2012年从丽江市委书记升任湖北省副省长。广西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林念修，系2007年由国家能源办副主任任上调往广西。宁夏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雁飞，此前曾在河北任职。

　　如今，这群已过完“知天命”之年的官员，与他们的同龄人一道，已成为政坛中坚力量，正在担起加快当地改革开放的重任。

　　附：他们的同龄人与这个时代

　　19名省级常委出生的1963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超过1960年和1961年的总和，也是新中国历年的峰值。

　　这些孩子从记事到上学以前，“文革”从爆发进入平稳期。小学和初中可能随时停课，《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少有的几部战争片和样板戏，构成了他们的少年文化生活。“文革”结束时，他们13岁。

　　1980年，33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率仅8.4%。这意味着当年3000万青年，今年刚过完50岁生日的人们，绝大部分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甚至义务教育。

　　他们的很多同龄人，工作的门路相当狭窄。城市失业率上升，诞生了“待业青年”。而农村已经实行“责任田”，60后青年并非农村劳动力中的主力。于是，他们中，小部分人在城市彷徨，大部分成为第一代“农民工”。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经济转型的第一轮震荡。1963年生人开始进入结婚生子阶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生育峰值，那也是独生子女政策最严厉的时期。到今天，他们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他们开始缔结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

　　今天，与少部分同龄人在体制内拾级而上，步入国家中上层领导行列，并寻求更大空间不同，他们中的城镇职工，可能在“下岗买断”潮中遭遇逆境。他们中的农村人口，在城市需要大量蓝领劳工时满足了城市需求，如今仍在艰难打拼。

　　生于1963年的人们生活过的这50年，比他们的容颜改变得更快的，是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

    延伸阅读：

    1963年出生的政界人士:2政治局委员 1省部级正职

    中共"60"后政坛实力派：低调务实 政治前途引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