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这么讲。”贝蒂说。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谁管你。”她皱了皱眉。 盖拉笑了。“那些照片向年轻人宣扬色情。荷尔蒙已经足够把年轻人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现在的人成熟太早—这些女孩,她们很早就被搞大肚子,闯祸的男人被迫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他没有事业。我认为这是今天的错误。他们太早结婚。他们不热爱自己的工作。”嘿,嘿,嘿。 “如果人人都热爱他们的工作,这将是个伟大的世界。” 现在,盖拉已作为艺术家,作为运用“魔法媒体”的先锋,得到承认。他的作品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他的书受到《纽约时报》的赞赏。他自称“图像强盗”,吹嘘说他的艺术根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意大利人有伟大的文化,在艺术、音乐方面。我们有米开朗基罗,有达芬奇。我得说,他们是我的父亲!因为我可以选择自己的父亲:我可以研究他们,因此说他们是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不像个真正的父亲—你知道?” “安迪(沃霍)热爱他。”菲利普·得佩里拍卖行的图片部主任查理·谢佩斯说,“他遵循维加(美国摄影师,以黑白街头照片闻名)的传统。在我看来,它们是老派的化学照片—他将作为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摄影师被载入史册,像吉约姆·泽尔比代表了30年代一样。”但是吉约姆·泽尔比是精英咖啡社会的一分子,拍摄对象大多是他自己的朋友。盖拉则作为一名外来者,记录着一个更随意的年代,那时,明星们还可以自由出入舞厅俱乐部。 谢佩斯说,印刷媒体仍然是盖拉照片的最自然载体。数码时代已经让他的媒体垂死。盖拉的痕迹也许无处不在(谢佩斯说,时装杂志经常模仿他的影像风格),“如果人们把它们看成艺术品,那么世界各地都会有他的作品的交易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盖拉指出,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确实有人买卖他的作品。)但他的市场价值可能改变。谢佩斯补充说:“谁知道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出名?杰姬·奥纳西斯不如她妹妹李·拉兹威尔漂亮,但她却成为一代偶像。” 盖拉最新的图集《NoPictures》即将于11月1日出版,里面收集了众多明星拒绝被拍照的图像:他们有的举起手臂遮挡面孔,有的推开照相机。在每张照片背后一页用粗大的字体印着他们当时对盖拉说电话(“是罗恩·盖拉。快跑!”—瑞安·奥尼尔,《爱情故事》男主角) 盖拉的高中意大利语教师康斯坦扎太太曾经对他说,“你要么成为某人,要么不名一文。”他相信,在内心深处,人人都想出名。出名是件好事,被人拍照更该看成是一种赞赏。因此,如果明星说他们对被人拍摄感到愤怒,说明他们在演戏。如果他们对拍照的盖拉视而不见,则被视为默许。如果他们前一次微笑面对镜头,下一次却挥动拳头,那么他们就是伪君子。事实上,明星都是虚伪的。“他们假装不想出名,其实乐在其中。” 他的许多优秀照片都反应了图像视觉冲击和拍摄方式之间的冲突—被拍摄对象的犹豫态度,摄影师的动机,以及观众对照片的诠释。比如,一张照片中,导演伍迪·艾伦一副退缩的表情,举着手掌试图遮挡镜头;另一张照片中戴着大墨镜的女演员凯瑟琳·赫本躲进了自己的轿车。还有和男友抱在一起的茱莉亚·罗伯茨,两人藏着头不愿面对车窗外的镜头;连弗兰克·辛那特纳也露出脆弱的一面,大叫着“你意大利佬,你得到许可了吗!” 这些照片拍得很漂亮。但这并非盖拉对流行文化的最大贡献。他是公众对曾经高高在上的明星们的渴望的具体化身,虽然八卦杂志和网络已经把明星们从云端拉下来,公众对他们的渴望似乎更加贪婪,更加矛盾。(或者用《Us周刊》的话说,“他们(明星)和我们没有不同?)盖拉指出,那些对狗仔队品头论足的人正是那些如饥似渴消费名人照片的人。这些照片满足了观众的平衡心理,体现了名气换来的报酬和惩罚:照相机镜头的阶级战争。 “今天还有人具备那种天生的光彩吗?”我问。 “一些女演员有老派的素质,”他犹豫地说,“梅尔·斯特里普是个伟大的演员,某方面说像赫本。还有尼克尔·基德曼。她们都是好演员。但是,我不知道她们是否有那种光彩。” “你会跟踪她们回家吗?” 不,他说,“我宁愿跟踪她,她叫什么来着……” “你愿意跟拍谁?”贝蒂敦促问。 “安吉丽娜·朱莉!安吉丽娜·朱莉”他说。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她有一张性感的脸。还有她的丈夫,他也很漂亮,布拉德·皮特。哦,安吉丽娜·朱莉和她的家庭。” 当然,盖拉本人 现在也成了某种名人。(他喜欢被拍照。这和贝蒂完全相反。在《拒绝拍照》的前言中,他说贝蒂“如此谦逊,和我不同。”)他甚至有一名跟踪者,一个给他写亲密邮件的女人。贝蒂对此非常反感。 盖拉对于自己的过去没有丝毫的后悔。也许只有一次,1969年,演员格丽泰·嘉宝挥着雨伞对他大喊,“你为什么要来烦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觉得有点羞愧,没有一直跟踪她到家。但她的照片仍然出现在《拒绝拍照》中。 他告诉我,杰姬·奥纳西斯是所有人中最虚伪的一个。富有、傲慢、势力,她在自己的橱柜里藏了一本剪贴簿,上面是所有和她有关的报道。(这是杰姬的女仆告诉他的。) 然而,显然在他的最著名的拍摄目标去世14年后,他仍然对她念念不忘。“多数时候,她忽视我的存在,”他说,“所以她才是我最喜欢的拍摄目标。因为她让我以自己的方式拍摄。” 他的第一本图片集《杰奎琳》于1974年出版,是他输掉官司1年后,他在书里追忆拍摄她的日子:“那是令人兴奋的时代。我记得秋天的下午在中央公园闲逛,突然看到她,像是草丛中的一粒钻石。”盖拉拍到杰姬在中央公园骑自行车,参加罗伯特·肯尼迪的葬礼,和孩子们野餐。一次他拍到她买杂志的照片,像普通美国妇女一样买东西。为了拍到杰姬穿泳装的照片,他甚至假扮水手跟踪到希腊麦克诺斯岛。另一名摄影师拍到了杰姬没穿上衣的照片。但他说他不会公布那样的照片:“我有自己的品位。这是好事。” 盖拉知道他的名气源于杰姬。当他选择世界上最注重隐私的名人作为拍摄对象时,他敲响了这种矛盾现象的丧钟。盖拉之后,名人历经演变,显得民主化,被冲淡。现在,许多明星选择走进镜头,成为摄影师的精明合作者。他们拍卖新生宝宝照片,以降低偷拍照片的市场价值;他们操纵摄影师上演虚假的个人生活秀;他们为了掩饰真正的自己而故意暴露。这样的发展趋势让盖拉觉得无所适从,但也是他帮助创造的。 贝蒂出去办事,盖拉和我坐在他家后院的门廊上,看着他亲手建造的喷泉和四季雕像。我们谈到去世的兔子:他说他大概不会再养了,因为它们的死让贝蒂很伤心。“她喜欢做母亲的感觉。”他指给我看他为兔子建造的巨大游乐场,里面有一个花园,一个装空调的区域,一个沙盘。在楼上有一个粉红的“兔子房间”。HBO的人曾考虑把它当做女孩的房间,确实很像。 盖拉告诉我,他很庆幸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这让他能够更投入自己的工作。我们重新走进屋内。我问在他拍摄的所有照片中是否有让他不安的。他说是一张杰姬在餐馆的照片。 “她非常生气,喉结都露出来了。”他神色凝重,“我从未公布那张照片。那是我所不愿看到的负面。我喜欢正面的东西—比如风中的杰姬。出租车司机猛按喇叭,她一转头,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两天后,我和盖拉在城里见面。我在WaverlyInn预订了座位。这家时髦餐厅相当于当年的“54俱乐部。”Waverly之行有些奇怪。我们进去时,盖拉脖子上挂着两个巨大的照相机。没有人要求他把相机寄存起来。但周围也没有看到任何名人,大概故意把我们安排在了偏僻的座位,因为我们的样子和环境显得如此不协调。 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开始谈论政治。盖拉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部分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我问他“9·11”时他在哪里。“我和杰姬在床上,”他说,然后嘲笑自己的口误:嘿嘿嘿!“我和贝蒂在床上!从某些方面说,贝蒂有点儿像杰姬。她的声音很小。我比较闹。虽然现在她变得闹了。” 离开餐厅后,盖拉走到街角,开始举起相机拍摄餐厅、在露天花园里用餐的普通人。没有人阻止他,甚至没有人抬头。 拉塞尔·西蒙斯(音乐制作人)歪戴着棒球帽走出餐厅。“嗨,拉塞尔!”盖拉大叫,西蒙斯加快步伐逃走,一副苦恼的表情。 我们站在街角等车。天气还比较凉爽,漂亮的年轻人牵着手在街上踱步。我们谈到文身。他讨厌文身,说它把女人变成了“行走的广告牌”。所以我不喜欢她,她叫什么什么来着,那个赛勒斯的女孩。太有煽动性,让其他十多岁的孩子希望模仿。这不好。“ 我问他,拍摄那些煽动照片的安妮·莱博维茨是否有错。“嗨,我也会拍她,不要弄错了。”他说,“我会拍她,照片肯定好卖。因为我也有偷窥癖,我拍摄性感的东西!你知道,最性感的素材,往往在豪华轿车里,透过窗户能拍到腿。” 我问他,他认为偷窥癖的根源在哪。“在我看来是神秘感。她的衣服后面是什么?让我兴奋的是内裤边线—然而女人们不喜欢内裤边线的痕迹。在我看来这是最性感的东西。我讨厌那种轻薄的东西—丁字裤—我毫不认为它们性感,一点儿也不喜欢。” 我指出,他的喜好已经过时了。现在这个时代甚至丁字裤也算保守了:那么多的小女星未穿内裤的照片上了报纸。 “糟糕透顶!”盖拉呻吟说。“我对内裤情有独钟。 我指出他有点儿变态—“别往糟糕的方面想,但是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老实跟你说!多数男人都这样。我的变态癖好—嗯,比多数男人多,真的。我经常想,它们从哪里来。我猜大概可以追溯到我青春期的时候,看到窗外晾着内裤,让我觉得兴奋。那是我发泄的渠道。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心理剖析。” 在Waverly餐厅时,盖拉给了我一本《杰奎琳》图集。一些页面被贴上了黄色标签,他还用红笔勾出了一些段落。大多是辩护摄影记者言论自由的。这些段落显得古怪过时,他辩护的所有元素都发生了变化—从隐私的定义到名气的性质—他所描绘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然而,盖拉反对虚伪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有一些说服力。 “虽然一些势力的新闻记者不愿承认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中有多少人的作品曾刊登在《生活》、《时代》、《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上?”他在《杰奎琳》中写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争,但我们最终将获得胜利。” 文:EmilyNussbaum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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