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风险是在财政金融部门

大亖忽悠

吴敬琏：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财政金融部门

2014年03月22日13:33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3月22日电（记者 杨迪）3月22日-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在京召开，本届论坛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为主题，围绕新型城镇化、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国企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吴敬琏在出席"201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改革优先序与短期增长风险"时表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可能的风险是什么？实际是在财政金融部门。简单地说，就是从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或者另外一种语言说，资产泡沫已经形成，于是它就出现一种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吴敬琏称，什么叫短期增长风险，是不是说如果我们增长率掉到了所谓底线以下就叫风险了，还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增长的速度是7.5还是7还是几，另外一种解释是对的，我们要保的不是7.5，七点几，而是要保就业，我需要补充一点，要保不单是就业的数量，而且是就业的质量。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最普通的劳动力，比如说家政服务或者保姆，他们是短缺的，工资是在提高的，而且他们的平均工资，比大学毕业生面临着严重的就业问题大学毕业生还要高，这是我们就业结构，就业结构的根本问题是生产结构。

　　他指出，像我们这样急需提高技术水平，急需提高效率的一个国家，竟然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他们的紧缺程度会比最普通的劳动者家政服务劳动者还要差，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结构有问题，也就是说，增长方式有问题，或者发展方式有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可能的风险是什么？实际是在财政金融部门。简单地说，就是从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或者另外一种语言说，资产泡沫已经形成，于是它就出现一种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这是最危险的事情。这件事情要根本解决，要靠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改革，在于形成一个有效率的体制。但是改革要发生起效果，起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于是在这个期间，就有可能需要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的防止一方面是靠我们的宏观当局用短期政策保持不至于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是根本性的解决要靠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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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改革开放陷入数十次“放乱收死”死循环

2014年03月23日14:41 来源：财经网

　　【财经网讯】　　“中国过去也是放权，放权之后出问题，然后再收权，收权之后又僵化，然后再放权，我们自己叫做放乱收死的循环。如果熟悉中国经济历史的大家就可以数出来一共有多少次，不下10次以上。”现在为什么这种可能性小了？98%以上的价格已经放开了，企业自主决策了，现在问题是政府还是拿着很多本来应该由市场去决策的权力，把这些权力放给市场，市场会去出清的，这个价格是自由的。所以就不太容易出现过去那种放乱收死的循环“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转型单元中如是表示。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楼继伟：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老朋友，有的还是我的老师呢，所以我有一点紧张，特别是上午张高丽副总理发言，讲了五个方面改革的任务，专门有一条是财税改革，而且其他四方面的改革都跟财政有关，所以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多的题目我也很难讲，我就想集中在财税改革的某一方面来讲一讲，今天这个单元的题目是“财税改革和发展转型”，我先重复一下张总理讲的我们的发展转型。

　　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基本上采取简政放权的做法，而不是大规模的用财政刺激手段的做法来对付相对低迷的经济环境，目前看效果是不错的。他刚才已经给大家报告了一些数字，我们已经减少了多少行政审批，今年还要继续减少，确实这些做法带来了效果，焕发了市场的活力。但是我也知道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因为中国过去在这些方面也有教训。

　　中国过去也是放权，放权之后出问题，然后再收权，收权之后又僵化，然后再放权，我们自己叫做放乱收死的循环。如果熟悉中国经济历史的大家就可以数出来一共有多少次，不下10次以上。这次会不会呢？我觉得出现这种循环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我们过去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或者改革开放早期还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实际要求中央计划经济，就是中央计划部门知道所有的信息和需求，掌握所有的供给，然后分行政层次下达指令，按照隶属关系去执行，那么结果假设条件是要求这个中央计划部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实际上做不到，做不到经济就僵化了，然后就是要放权，让下级的行政部门都有权力，结果打乱了所谓综合平衡，然后没有办法再收。

　　现在为什么这种可能性小了？98%以上的价格已经放开了，企业自主决策了，现在问题是政府还是拿着很多本来应该由市场去决策的权力，把这些权力放给市场，市场会去出清的，这个价格是自由的。所以就不太容易出现过去那种放乱收死的循环，特别是在三中全会我们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可能性就更小了。不要忘记，在说这句话的同时还有一句话，叫更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

　　楼继伟：我们的放权是两条，一条是政府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这些审计权要放给市场，大部分完全没问题，要做下去。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是如何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来确定管理责任，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些方面如果放权做得不好的话，也可能出现放乱收死，当然其危害不会像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那么大，我们应该减少一些弯路，这样就是一个实际上跟财政改革相关的问题。张高丽副总理讲到了财税改革三个内容，一个是预算的规划和公开，另外是税收的改革，第三是中央和地方管理责任和支出责任的划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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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宪平：新型城镇化重点是要实施五大任务

2014年03月23日11:44 来源：搜狐证券

　　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重点是要实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等五大任务。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在“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主题发言时表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重点是要实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等五大任务。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徐宪平：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城市化已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达到80%左右，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2011年世界城镇人口为36.3亿，中国城镇人口为6.9亿，占比为19%，报告预计到2030年世界城镇化率将达到49.8亿城镇人口，中国将达到9.7亿左右，占比将达到19.5%，中国对全球城镇人口的贡献率将超过20%，中国城镇化规模大、节奏快、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备受世界瞩目，我们说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改革开放35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1998年的0.36万亿增加到去年的56.9万亿，实际增长了25倍左右，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去年的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53.7%，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成就举世公认。
　　但发展过程中累计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比如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城市发展模式比较粗矿，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病的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和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利等等，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产业格局再调整，随着国内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城乡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压低公共服务成本来推动城镇化的过去不可持续，城镇化转型发展势在必行，推动城镇化转型发展就是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具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走好这条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必须坚持四化同步，深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相辅相成，必须坚持优化布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发射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市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生态文明，节约集约利用水、土地、能源等资源，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营运模式。必须坚持文化传承，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领土特点的美丽城镇，彰显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重点是要实施五大任务：
　　第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他们未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城镇内部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矛盾。也带来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问题突出，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一些风险隐患。要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其他常住人口，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地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一方面通过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全面放开县级城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到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市人口100万到300万的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500万的大城市的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的规模。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今年我们要求各类城镇要因地制宜的制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具体的标准，特大城市要实行居民制，并向社会公开、公布，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和他们的预期。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稳步推进城镇的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第二，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从城市群布局看，我国东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持续发展的压力在加大，而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的潜力尚有待挖掘，从城市规模结构来看，部分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综合在能力的矛盾在加剧。但一些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8.5亿左右，合理引导在东中西部地区，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不，关系到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要优化提升中部地区的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构建两横三纵的城镇化的战略格局，依靠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通过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连接，增强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和小城市产业功能、集聚功能和服务功能，把有条件的县城：重点镇、重要边境口岸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第三，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一些城区摊大饼式的扩张，空间开发无序，重经济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导致城镇建设粗矿低效，交通拥堵问题严重，水、空气、土壤等环境污染加重，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这既不利用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必须加快转变城市的发展方式，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要增强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强化城市产业、就业支撑，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要推进创新城市、绿色城市、智能城市和人文城市的建设，全面提高城市内在品质，要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城市管理方式，提升城市社会的治理水平。
　　第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意，未来中国城镇化率即使达到70%左右，仍然将有4—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要相辅相成，与呈现发展一体化要统筹协调，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业和……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美好的家园。
　　第五，要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现行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城镇住房、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通过改革释放发展潜力，为新型城镇化注入活力和动力。
　　女士们，先生们，在中国这样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城镇化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可寻，我们需要认真借鉴、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积极稳妥扎实有序的推进，我们希望国际上更多的专家学者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欢迎国际上更多的企业机构参与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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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规范央行权力边界 重点改革资本市场

2014年03月22日12:11 来源：搜狐证券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在“改革优先序与短期增长风险”分会场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以下为发言实录

　　周其仁：论坛的题目还是挺难的，因为经济制度是方方面面都有互相联系。谈一项改革如果没有其他方向改革的配合很难推进，所以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不是一个单项的改革。但另一方面吴老师说改革像做一切事情一样资源也是有限的。你想全面改革，但实际上拥有的资源总是跟这个目标之间有差距，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怎么让用有限的改革的资源聚焦起来达到可以全面深化改革。我想，这个难题的破解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现在改革并不是完全从头画一个新体制的图，因为中国从78年以后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社会生活的有些部分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只不过这个变化很不均衡。所以可以从现状的分析中发现哪些地方是相对薄弱的，而有限的资源是可能对它起较大的作用。而一旦突破对全面改革有较强的带动作用。顺着这个思路我讲一个看法，这个完全是要求教于各位。

　　这次全会决定最重要的一条，至少在经济制度方面最重要的一条是让市场在资源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就落这一条，这条落下去和不落下去对未来中国是天差地别的差别。要落要寻找一个重点，我的看法是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最重要是要找到那个场所，市场是一个场所，是一个market place，研究现在中国所有的场所，初级市场发育得很好，农贸市场、专项产品市场，其中有一些已经有全球的影响，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阿里巴巴[微博]网上的市场、交易平台。这些不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场所中的高端的部分，是以交易所为代表的场所。这些场所很小，但完成了价格发现的功能，对全国的资源配置都有辐射性极强的影响。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薄弱环节。

　　你看我们多少年，我们的股市跟国民经济的增长之间是脱节的，这个脱节不是自然原因，就是我们高端市场的有些制度安排，这里头像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界定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的看法如果要让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全面改革当中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中，那些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是下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其中就是一个资本市场，因为它的带动性非常强，我们现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讨论多种所有制，它有一个价格发现问题，它大量资产重新组合有定价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定价机制，只能一对一谈，私人财产可以一对一谈，什么价就是什么价。共有财产一对一谈，政治上通不过，一定会弊端丛生，会带来大量政治上不能接受的问题。后来叫停实际上是跟这个原因有关的。

　　现在我们讨论要把一部分国有资产转到社会保障基金去，这是非常好的思路。但在为社会保障基金怎么做呢？它的高端市场保障基金才可以有效运作，没有市场调节高端市场是很难运作的。还有垄断企业的开放，要动员更多的民营企业，像刚才主题讨论会上讲到的，比如说电讯，组织更多的民营集团进去，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比过去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要进入这些垄断性较强的市场，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帮助做配置是很难实现的。

　　还有地方债务，第一是过去怎么了，第二是未来怎么办。完全拿土地压给银行套钱来发展，如果说没有走到头也快要走到头了。下一条路是什么？是要债市承担未来城市化融资的问题，债市也是一个高端市场。现在中国高幅度走出去，全球资源的配置外汇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外汇市场到今天很不容易了，双向汇率的变动。但可能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改革要放进去。就是人民银行[微博]在这个市场中的地位要划清楚，要有一个权力清单，要有一个负面清单。简单地讲，就是除非出现某几种情况，一般不能入场这么大手地买卖外汇，银行在外汇市场里起的责任太大、责任太重，最后各方都在在跟央行[微博]博弈，会有很大的系统风险。央行撤出来会有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才可能反映供求。土地现在炒，就是拿现在重庆、成都、武汉、天津这四个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为中心，组建一个交易所，这个体系。发挥作用以后会倒退过去推动确权，推动土地的流转，因为它会把流转的好处显示给相关各方便看。所以我的看法，这个交易所为代表的市场的场所是改革的重点。

　　那么要改这个领域也是要有最小的配套。

　　第一条要修法律，因为这些高端市场都有一些相应的法规盯着，这些法规有正面的东西，但是从经验来看也有反映过去观念跟不上、甚至一些部门利益包在法律里头。现在政府领导人的理念我认为是对得，法无禁止公民企业都可为，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为。我认为这个原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原则在中国要落一定要修订法律，因为现在法禁止的很多事情不合理，法授权的事情也不合理。总的来说是对市场活动的禁止偏多偏杂，对政府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授权范围太大。所以一定要修法，如果全面修法有困难，我的市场就是在高端市场领域，允许现成的法律暂停发挥作用。

　　第二条，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首先要在高端市场做，具体到高端市场就是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关系要理清楚，现在是边界跨域得太多，我有过这样的观点，现在的高端市场非常像计划时代的工厂。计划时代是部委管工厂，最后的结果是非全面改革不可。现在的高端市场叫市场，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要经过行政审批，人财物都管，没有发挥市场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上海交易所理事会十几年不开会，完全没有功能，完全了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这样的市场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第三条，界定这个关系不能有现在的监管部门主导，你让他主导他难以割舍，要按照这次框架要有深化领导小组去主导。你让部门去主导，就是我在部门里我也一样舍不得啊。怎么可以把这个权放出去呢？所以我的看法，如果主席要我用一句话概括，我的概括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要紧紧围绕这个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改法、改组织、改机构而且从整体看这些市场现在落后于国民经济的表现，因此如果改对了会有很明显的增长，可以避免短期增长的风险，也可以凝聚更多新的改革的获利的阶层来支持这个改革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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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谈改革次序：优先推动“最小一揽子改革”

www.eastmoney.com2014年03月23日 19:38

　　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各界议论纷纷，有的说财税体制改革，有的说行政体制改革，而在昨天(22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经济学家吴敬琏却提出了优先推动“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新说法。

　　“最小一揽子改革”，是针对“突破口”这个提法来说的。吴敬琏认为，过去30多年来所谈的“寻找突破口”，现在来看，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

　　吴敬琏：自从2010年，在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里面提出要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时候对于改革的设想似乎占主流地位的就变成从一个系统的观点来看。优先顺序就意味着不是一两个突破口而是一组重要的改革项目。这个看法我觉得更加具有系统性的观察。

　　那么优先推动哪些改革项目呢？目前经济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有先易后难，或达成共识先改等。但吴敬琏有不同的答案，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改革项目多达336项，首先要选出最为重要的和关联性最强的少数改革项目，形成“最小的一揽子改革”。

　　吴敬琏：按照让我们进一步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发挥作用所必需进行的改革作为最优先的改革。如果说没有共识，那么要做工作很快地形成共识。

　　按照这样的标准，哪些领域又是改革的当务之急呢？吴敬琏提到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二是国有经济改革。

　　吴敬琏：因为过去到底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这个问题悬而未决，这是经济中一个核心的问题。要让正面清单，人民授权的可为的单子变得越来越短。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有经济，怎么改革才能保证这样的市场能够建立起来。

　　在昨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对于改革的优先顺序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眼中的优先顺序，是资本市场。

　　周其仁：现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讨论多种所有制，大量资产重新组合有定价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定价机制，只能一对一谈。还有垄断企业的开放，要动员更多的民营集团进去，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帮助做配置是很难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