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说事” 3月4日下午,北京昆泰酒店3层,第8、9号会议厅,政协无党派14组和15组的委员正在进行小组会议。 手拿一张抬头写着红色的“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字样的信纸,崔永元给委员们念着纸上写的内容:2006年,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大米由于被查出含有转基因成分遭遇退货,这些退回来的大米总计多少吨?去向如何?是烧了还是在国内市场消化了?所有信息都不得而知。 按照农业部的说法,只有转基因抗虫棉和转基因抗病毒番木瓜是批准种植的,但根据崔永元的调查,至少在湖南、湖北、广西、吉林4个省区存在滥种转基因作物的现象,他希望农业部公布转基因作物的滥种情况。 此外,国家批准了220亿元作为转基因专项研究资金,再加上地方配套资金和发改委每年给予的5亿元资金,总额或达上千亿元。小崔追问:这些资金都去哪了?研究出了什么成果?有哪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其中有没有腐败?他建议,国家审计署应该对此进行审计。 崔永元越说声调越高,直到把这页念完,他才稍稍停顿了一会,并自言自语地说:“不能激动,冷静。” 3月1日,崔永元刚刚把去年年底赴美拍摄的转基因纪录片上传到网上。这是他自费100万元,走访了洛杉矶、圣地亚哥、芝加哥、斯普林菲尔德、西雅图、戴维斯六个地区,进行了近30场访问,最终形成的68分钟的纪录片。截至1日当晚,该片的播放次数已超过100万次。 转基因话题持续发酵,一直延续到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记者注意到,“挺转”的袁隆平与“反转”的小崔同属无党派小组,于是坐等一场好戏。当听闻袁隆平请假没来,不禁暗自失望。 而在政协农业组这边,几乎每一位农业专家受访时也必会被问到转基因问题。3月3日,本报记者采访牛盾有关转基因的问题时,这位说话略带西北口音的副部长回答说,转基因技术商业化分为实验室、环境释放和商品化生产三个阶段,中国目前主粮都没有进行商品化生产。 牛盾认为,转基因是高新技术,属于生物工程技术之一,中国政府对此的战略是:高度重视,并要在这些前沿领域占领制高点。 崔永元则告诉本报记者,关于转基因问题,现在惟一能够确定的就是科学家们还存在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把转基因食品拿给大家吃肯定不妥。更不对的是还不告诉公众这一技术存在争议,“偷偷摸摸地种。” 实话实说 小崔在较真,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奇怪的是,类似的声音在官方、科学界并不多,且越来越少。站在小崔身后更多的还是喜欢看《实话实说》的“普通观众”。 小崔并不“小”了。他生于天津,长于北京,大学时代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过记者,后来又进入中央电视台客串策划《东方时空》;1996年,他主持中国内地第一档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并广受好评;6年之后的2002年,却患上重度抑郁症;再往后,干脆离开了自己一手打拼的舞台。 除此之外,崔永元还演过小品,出过书,拍过纪录片,也重新出山主持过《谢天谢地,你来啦》、《小崔说立波秀》等节目;如今,他最新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教师,讲授口述历史概论课程;同时,他还是崔永元公益基金的发起人,该基金以“乡村教师培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长期目标。 现在,他把矛头对准了转基因。 崔永元告诉本报记者,他的性格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连自己都不知道下一站在哪。不过,虽然自己做的许多事情看似都不搭界,但他的专长是“干一行爱一行”。他自认为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一段时间如果迷上一件事情,就会坐实它,然后再进行下面的事情。 而执着显然不是他反对转基因商业化的惟一理由,甚至都算不上是主要原因。崔永元心里有另一杆秤:“如果转基因技术真的存在问题,那将来我女儿吃了转基因食品后就可能会得病,别人家的子女也可能因此遇到问题,所以必须要把转基因问题搞清楚。” 本报记者问崔永元:假如有一天,科学界得出结论认定转基因技术是安全可食用的,会觉得之前的做法错了吗?崔永元坦承,这是肯定的,如果科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肯定就错了。但是,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他还是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崔永元说,他现在其实非常希望结束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开始下一件事情。未来他计划拍一部电影。现在电影剧本已经到手了,下一步还要将剧本分镜头,需要花6个月的时间。关于内容,他拒绝透露,但表示,“题材挺有时效性的,大家都愿意看。” 崔永元说,他之所以进行转基因方面的研究,为的是唤醒公众。他本人既不是“反转派”,也不是“挺转派”,而是“无党派”。做过记者的他崇尚真实,只要将自己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公众,记者的使命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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