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汉奸”帽子漫天飞的时代，我们忽然间觉得自己都有了一种“汉奸嫌疑”，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汉奸”二字承载了太多人性的元素。回顾历史，最早引发“汉奸”这个词的人就是满清皇帝乾隆，他玩文字狱，用汉人洗脑汉人，从此，这种为满清毒害自己族胞的便被称为“汉奸”。后来慈禧太后依照几个满族大臣和八国联军开战，结果被打败，便把这般满族大臣骂成“汉奸”，说他们是代表汉人来灭掉她的，后来梁启超等人要搞议会，慈禧又用“汉奸”大骂，如此说来，这是满族统治者发明的骂人工具。
清朝统治者之前没有用“汉奸”的，有的只是用“奸贼”。屈原爱国，骂投降秦国的人是奸贼，当今说屈原是地方主义者。蒙古人和金人在中原和华北斗了十多年，双方部队基本都是汉人组成，乃至张弘范在崖山一战灭掉南宋还为自己立了块碑，上面刻着““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后来人在前面加了“宋人”二字讥讽他，但他自己不以为意，可见他没把自己当成宋人。这不是个别人这么想，百姓们根本没有把国家当成自己的，谋生最重要，当官最重要，谁来都是中国人，根本没有汉奸不汉奸的观念，大家仅仅是识时务者，进入另种良民角色罢了。
从这点看，中国人十分务实，因为他们并不相信汉人皇上和外族皇上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中国文化所能提供的儒家伦理从来就不是普世价值，皇上嫔妃上千，百姓娶不上老婆却要讲贞节，双重标准就等于没有道德标准。在中国文化的世界里，我们必须不断压抑自己的情感和理性来＂适应＂文化提供的＂圣人价值＂；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情感模式调到＂病态的档位＂上，才能获得这个病态文化的认同。它使得中国人普遍的生活在了一种虚假的体验之中，内心逐渐枯竭，灵魂陷入沉睡；在这种含毒的文化的＂哺育＂之下，创造力枯竭和道德崩溃自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每个正常人都在谋求着一种真实的生活体验，首先就是活下来，在高压统治下不得不扮演虚伪的人生角色。
活在这种虚伪人生角色是非常残酷的，没有灵魂，行尸走肉，根本么有独立人格可言，无非是统治者的一种拟人财产，人们被迫寻找自我存在感。于是，中国人从秦代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人格分裂特性，如作家莫言所说，所有门面文字都是为了政治统治目的，而把私下表达当成真实的自己。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铁杆汉奸是梅思平，梅思平是五四时期火烧赵家楼的北大学生，他的看家本领就是张口“汉奸”闭口“卖国贼”，被他污为“汉奸卖国贼”的爱国志士不计其数。这个狂热抛射“汉奸卖国贼”帽子的政治流氓，后来出任汪伪汉奸政权的内政部长，摇身一变为赤裸裸的铁杆汉奸。可见，离开人性的真实而＂虚构价值＂的悲剧。在这样的含毒文化里，真实健康的人性必然枯萎，虚假压抑的人性之恶必然＂茁壮成长＂。
我们不可否定在中国这个病态的文化氛围里，人们践行所谓的＂美德＂时，自己的内心却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体验，并没有感受到审美性的快乐和满足，有时甚至是痛苦 和压抑，这就会导致人格的虚弱甚至分裂。内心体验与文化约定总是产生矛盾，个人修养和社会道德相互对抗，这就是＂文化的毒素＂的致病机制，梅思平也是个牺牲品。抗战时期汉奸军队竟然和日军数量相等，甚至更多，除了要吃饭，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这和汉人给满清当奴才出自同个心理，这在世界战争历史中很少见。
相比之下，日本人的“忠”文化提供了一种“服从感”审美体验，因此他们能够保持人格的一致性，虽然这种一致性有时十分残酷。二战后日本军人在华修建公路，国军军官这样回忆道：
“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官阶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
一个健康的文化应该是这样的：它所提供的价值与人天赋的情感模式是一致的！这样一来，当人践行文化约定的价值时，他的内心是通畅的，他情感是鲜活的、体验是美好的，人就会从文化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营养＂来滋润自己的心灵，从而获得精神的家园。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就如胡适所言：
以“健全的个人”为核心本位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平等博爱、崇尚自由、尊重宪政、捍卫民主、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尽职尽责、科学文明、和谐宽容的现代公民精神。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也已经从科学和实证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揭示真实人性的渠道，这也是极具价值的一个人性解放的方向。如果我们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我，必然依旧扮演这虚伪的人生角色，“汉奸”灵魂就必然附体在我们身上。
发表于 2013-12-22 00:5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