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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叫什么部长。这是官气。主席讲，是做官当老爷，还是当老百姓的学生。领导跟群众结合，反对做官当老爷。 前天人民大会堂大会。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宣传部，聂荣臻同志都是逼上梁山的。这么大的运动，出现偶然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那天大会就是偶然的。 （主席：我们也不是批评张际春，是让他紧张。） 那天的会开的并不坏。不要以为事先没有谈得好好的开了万人大会，就认为不好。只要大的方向没有错误就是了，小的事慢慢弄清。大革命中，随时可能出现偶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质彬彬……"。这种偶然，可能经过我国科学事业发展，掀起一个革命的。偶然性料不到，（主席：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中的，聂元梓出大字报，你没想到会广播、出乱子。）但是也同必然性联系的。 主席：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高明，只有群众才高明，工农，本质，我们的意见从他们那里来。聂元梓等四同志我想见一见。上午开小会，下午开大会，开两小时。陆平没有敢做的事，工作组做了。工作组做了坏事，一不会斗，二不会批，三不能改，起了阻碍群众革命的坏作用，90%的工作组是不好的，不是再看一看的问题，已经两个月了嘛！ 上午开小会，下午开大会，半小时一个人，两小时。 八月二日 李雪峰：北京市的文化革命问题。 一个多月的运动，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强调，过于信任、依靠工作组，犯了错误。6.18事件，看了材料，作了两派学生争取领导权的判断，或者说是干扰运动的判断。这就引向了学生与学生的斗争。 对张承先工作组，采取了说服的方针，没有觉悟到阻碍革命的普遍性，没有觉悟到自己讲话所作的错误判断。又过两周，发现北大工作组没有执行我们的指示，以后又提出了批评工作组。 （主席：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工作下去的，犯了今天的错误，我也是个保皇派。） 保护工作组的错误。以后提出革命的大演习，也没有用工作组限制联系起来。迷信工作组，不相信群众。主席讲过，工作组缓派一步；中央文革小组提过几次，我们也没想通。 其次，提出一个恢复党团组织。虽然强调不是恢复旧组织，讲了主席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一进去就三结合，彭真的三结合。虽讲了，许多地方没有这样办，等于恢复了旧领导。这个起了阻碍运动作用。犯错误的原因，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想过历次反右经验，没有想到今天的情况，特别是北京情况，也没想过取消工作组这个问题。 其次也有繁琐哲学观点，如调查研究，没有强调普遍性，只强调蹲点方式，形势不同。23条会议时主席批评过我讲的繁琐哲学。以后改了，提出一个小工作组大积极分子队伍形式。农村也没全改。到城市又犯了繁琐哲学。我们集中全力，一切为了前线，把工作会议缩短了。听了一些反映，动摇了，奔忙于各种事务。强调北京的主战场。 总之，还是不善于大胆的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不敢放手走群众路线。也有一个首都观念，怕出乱子。框框很多。 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很不容易。老干部也需要很大力量学。 薄一波：作两点检查。 一是工交口，在我主持下派了十几个工作组，大都犯了方向性错误。对工作组交待的不清。我派工作组是积极的。对工作组的作用，历史上反复过多次。根本没想过工作组进去后会阻碍文化大革命。最近才认识到，主席指出工作组根本不适应今天这种形式。在主席指出后才认识了。对群众相信不够。不是充分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挑工作组，挑了些做官当老爷的人，一出手就是钦差大臣。群众不能反，一反就跳起来。 不懂或很少懂得群众路线。不是先当好学生再当先生，习惯于行政命令，简单化，瞎指挥。 工交部门突出政治不够，更加不懂文化革命，隔行。帮助，帮了倒忙。 同意，把工作组官统统罢掉，这是有深远意义的。立一个榜样，什么地方出了修正主义，只能是那里的群众起来造反，打倒它。
文革初期，毛泽东接见群众时与解学恭握手
第二，在具体工作上也犯了错误。6月22日，地质学院传一件事，有一个指示信。于本盛同志来电话说，你们的副主任李人林讲的话是否对？在电话记录上注了我的意见，大体上：一、李的意见是对的，应同左派一起闹革命；二、如果说党委有问题，派工作组过去代行职权；如果有人再夺权，就等于夺了党的权；三、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应当批评。 6月25日，在学校广播了。我很苦闷，批评了工作组。并要求学校再广播，要求撤消我的讲话，并指出我的讲话是错误的。起到了压制民主的作用，性质是严重的。 我希望党给我处分，罢了我领导文化革命的官，下去蹲点，向群众学习。 主席批评我粗、浮、少（少马列主义），我检查跟毛泽东思想少。有决心跟。 周恩来：十中全会到现在，不论国内外大事的决策，不论国内社教文革，都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来审查我们的工作。 1962年，靠毛主席思想克服了三自一包、分田到户的修正主义动摇。不管哪一次大事，都是毛泽东思想指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的大字报的公布，是主席亲自发动的一场大革命。 几年来的整个发展，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建设进入一个大高潮。 1963年在第一个十条时，主席讲挖掉修正主义根子。1964年，五个接班人条件，1965年23条，重点是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今年，革命的造反，小将们都懂了。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灵魂深处，一切旧思想……都要革命，建立起新思想……。自己要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中去，只有在毛泽东思想下，才能推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林彪同志提出大学毛泽东思想，意义深远。广大群众，特别是这次文化革命中，革命向前进，打烂旧的束缚，就得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看到我们的希望。我们要向群众学习，必须学。四分之一的人口搞好了，对世界就是大影响，四年来的成绩反映了这个思想，公报上要反映这点。 其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老一辈人一见到新鲜事物，第一次往往是错误的，这是董老讲的，我深受感动。如同一波讲的，我们这些人冲口而出的话，对新事物不了解，就是一种习惯势力。 我们求教于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但是任何人都要到实践中去考验，你是否真正懂得了在实践中学。旧的习惯势力，几千年，在人们中存在着，扫帚不到他不走，绝不能掉以轻心的。旧脑筋，新运动，老革命，新问题，工作组就是个新问题。首先要不怕乱，首先敢引火烧身，把自己的旧东西放到一堆去烧。和平十八年了，做官当老爷，习惯于行政命令，脱离群众。不认识任何运动的主人是群众。文化革命中，青年学生、师生是主人。青年犯点错误是可谅的，可理解的。 决定派工作组，近百人，一声令下，就奔赴前线，这种精神是好的。可是我们没有给交待政策，交待了就可能不同得多。绝大多数发生了包办代替，学生老师就起来抵触。这怎么办？绝大多数是好的，坏人干涉是次要的。6.20前后，差不多都有一些事件，都反对工作组，有拥护的，有反对的，学生同学生斗了，把斗改批任务放到一边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所以这是方向性的错误。 伯达同志两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好好研究。直到主席回来，我们还是主张工作组不撤，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我在常委工作，我们要担起这个错误，虽然也听了市委的汇报，有些是假情况，深刻批评一下是有好处的。 对形势的估计上有错误。对工作组作用估计高了。60万人游行，一天就准备好了，这说明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 因此，我们大家都放到这个火热的文化大革命洪炉中去锻炼自己。上午小组会，下午大会，晚上到学校中去，这是很重要的学习。 机关文化革命也要象学校一样，选出文化革命委员会、小组，不要老是什么党委，领导下命令。把自己摆进去，把十七年来做官当老爷的恶习统统烧掉。我们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到实践中去。犯错误是难免的，犯了就改。 陈毅：文化大革命真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几天一学，变化很大，到今天也不能说我已了解了文化革命。 到学校去看大字报，知道了许多事，是做官当老爷所不能了解的。外语学院有四十多张大字报，基本上把办学问题说清了；有120张大字报把历史说清了。外语学院中彭真设了一个语言学院，我根本不知道。事实教育了我们。我们那些校长们，就是不读书，不研究，不同群众商量，我们有很多和他们相类似的地方。 张彦事件是对我一个沉痛的教训，他在华东局时，和饶漱石很接近。到北京来，到总理办公室，以后到外办，八年，朝夕相处。跑腿、办案都不差，从来在我面前不提反对意见，（我）很相信他。这次派他到外交、外语学院去，就是他出的大乱子。在紧要关头，阶级斗争本质才暴露出来了。不能无条件的信任一个人。 机关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个经济委员会，可能监督领导更好些。 李先念：工作队犯了方向性错误。我这个口子派了一个半工作队。外贸学院党委垮了，派了工作队。现在查了一下，压制民主是普遍的。打击了左派，斗争方向错了。 我的思想上支持工作队的。就是怕乱。要横扫这个思想。当时派工作队，自己觉得很认真，很理解，很得力的。不知哪里来了那么多怕，特别是怕群众，尤其是学生这个群众，一触即发。我们落后了。究竟辩论到什么程度，就不压制民主了？这个界线至今搞不清楚。反工作队就是反党。错误严重就在这里。 八月三日 刘澜涛：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多月以来，也派了工作团，在实际工作上犯了方向性错误，特别是交大的问题。 大量派了工作组，绝大多数师生说是革命的障碍作用。 西交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了6.6事件。判断上错误，混淆了两类矛盾，如彭康事件，6月5日召开了秘密会议，内外线进攻。这个材料是一个干部子弟反映的，因此确信无疑，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实际不是。是把一个革命左派李世英打成了反革命。 把斗争矛头引向整革命师生，越是反对工作组的，越围攻的凶。打击了李世英，以至自杀。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行。发现之后，处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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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0 05: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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