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锁定竞争对手
当然,美国握有不少从战略上锁定竞争对手的手段。
实际上,在二战末期,美国就曾“落井下石”,从而夺取了英国长期把持的全球金融权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保住在全球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顶层地位,继续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美国经常交替运用金融与贸易手段来打压主要竞争对手。
从外交关系来说,日本与美国要远远高于中国,但是当日本实体产业领域的发展危及自身,美国毫不忧虑地举起了金融铡刀。日本做梦也没想到,美国竟然会对自己下如此狠手。
1985年,一纸“广场协议”夺去了日本的汇率主导权,日本直到今天仍未能完全恢复元气,基本失去了挑战美国全球经济霸主的可能性。
37年后,美国又瞄准了中国。原因很简单:
中国经济规模直逼美国,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之一;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中国贸易地位不断上升,2017年中国的出口额为22635.22亿美元,与美国23293亿美元的全年出口额相当;
中国金融力量也已今非昔比,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
中国还持续对美贸易顺差,是美国第一债权大国;
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之趋势日益明显……
与37年前的日本相比,来自中国的挑战似乎更大。
特朗普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我们跟中国有37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一半逆差都来自他们(中国)。”
总统贸易顾问皮特·纳瓦罗认为:“他们(中国)的GDP从1万亿增长到了12万亿,期间我们失去了6万座工厂和500万制造业就业。这都是中国造成的。”
2017年9月,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负责官员与笔者就中美经贸问题、一带一路建设以及“301”调查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此后,笔者与相关美方人士多次交流,无论是美国政府的在任或离任官员,都不希望中美发生体系性的贸易碰撞。
但是,他们均认为,美国“一手”引领中国走向了全球经贸舞台中心,中国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美国的预期。如今,美国经济遇到“困难”,全球财富中心正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将来全球财富的配置与资产定价中心也可能转移到中国。况且,中国正在积极主导重构区域乃至全球贸易规则,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在交流中过程,美国官员甚至“赤裸裸”提出:中国政府(国企)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因为你们太有钱了,而美国政府(企业)越来越缺钱,中国应该向美国政府(企业)公布“一带一路”建设的准入清单,从资金上支持美国。
4 高级别的恐吓
最近几年,不仅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国在量子通信、高温铁基超导、载人航天、深海探测、智能电网、核电站以及其他一系列超级工程建设中也取得重大突破。
2017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1.75万元亿元,占GDP比重已达2.12%。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增至GDP的2.5%,研发总额也将顺势超过美国。
现在,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一向喜欢用静态的眼光和傲慢的心态看待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美国还不太能够适应。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在经济实力成长和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地位提升超出了美国的预期与实际控制边界。
其主流观点认为:若不阻止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极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失去高端制造业的全球出口竞争优势。
因此,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试图以“大当量的贸易战”这种看似非理性实则蕴藏国家竞争策略的超常规手段,来最大限度钳制中国的发展,进而重写全球贸易规则。
贸易战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别的恐吓”,是实现美国利益的谈判工具。
特朗普无疑希望复制当年里根敲打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的做法,用来对付中国,无论是恫吓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还是追加100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都是试图逼迫中国妥协的策略工具。
其实,美国的执政精英们十分清楚:
中美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分工格局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长期且稳定的福利;
中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在某种程度上以持有美国国债的形式补贴美国经济发展,甚至用于美国的国防与教育开支;
还有他们避而不提的美国对华巨额服务贸易顺差。
并且,在2008年9月至12月的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握有巨额美债的中国不仅没有抛售美债,还帮助美国政府稳定了金融市场,而美国“回报”给中国的,则是通过量化宽松(QE)向全球金融市场拼命注水。
如今,惯于塑造战略敌人的美国选择在中国处于国力上升的关键时期下狠手,亦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国家战略。
长期以来,特朗普喜欢研究对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这个手段在其过去数十年的商业生涯中屡试不爽。如今,他把这套战略应用到治国上,意图把竞争对手搞得鸡犬不宁,使其疲于应对,进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效果。
此举果然见效,中东首富国家沙特忙不迭上门送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日前访美期间,两国在10个关键领域签署了总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协议,这些协议预计将创造75万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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