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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这么讲。”贝蒂说。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谁管你。”她皱了皱眉。 盖拉笑了。“那些照片向年轻人宣扬色情。荷尔蒙已经足够把年轻人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现在的人成熟太早—这些女孩，她们很早就被搞大肚子，闯祸的男人被迫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他没有事业。我认为这是今天的错误。他们太早结婚。他们不热爱自己的工作。”嘿，嘿，嘿。 “如果人人都热爱他们的工作，这将是个伟大的世界。” 现在，盖拉已作为艺术家，作为运用“魔法媒体”的先锋，得到承认。他的作品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他的书受到《纽约时报》的赞赏。他自称“图像强盗”，吹嘘说他的艺术根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意大利人有伟大的文化，在艺术、音乐方面。我们有米开朗基罗，有达芬奇。我得说，他们是我的父亲！因为我可以选择自己的父亲：我可以研究他们，因此说他们是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不像个真正的父亲—你知道？” “安迪（沃霍）热爱他。”菲利普·得佩里拍卖行的图片部主任查理·谢佩斯说，“他遵循维加（美国摄影师，以黑白街头照片闻名）的传统。在我看来，它们是老派的化学照片—他将作为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摄影师被载入史册，像吉约姆·泽尔比代表了30年代一样。”但是吉约姆·泽尔比是精英咖啡社会的一分子，拍摄对象大多是他自己的朋友。盖拉则作为一名外来者，记录着一个更随意的年代，那时，明星们还可以自由出入舞厅俱乐部。 谢佩斯说，印刷媒体仍然是盖拉照片的最自然载体。数码时代已经让他的媒体垂死。盖拉的痕迹也许无处不在（谢佩斯说，时装杂志经常模仿他的影像风格），“如果人们把它们看成艺术品，那么世界各地都会有他的作品的交易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盖拉指出，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确实有人买卖他的作品。）但他的市场价值可能改变。谢佩斯补充说：“谁知道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出名？杰姬·奥纳西斯不如她妹妹李·拉兹威尔漂亮，但她却成为一代偶像。” 盖拉最新的图集《NoPictures》即将于11月1日出版，里面收集了众多明星拒绝被拍照的图像：他们有的举起手臂遮挡面孔，有的推开照相机。在每张照片背后一页用粗大的字体印着他们当时对盖拉说电话（“是罗恩·盖拉。快跑！”—瑞安·奥尼尔，《爱情故事》男主角） 盖拉的高中意大利语教师康斯坦扎太太曾经对他说，“你要么成为某人，要么不名一文。”他相信，在内心深处，人人都想出名。出名是件好事，被人拍照更该看成是一种赞赏。因此，如果明星说他们对被人拍摄感到愤怒，说明他们在演戏。如果他们对拍照的盖拉视而不见，则被视为默许。如果他们前一次微笑面对镜头，下一次却挥动拳头，那么他们就是伪君子。事实上，明星都是虚伪的。“他们假装不想出名，其实乐在其中。” 他的许多优秀照片都反应了图像视觉冲击和拍摄方式之间的冲突—被拍摄对象的犹豫态度，摄影师的动机，以及观众对照片的诠释。比如，一张照片中，导演伍迪·艾伦一副退缩的表情，举着手掌试图遮挡镜头；另一张照片中戴着大墨镜的女演员凯瑟琳·赫本躲进了自己的轿车。还有和男友抱在一起的茱莉亚·罗伯茨，两人藏着头不愿面对车窗外的镜头；连弗兰克·辛那特纳也露出脆弱的一面，大叫着“你意大利佬，你得到许可了吗！” 这些照片拍得很漂亮。但这并非盖拉对流行文化的最大贡献。他是公众对曾经高高在上的明星们的渴望的具体化身，虽然八卦杂志和网络已经把明星们从云端拉下来，公众对他们的渴望似乎更加贪婪，更加矛盾。（或者用《Us周刊》的话说，“他们（明星）和我们没有不同？）盖拉指出，那些对狗仔队品头论足的人正是那些如饥似渴消费名人照片的人。这些照片满足了观众的平衡心理，体现了名气换来的报酬和惩罚：照相机镜头的阶级战争。 “今天还有人具备那种天生的光彩吗？”我问。 “一些女演员有老派的素质，”他犹豫地说，“梅尔·斯特里普是个伟大的演员，某方面说像赫本。还有尼克尔·基德曼。她们都是好演员。但是，我不知道她们是否有那种光彩。” “你会跟踪她们回家吗？” 不，他说，“我宁愿跟踪她，她叫什么来着……” “你愿意跟拍谁？”贝蒂敦促问。 “安吉丽娜·朱莉！安吉丽娜·朱莉”他说。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她有一张性感的脸。还有她的丈夫，他也很漂亮，布拉德·皮特。哦，安吉丽娜·朱莉和她的家庭。” 当然，盖拉本人 现在也成了某种名人。（他喜欢被拍照。这和贝蒂完全相反。在《拒绝拍照》的前言中，他说贝蒂“如此谦逊，和我不同。”）他甚至有一名跟踪者，一个给他写亲密邮件的女人。贝蒂对此非常反感。 盖拉对于自己的过去没有丝毫的后悔。也许只有一次，1969年，演员格丽泰·嘉宝挥着雨伞对他大喊，“你为什么要来烦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觉得有点羞愧，没有一直跟踪她到家。但她的照片仍然出现在《拒绝拍照》中。 他告诉我，杰姬·奥纳西斯是所有人中最虚伪的一个。富有、傲慢、势力，她在自己的橱柜里藏了一本剪贴簿，上面是所有和她有关的报道。（这是杰姬的女仆告诉他的。） 然而，显然在他的最著名的拍摄目标去世14年后，他仍然对她念念不忘。“多数时候，她忽视我的存在，”他说，“所以她才是我最喜欢的拍摄目标。因为她让我以自己的方式拍摄。” 他的第一本图片集《杰奎琳》于1974年出版，是他输掉官司1年后，他在书里追忆拍摄她的日子：“那是令人兴奋的时代。我记得秋天的下午在中央公园闲逛，突然看到她，像是草丛中的一粒钻石。”盖拉拍到杰姬在中央公园骑自行车，参加罗伯特·肯尼迪的葬礼，和孩子们野餐。一次他拍到她买杂志的照片，像普通美国妇女一样买东西。为了拍到杰姬穿泳装的照片，他甚至假扮水手跟踪到希腊麦克诺斯岛。另一名摄影师拍到了杰姬没穿上衣的照片。但他说他不会公布那样的照片：“我有自己的品位。这是好事。” 盖拉知道他的名气源于杰姬。当他选择世界上最注重隐私的名人作为拍摄对象时，他敲响了这种矛盾现象的丧钟。盖拉之后，名人历经演变，显得民主化，被冲淡。现在，许多明星选择走进镜头，成为摄影师的精明合作者。他们拍卖新生宝宝照片，以降低偷拍照片的市场价值；他们操纵摄影师上演虚假的个人生活秀；他们为了掩饰真正的自己而故意暴露。这样的发展趋势让盖拉觉得无所适从，但也是他帮助创造的。 贝蒂出去办事，盖拉和我坐在他家后院的门廊上，看着他亲手建造的喷泉和四季雕像。我们谈到去世的兔子：他说他大概不会再养了，因为它们的死让贝蒂很伤心。“她喜欢做母亲的感觉。”他指给我看他为兔子建造的巨大游乐场，里面有一个花园，一个装空调的区域，一个沙盘。在楼上有一个粉红的“兔子房间”。HBO的人曾考虑把它当做女孩的房间，确实很像。 盖拉告诉我，他很庆幸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这让他能够更投入自己的工作。我们重新走进屋内。我问在他拍摄的所有照片中是否有让他不安的。他说是一张杰姬在餐馆的照片。 “她非常生气，喉结都露出来了。”他神色凝重，“我从未公布那张照片。那是我所不愿看到的负面。我喜欢正面的东西—比如风中的杰姬。出租车司机猛按喇叭，她一转头，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两天后，我和盖拉在城里见面。我在WaverlyInn预订了座位。这家时髦餐厅相当于当年的“54俱乐部。”Waverly之行有些奇怪。我们进去时，盖拉脖子上挂着两个巨大的照相机。没有人要求他把相机寄存起来。但周围也没有看到任何名人，大概故意把我们安排在了偏僻的座位，因为我们的样子和环境显得如此不协调。 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开始谈论政治。盖拉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部分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我问他“9·11”时他在哪里。“我和杰姬在床上，”他说，然后嘲笑自己的口误：嘿嘿嘿！“我和贝蒂在床上！从某些方面说，贝蒂有点儿像杰姬。她的声音很小。我比较闹。虽然现在她变得闹了。” 离开餐厅后，盖拉走到街角，开始举起相机拍摄餐厅、在露天花园里用餐的普通人。没有人阻止他，甚至没有人抬头。 拉塞尔·西蒙斯（音乐制作人）歪戴着棒球帽走出餐厅。“嗨，拉塞尔！”盖拉大叫，西蒙斯加快步伐逃走，一副苦恼的表情。 我们站在街角等车。天气还比较凉爽，漂亮的年轻人牵着手在街上踱步。我们谈到文身。他讨厌文身，说它把女人变成了“行走的广告牌”。所以我不喜欢她，她叫什么什么来着，那个赛勒斯的女孩。太有煽动性，让其他十多岁的孩子希望模仿。这不好。“ 我问他，拍摄那些煽动照片的安妮·莱博维茨是否有错。“嗨，我也会拍她，不要弄错了。”他说，“我会拍她，照片肯定好卖。因为我也有偷窥癖，我拍摄性感的东西！你知道，最性感的素材，往往在豪华轿车里，透过窗户能拍到腿。” 我问他，他认为偷窥癖的根源在哪。“在我看来是神秘感。她的衣服后面是什么？让我兴奋的是内裤边线—然而女人们不喜欢内裤边线的痕迹。在我看来这是最性感的东西。我讨厌那种轻薄的东西—丁字裤—我毫不认为它们性感，一点儿也不喜欢。” 我指出，他的喜好已经过时了。现在这个时代甚至丁字裤也算保守了：那么多的小女星未穿内裤的照片上了报纸。 “糟糕透顶！”盖拉呻吟说。“我对内裤情有独钟。 我指出他有点儿变态—“别往糟糕的方面想，但是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老实跟你说！多数男人都这样。我的变态癖好—嗯，比多数男人多，真的。我经常想，它们从哪里来。我猜大概可以追溯到我青春期的时候，看到窗外晾着内裤，让我觉得兴奋。那是我发泄的渠道。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心理剖析。” 在Waverly餐厅时，盖拉给了我一本《杰奎琳》图集。一些页面被贴上了黄色标签，他还用红笔勾出了一些段落。大多是辩护摄影记者言论自由的。这些段落显得古怪过时，他辩护的所有元素都发生了变化—从隐私的定义到名气的性质—他所描绘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然而，盖拉反对虚伪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有一些说服力。 “虽然一些势力的新闻记者不愿承认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中有多少人的作品曾刊登在《生活》、《时代》、《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上？”他在《杰奎琳》中写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争，但我们最终将获得胜利。” 文：EmilyNussbaum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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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7 14: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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