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育OR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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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民办教育要破制度瓶颈发布时间：2015-06-24　　来源：人民日报

　　目前，我国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4.8万多所，在校生达4000多万人，覆盖从学前到研究生各学段。民办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对于民办教育的重要地位作用，各方面已经形成高度共识。

　　目前，民办教育数量不少，但是质量和水平却亟待提高。如何让民办教育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展增质提速，成了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在办学实践和多次调研中发现，民办教育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制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政策环境尚不完善，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如资金、师资等始终难以突破。发展中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让民办教育步履维艰。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试图在法人身份、税收优惠、财政扶持等方面，出台和落实支持民办教育的系列政策。但许多扶持政策长期面临争议、处于“难产”状态。

　　这是为啥？根子上还是单一的政策目标与多样化诉求的矛盾难以调和。民办教育是一个庞大体系，其多样性、复杂性必然导致诉求多元化，只有分类管理，才能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我认为民办学校唯有内涵发展，才能争取新的发展空间。制约内涵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教师。

　　长期以来，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的平等权益尚未得到保障，许多地区的民办学校教师在落户、职称评聘、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还有诸多限制，全国民办学校有300多万教师，这是一支不小的队伍。

　　民办学校教师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存在后顾之忧。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民办学校的师资队伍稳定，加大了民办学校选聘教师的成本。对此已呼吁多年，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在国家制度层面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所以，我认为国家应在战略层面对民办教育定位作出调整，对民办教育改革发展作出新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快立法，着力突破制度瓶颈，推动实现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我建议，大胆探索多种形式的办学体制。只要有利于扩大资源、有利于提高质量、有利于满足多样化需求，在坚持教育公益性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探索公办民办混合、国有民办、民办公助等灵活多样的办学体制，进而实现公办民办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同时，国家应该加强对民办教育的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当务之急是要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民办教育的发展需求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加强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支持。加快研究并出台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配套措施。

　　在分类管理的前提下，国家应该全面落实对非营利性、普惠性民办学校的财政支持。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不仅可以缓解民办学校经费压力，还可起到“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总体上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改进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最终惠及全社会。

　　此外，还要尽快突破教师队伍“瓶颈”。近年来，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正加快推进，应把握契机，下决心把这一问题解决到位，在制度上实现突破。有健全的制度保障，有举办者的热情和付出，我们坚信民办教育一定能够坚持迎难而上，为教育事业贡献新的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吉林省委副主委、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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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发布时间：2015-06-17　　来源：人民政协报

　　职业教育“冷热不均”的现状

　　总体而言，我国职业教育尚不能很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吸引力和竞争力还比较弱。主要表现为：社会上“重学轻术”、“重普轻职”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学生及其家长报考职业学校的积极性不够高，大部分学生及其家长把报考职业学校作为无奈的选择。企业和社会对职业学校学生的认可程度还需提高。职业学校对企业和优秀人才尤其是对技术水平较高的“双师型”教师和专业领军人才的吸引力还不是很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对产业的支撑作用和贡献度还有待提高。中职学生人才成长“立交桥”还不是很完善。

　　职业教育这一切的“不完善”、“不完美”，其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则是：职业教育体系尚未真正理顺，前有障，后有坡，“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其原因在于“职业教育”还有两大困境未得到根本改变：一是职业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完全脱节，职业教育基本未进入义务教育的视野。二是职业教育和“就业教育”及“就业后教育”基本脱节，职业教育和社会对职业能力培养的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职业教育和企业的深度校企合作做得非常到位的屈指可数。职后教育培训也是职业教育应有之义，但是目前这方面关系没有理顺，职业学校的“职后教育职能”尚不能很好发挥。为此建议：

　　政府要统筹

　　均衡发展高品质职业教育

　　政府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统筹职业教育事业，包括统筹学校布局、统一教学设施标准、统一教学标准、统一考核标准，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把普高职高生水平调到同一档次，社会尊重职校生，积极在全社会倡导“每个人的智慧都很重要”和“让家长放心把孩子送进职校”等先进理念，引导全社会逐渐认识和接纳职业教育。高等职业学校对就读学生，要逐步实现“教育的完全免费”，由目前的减免学费，到未来逐步减免教材费、午餐费、住宿费、医疗费和农村学生的交通费等等一切费用。

　　每两年对包括私立学校在内的所有职业学校进行全面督查评估，评估内容围绕学生的毕业率、就业情况（学生是否适应社会工作）、学生进入大学深造情况、员工能力、教师的高质量教学和学校开发项目等五大方面进行，评估信息面向社会公布。根据考核，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质量管理进行分析后，保留好的学校，颁发办学许可证，下拨经费。同时，要把就业准入纳入法律保障体系，真正建立一个涵盖整个职业教育领域的资格认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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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职业教育进入“升学导向”误区发布时间：2015-06-17　　来源：人民政协报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然而，由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以及用人单位片面强调高学历、高学位的社会现实，学生和家长提高学历学位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随着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深入，职业学校的升学倾向日趋明显，出现了好高骛远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过度强调中职和大学应用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的衔接，强调职业教育学生学历水平的提升；甚至把师范教育、医学教育、音乐教育等都纳入职业教育范畴，有职业教育泛化的现象，等等。据统计，在各地教育规划纲要中有关中高职协调发展的关键词排序中，“实现中高职衔接”位列第一，占比为87.1%。

　　在本世纪初，我国台湾地区也曾发生类似的现象，1998年台湾中职升学率只有24.76%，到2008年中职升学率高达86%。以升学为导向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台湾产业升级对人才需求结构变化的需要，满足了学生的升学愿望。但盲目追求“高学历”，导致职业学校日益走向学术化，专业教学和技能培训不受重视，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相脱节，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职业教育失去特色。

　　事实上，技能型人才的成长有他们独特的规律，技能的提升不是通过学校学习就能够完成的，实践性是其关键属性。上海市劳动模范李斌的成功案例就是最有力的说明，他初始学历只是中专，毕业后先到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在取得实践经验后重回学校，学习结束后再返工厂，工学结合，学以致用，用后再学，边用边学，逐步成长为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兼备的技能型人才。由此，不难发现，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不是通过中职—高职—应用本科—硕士—博士这一直接贯通的模式进行的。

　　职业教育本质上是面向地方经济发展的教育类型，其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其特色是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服务发展、促进就业”是其办学宗旨。职业教育的结构层次必须与区域产业技术水平相适应，否则必然造成人才培养的浪费。过于强调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衔接与贯通，过分拔高职业教育学历，只会导致职业学校成为类似普通学校一样的升学教育，从而削弱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弱化职业学校原有办学特色。

　　为此，我们认为，我国职业教育应立足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力戒浮躁，切忌好高骛远，坚持自身办学定位，实实在在地把握经济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层次需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和职业院校应真正理解和落实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精神，牢记现代职业教育的特征不是职业教育学历的“升格”，而是与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升级相对应的高质量、重内涵的“升级版”职业教育。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各地政府部门应根据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对不同层次技术水平的人才需求，确定职业教育发展的层次和规模，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提升地方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职业院校要坚持科学定位，摒弃盲目攀高升格的倾向，在统筹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优质的中等职业教育，关、并、撤掉规模小、设施差、师资弱的职业学校，促进职业教育规模化、集团化、品牌化；加强对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监控评价，促进职业院校主动适应产业升级转型需求，彰显技能人才培养特色，有效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在使每个学生都成为合格劳动者的同时，培养一大批职业教育的拔尖人才、行家里手。

　　第二，抓好职业教育的用人端。建立国家及地市级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监测预报制度，定期发布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状况，特别是紧缺专业岗位人才的需求状况，以引导职业院校及时设置、调整专业和专业方向；完善行业指导机制，发挥行业组织对本领域职业教育的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作用，收集、发布国内外行业发展信息，开展新技术和新产品鉴定与推广，引导职业教育贴近行业、企业实际需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用人单位要为职工提供职业教育经费和时间，有条件的行业组织、企业可以举办职业学校或委托职业教育机构进行职工培训，为职工继续学习提供便利。

　　第三，切实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中小企业实习中心，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措施鼓励大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发挥骨干示范作用；以财政专项形式推动行业组织参与职业学校专业课程改革，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校企合作形式化的问题，促进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系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教科院副院长）

作者：胡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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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对民办学校合理营利别总耿耿于怀发布时间：2015-05-15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今年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一揽子修改的修正案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

　　无疑，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分类管理的决定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是一大利好消息，突破了对教育属性的传统认识，进一步厘清了民办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释放出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教育的积极信号。

　　今天再去争论教育本身是营利还是非营利，就像当年争论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一样，没有意义。中外教育发展历史表明，放开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并不是洪水猛兽，教育既可以是公益事业，又可以为营利产业。在当前国情下，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举办教育，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当前深化教育领域改革，仍然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抓紧推出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重要改革举措，务求取得更大成效。”以此观察当下的民办教育改革，实行营利性、非营利性分类管理无疑抓住了“牛鼻子”，以此为突破口，有利于让营利性民办学校通过提供优质教育服务获得堂堂正正、合法体面的收入，将有力激发社会力量投资教育的热情，为教育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产品，带动教育消费和经济发展。

　　当然，分类管理是一项复杂工程，要想释放民办教育改革的“红利”，目前要做的不是急于欢欣鼓舞，而是要加快顶层设计，使政策真正落地生根。

　　现实中，民办教育优惠政策就像一张画好的饼，看得到、吃不到，出台多、落实少。许多政策因不具操作性被束之高阁，社会资本投入教育屡屡遭遇“弹簧门”、“玻璃门”，引发民办学校举办者对政策普遍缺乏信心。近年来，在政府对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社会、企业和个人投入的比重大幅下滑，呈“国进民退”态势，就是印证。在此，有必要澄清几点认识，走出分类管理的误区。

　　其一，营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是两种不同的办学类型，不存在高低之分。眼下，许多人一听到营利性民办学校就认为办学质量低下，投资者唯利是图。其实营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不是一种是非价值判断，而是一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管理办法。营利性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具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正如著名教育专家阿尔巴赫特所言，营利性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现象，而且它还会继续扩张。

　　当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不能满足公众教育需求时，在适宜的制度环境下，就会有民间营利性教育机构进入，来填充非营利性组织留下的市场空间。非营利性并不等于高质量，营利性也并不代表低水平，非营利性学校也存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质量不高的现象，营利性学校也可能办出特色，国外许多营利性民办学校同样得到政府的保护，受到市场的欢迎，不愁生源。对此，我们不能以歧视的眼光看待营利性学校，只要符合国家法律，对于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就不应该存在道义和非道义的区分，都应得到尊重和允许，并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

　　其二，应从国家层面对营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长期以来，我国按照非营利性制度设计民办教育，缺少允许营利性教育存在的制度环境，公众对民营企业、民营医院获取经济回报习以为常,对于民办学校营利却耿耿于怀。现在既然政府允许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就应该给予其发展空间和相应的支持政策。营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都是市场的产物，政府应该站在民众立场上，从教育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教育服务体系的建构者和监督者，合理配置公共资源，让人民在教育消费过程中得到质量保障，这才是政府的分内之事。

　　营利性民办学校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价值追求、运行规律、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有明显差异，在课程设置、教师管理、学生服务等方面也存在区别。政府部门应完善配套制度体系，健全办学许可、注册登记、产权归属、资产管理、财务会计、督导评估、法人治理等基本制度。同时，要完善相应的政府管理和服务体系，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各种政策优惠，不能简单地把非营利性制度设计得宽松一些，营利性制度设计得苛刻一些，而应让两者在公平的赛道上起跑。

　　其三，应尊重举办者意愿，让民办学校自主选择营利性、非营利性。选择营利性抑或非营利性应该是基于民办学校办学主体的自主选择。政府部门不能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以道德名义绑架投资方，强行要求其捐赠或者选择非营利性学校。这样会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有的举办者可能会因此转移资产，转让学校，收回投资，甚至从中牟取短期利益。

　　当前对于学历教育能否营利一直存在争论，《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对举办者采用“合理回报”予以奖励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顾及了我国民办教育投资办学的现实情况。国外一些营利性教育公司可以进行学历教育，美国营利性大学甚至可以授予博士学位。当前，我国营利性民办学校仅限于非学历教育领域，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本科层次以上教育领域尚未放开，应该在准入制度方面有所突破。建议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借鉴国际广泛采用的投资准入管理制度，政府部门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不宜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范畴，清单以外则充分开放，“法无禁止皆可为”，只要按法定程序注册登记即可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四，营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是对运行方式的选择，不能对教师和学生贴上标签。不管是营利性民办学校，还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聘请的教师只要符合资质，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学生都是纳税人的子女，因此，应该同在蓝天下，共享阳光雨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规定，“依法落实民办学校、学生、教师与公办学校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进行分类管理时，应该让学生享受公平教育权利，让教师获得同等“国民待遇”，不能因为所处学校性质不一样，就被差别化对待。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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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献华：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育哲学发布时间：2015-05-20　　来源：《开明》2014年第4期

　　我年轻时，读过赵鑫珊的《哲学与当代世界》，此书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杰出的科学家必然同时又是一位灼然发光和独立思考的哲学家。我在此页批注：教育不也是这样吗？从此，我有了高远的志向：做教师，就要做一位独立思考、有哲学家气质的教师，成为赵鑫珊老师说的“立体型”教师。这个志向，改变了我观察教育的视角，明确了我此后努力的方向。

　　我年轻时，还读过周云汉先生的一篇文章，叫《哲学的贫困化与贫困化的哲学》。该文有一个核心观点：当代的中国，教育哲学非常贫乏，教育方向变化无常，教育思想混乱不堪，并且，这么严重的问题，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若此情况继续下去，中国教育的未来令人担忧。我当时是新教师，初出茅庐，对周先生的话语似懂非懂，现在过去快三十年了，我才完全明白，周先生看问题是深远的。

　　引领中国的教育，古代有孔子，现代有陶行知，当代有谁？我还真想不起来。孔子的教育思想，引导中国教育两千多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影响了一个区域的一段时期。可现在呢？以什么教育思想为主导？我们的教育方针一变再变：早期是教育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现在是教育要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教育缺少哲学指导，从而缺少定力，缺少自信，导致教育方向摇摆不定。随之，我们的教育政策也变化莫测，今天雨来明天晴，东边雨来西边晴。到了基层，到了课堂，教育的乱象更是处处可见。

　　教育哲学，就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基本问题的学问。教育哲学贫乏，不仅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环境，更影响从事教育的人。一个没有用教育哲学思想初步武装起来的教育工作者，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瞎撞，做得很辛苦，但成效不大，甚至做了错事也不知。

　　教育哲学贫乏，对教师整个队伍的建设影响更大。我有许多机会接触教坛新秀、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我发现，与他们中的多数交流，很难站在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哲学的层面上对话。假如是听课后的评课，他们的评语几乎是“板书整齐”、“教态端正”、“引入自然”……批评的话语诸如“第二个例题板演漏了两个字”等等，非常“朴实”，少有理论思辨。他们的论文，“论”得很少，更多像经验介绍、工作汇报，没有理论归纳、哲学升华。当下的教师教育，也是这个倾向。集体培训，开的课要“管用”，主要讲授“教法”，排斥“理论”，“教育哲学”类的课程进不了“菜单”。

　　教育哲学贫乏，最终也将影响学科教育。一个没有经过哲学学习、哲学教育、哲学训练的教师（大学里的“唯物主义”基本上是上成政治课的），是很难生长出哲学思考力的。这样的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是不会深刻反思，难以发现深度问题的，更不会自主提出新问题。他们只能依照“习惯”，随大流进行教学。而一个没有哲学思考力的教师，是不可能成为优秀教师的，更不配当学科带头人和特级教师，因为他们极有可能会把学科教育带错方向、引入歧途。

　　（作者系民进浙江省委会委员）